薄熙来是个怪才，可惜生不逢时。假如在民主体制下，凭借他英俊硬朗的形象和出众的口才，一定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轻松击败对手。

那么，他到底是体制内的异数，还是体制制造出来的怪胎？还是体制的牺牲品？我想，三者兼而有之。

可以肯定地说，薄熙来不是反体制的英雄，而是一个政治嗅觉灵敏，有着强烈赌徒心理，敢于在体制内冒险的机会主义者。从他的政绩来看，薄熙来绝非顽固守旧之人，他不但头脑灵活，很能适应新形势，而且勇于探索新路径，似乎总是比别人早走半步。当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之时，薄也曾是自由主义经济的大胆探索者，曾在大连率先提出“经营城市”的新理念。做商务部长的时候也以一副坦诚开明的新型官僚形象为人所称道，加上还会说比较流利的英语，儿子也在西方留学，以至于西方媒体至今还认为他才是中国最西化的政治家。

这样一个西化的政治家怎么会在山城重庆另搞一套，用唱红打黑呼唤毛泽东时代，甚至重回文革，以人治代替法治呢？

这正是由于薄熙来的个人局限性所致。薄熙来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政客，但不可能成为一个一流政治家。因为他心胸不够开阔，过于实用主义，缺乏真正政治家的远大眼光。

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使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根本怀疑。中国以行政控制为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引人注目，似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几年来中国的国进民退虽然招致了很多批评，但是对稳定经济毕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企业以国家为后盾参与全球竞争，虽为西方所诟病，但竞争优势明显，特别在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如此。这种趋势可能使得薄熙来误以为可以走得更远，借唱红打黑剥夺民企资产，用土地财政制造出一个虚浮的 “重庆模式”，希望成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模式。

可惜薄熙来走得太远了。他在重庆一手遮天，推行独裁统治，以人治代替法治，践踏法律，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使打黑变成了黑打。不仅强行没收大批民企，甚至强令沃尔马等外企停业整顿，引起普遍关注。外国政要纷纷前往重庆参观，实地了解情况，观察未来中国走向，看看重庆模式会否蔓延到全国。

当薄熙来在山城重庆呼云唤雨，大搞“唱红黑打”时，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经历过社会主义穷过渡和文革黑暗岁月的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足够的警惕性，决不愿意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走回头路是行不通的。重庆搞的“地方公有制”除非用强权来维持，否则是持续不下去的。未来中国可能将继续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会实行完全的自由资本主义，但也不可能重新回到社会主义。

近些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底层仇富心理滋长，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其以强制手段实现社会公平，不如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使人民通过合法手段维护和争取自己利益，才是解决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手段，这比靠唱红打黑，均贫富的手段更有长期效果。假如薄熙来能有足够魄力和眼光，他应该请示中央，在重庆率先实行民主试点，自己以候选人身份平等参加竞选，一定名声大噪。这样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任谁也不能射落。可惜薄熙来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薄熙来是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制造出来的怪胎，更是体制的牺牲品。体制不改变，未来中国还会出更多薄熙来，政局动荡，乱象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