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薄熙來是個怪才，可惜生不逢時。假如在民主體制下，憑藉他英俊硬朗的形象和出眾的口才，一定會在大選中脫穎而出，輕鬆擊敗對手。 那麼，他到底是體制內的異數，還是體制製造出來的怪胎？還是體制的犧牲品？我想，三者兼而有之。 可以肯定地說，薄熙來不是反體制的英雄，而是一個政治嗅覺靈敏，有着強烈賭徒心理，敢於在體制內冒險的機會主義者。從他的政績來看，薄熙來絕非頑固守舊之人，他不但頭腦靈活，很能適應新形勢，而且勇於探索新路徑，似乎總是比別人早走半步。當年在改革開放大潮洶湧澎湃之時，薄也曾是自由主義經濟的大膽探索者，曾在大連率先提出“經營城市”的新理念。做商務部長的時候也以一副坦誠開明的新型官僚形象為人所稱道，加上還會說比較流利的英語，兒子也在西方留學，以至於西方媒體至今還認為他才是中國最西化的政治家。 這樣一個西化的政治家怎麼會在山城重慶另搞一套，用唱紅打黑呼喚毛澤東時代，甚至重回文革，以人治代替法治呢？ 這正是由於薄熙來的個人局限性所致。薄熙來可以成為一個精明的政客，但不可能成為一個一流政治家。因為他心胸不夠開闊，過於實用主義，缺乏真正政治家的遠大眼光。 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使人們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根本懷疑。中國以行政控制為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引人注目，似乎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幾年來中國的國進民退雖然招致了很多批評，但是對穩定經濟畢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中國企業以國家為後盾參與全球競爭，雖為西方所詬病，但競爭優勢明顯，特別在第三世界國家，更是如此。這種趨勢可能使得薄熙來誤以為可以走得更遠，借唱紅打黑剝奪民企資產，用土地財政製造出一個虛浮的 “重慶模式”，希望成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模式。 可惜薄熙來走得太遠了。他在重慶一手遮天，推行獨裁統治，以人治代替法治，踐踏法律，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使打黑變成了黑打。不僅強行沒收大批民企，甚至強令沃爾馬等外企停業整頓，引起普遍關注。外國政要紛紛前往重慶參觀，實地了解情況，觀察未來中國走向，看看重慶模式會否蔓延到全國。 當薄熙來在山城重慶呼雲喚雨，大搞“唱紅黑打”時，他可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走向一條危險的道路。經歷過社會主義窮過渡和文革黑暗歲月的中國人民已經有了足夠的警惕性，決不願意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經濟已經深深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走回頭路是行不通的。重慶搞的“地方公有制”除非用強權來維持，否則是持續不下去的。未來中國可能將繼續實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會實行完全的自由資本主義，但也不可能重新回到社會主義。 近些年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底層仇富心理滋長，直接影響社會穩定。與其以強制手段實現社會公平，不如把人民的權力還給人民，使人民通過合法手段維護和爭取自己利益，才是解決民生問題最根本的手段，這比靠唱紅打黑，均貧富的手段更有長期效果。假如薄熙來能有足夠魄力和眼光，他應該請示中央，在重慶率先實行民主試點，自己以候選人身份平等參加競選，一定名聲大噪。這樣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任誰也不能射落。可惜薄熙來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薄熙來是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製造出來的怪胎，更是體制的犧牲品。體制不改變，未來中國還會出更多薄熙來，政局動盪，亂象紛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