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最近国内有股托克维尔热，主要是因为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重视。

百度百科对托克维尔的介绍中说：“他的政治理论对中国的现代政治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学界，遑论官方。他的擅长思想，是一种真正的擅长，一方面，他具有社会科学家所应有的冷静、理性、客观；同时，他又葆有着人文学者的那种热情、理想与信念。他将二者很好的融合为了自身的学术气质，这种气质恰恰是我国许多只能执其一端的学人所缺乏的——或沉迷于工具理论而不问出路何在，或为宣扬个人理念而盲目事实。”

本书之所以此时引起重视，是因为书中论述的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与时下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第三编尤为重要。其中第三章讨论“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第四章探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第五章讨论“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一些中国政治精英心中可能也有相似的疑问，希望从中找到答案。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不能兼容的。他说，“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主是为了自由而追求平等，社会主义则是为了压迫和奴役而追求平等。”一个追求民主的人不可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说，“至于说到我，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并存的，你不可能将两者混在一起。”从这一点引申开去，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非常深远而广泛，它刺激了美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第三世界革命。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可是实际上却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托克维尔发现，“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中国革命也是如此。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并没有没中国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反而是更加严苛的专制和更加沉重的苦难。正所谓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历史事实证明，革命善于摧毁，却拙于建设；只会带来新一轮的暴政，而不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和正义。因此，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实行渐进式改革。

当然，改革绝非易事。翻开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改革者很少有好下场的。从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新政”、晚清光绪皇帝推动的“戊戌变法”，改革者的确大都不得善终。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改革必然会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必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改革者会因此会被忌恨、攻击、栽赃陷害，最后身败名裂，甚至丧命。

商鞅本来生活在战国初期最强大的魏国，魏国丞相临终前对魏王说，商鞅的才华比自己高过百倍都不止，建议魏王重用商鞅。如果不用商鞅，干脆就把他杀了，省得他将来被别国所用，成为祸患。可惜他的建议未被魏王采纳。于是商鞅来到秦国，推行变法，帮助秦国从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国发展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商鞅改革触犯了贵族的利益，他为推进改革，不惜拿太子开刀，当然招恨，也召祸。最终被控谋反，落了个被车裂的悲惨结局。

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以“三不足”开路，声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根据当时的社会积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诸位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由于朝廷内部因变法而引起的斗争，王安石被罢官，改革夭折。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主要内容包括：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但变法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六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史称“百日维新”。

历代改革失败的原因并非由于百姓反对，而是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今天的中国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自由资本主义，而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们利用权力寻租轻易获得社会财富，榨取人民血汗。解决之道无非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监督。可是，如何监督？没有另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没有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让一个利益集团的某些人对另一些人进行监督，效果如何保证？可以肯定地说，随着利益集团越来越庞大，改革的阻力也将越来越大。天下苦秦久矣，老百姓怨声载道，最终流血革命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