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柏拉图的《理想国》，顺便写了点感想，放在博客里。我指出，“柏拉图心目中的乌托邦是一个具有正义、智慧、勇敢、节制品质的理想之邦。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它对此后形形色色乌托邦方案，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网友看了，提出了疑问：“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网上的人对柏拉图推祟备至，却喜欢妖魔化马克思呢？” 我的回答是，“柏拉图所说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大不相同，他强调社会和谐，而不是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你看看全世界推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哪个有善果？”

最近“知青”话题比较热，也凑上说几句。我认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都是分不开的，所谓的“知青”就是毛泽东乌托邦理想的牺牲品。

乌托邦是许多先哲构想的理想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和平安宁，民风淳朴，道德高尚，人民安居乐业，没有战乱。这种理想多产生于经过长期战乱流离之苦，人们对现实世界感到绝望而希冀一个理想的国度。柏拉图的《理想国》构思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中国古代也不乏这样的乌托邦，老子的“小国寡民”就是如此，在这样的乌托邦里，“虽有兵甲, 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居, 乐其俗, 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初期往往以“均贫富、等贵贱”的乌托邦理想为号召，一呼百应。洪秀全创立的太平天国就是这样的乌托邦。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也设计了一个没有等级差别，没有私有制的太平世界。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发端于他的青年时代，受当时盛行的“新村主义”影响很大。这种乌托邦理想肇始于法国和日本。新村主义主张脱离旧社会的恶势力，另辟一块小天地，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脑力和体力劳动对立，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新村。这种乌托邦理想对五四时代的青年学者影响很大。刘师复、郑彼岸曾计划在九龙宋王台畔建立“红荔山庄”；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对日本的新村主义系统地作过介绍，并于1910年专程赴日本九州参观；毛泽东、张昆弟等1918年寄居长沙岳麓书院时，曾计议建设新村。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合若干之新家庭, 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各类不可尽举, 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 公共蒙养院, 公共学校, 公共图书馆, 公共银行, 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 公共剧院, 公共病院, 公园, 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 新社会, 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毛泽东在中共建国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把他心中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因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起了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只不过是这种乌托邦理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的乌托邦和柏拉图的以哲人治国的理想国完全不同，而和老子的乌托邦更相似，这就是“绝圣弃智”，存在严重的反智倾向。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摧残，对大学教育的改造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而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与接受农民再教育更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思想同苏联领导人完全相反。苏联领导人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是希望他们把先进的城市文化带到农村，改造农村；而毛泽东则要求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试图用农村来改造城市。

虽然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随着大跃进的失败而证明难以为继，但由于毛的个人权威，一直以欺骗和专制的手段强制推行，直至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场“改造思想”、“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使无数天真的青年经历了痛苦的的磨难和和严重的心灵创伤，尤其是幻灭的痛苦。同时也宣告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虽然肇祸于中华，然至今仍阴魂不散，尤其是其反智主义倾向，仍在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