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看柏拉圖的《理想國》，順便寫了點感想，放在博客里。我指出，“柏拉圖心目中的烏托邦是一個具有正義、智慧、勇敢、節製品質的理想之邦。這是人類思想史上第一個完整系統的理想國家方案，它對此後形形色色烏托邦方案，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產生過重要影響。”有網友看了，提出了疑問：“那麼，是什麼原因使網上的人對柏拉圖推祟備至，卻喜歡妖魔化馬克思呢？” 我的回答是，“柏拉圖所說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的大不相同，他強調社會和諧，而不是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你看看全世界推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哪個有善果？”

最近“知青”話題比較熱，也湊上說幾句。我認為整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與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都是分不開的，所謂的“知青”就是毛澤東烏托邦理想的犧牲品。

烏托邦是許多先哲構想的理想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人人平等，和平安寧，民風淳樸，道德高尚，人民安居樂業，沒有戰亂。這種理想多產生於經過長期戰亂流離之苦，人們對現實世界感到絕望而希冀一個理想的國度。柏拉圖的《理想國》構思於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中國古代也不乏這樣的烏托邦，老子的“小國寡民”就是如此，在這樣的烏托邦里，“雖有兵甲, 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樂其俗, 鄰國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中國歷代農民起義初期往往以“均貧富、等貴賤”的烏托邦理想為號召，一呼百應。洪秀全創立的太平天國就是這樣的烏托邦。康有為在他的《大同書》裡也設計了一個沒有等級差別，沒有私有制的太平世界。

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發端於他的青年時代，受當時盛行的“新村主義”影響很大。這種烏托邦理想肇始於法國和日本。新村主義主張脫離舊社會的惡勢力，另闢一塊小天地，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腦力和體力勞動對立，人人平等，互助友愛的新村。這種烏托邦理想對五四時代的青年學者影響很大。劉師復、鄭彼岸曾計劃在九龍宋王臺畔建立“紅荔山莊”；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對日本的新村主義系統地作過介紹，並於1910年專程赴日本九州參觀；毛澤東、張昆弟等1918年寄居長沙嶽麓書院時，曾計議建設新村。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寫道：“合若干之新家庭, 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各類不可盡舉, 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 公共蒙養院, 公共學校, 公共圖書館, 公共銀行, 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 公共劇院, 公共病院, 公園, 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 新社會, 而為一‘新村’吾以為嶽麓山一帶，乃湘城附近最適宜建設新村之地也。”

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後，便迫不及待地把他心中空想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付諸實踐。因此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起了合作化運動、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只不過是這種烏托邦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毛澤東的烏托邦和柏拉圖的以哲人治國的理想國完全不同，而和老子的烏托邦更相似，這就是“絕聖棄智”，存在嚴重的反智傾向。建國後對知識分子的打擊、摧殘，對大學教育的改造都體現了這種傾向。而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與接受農民再教育更是有力的證據。在這一點上，毛澤東的思想同蘇聯領導人完全相反。蘇聯領導人號召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是希望他們把先進的城市文化帶到農村，改造農村；而毛澤東則要求城市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試圖用農村來改造城市。

雖然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隨着大躍進的失敗而證明難以為繼，但由於毛的個人權威，一直以欺騙和專制的手段強制推行，直至文化大革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一場“改造思想”、“反修防修”、“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使無數天真的青年經歷了痛苦的的磨難和和嚴重的心靈創傷，尤其是幻滅的痛苦。同時也宣告了毛澤東的烏托邦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毛澤東的烏托邦理想雖然肇禍於中華，然至今仍陰魂不散，尤其是其反智主義傾向，仍在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