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抽时间把林语堂的名著《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看完了。这部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书，今天读起来仍觉得津津有味。书中对中国国民性格和中国文化的描写之准确生动让人击节称叹。将近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也经历了革命、战争、政治运动的轮番洗礼，可是中国人的基本性格似乎并没有变多少，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人仍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该书英文版1934年在美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很快被译成许多西方语言文字。《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人才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 但有些国人并不认同，有人把这部书的书名改成了《卖Country and People》，认为林语堂家丑外扬，出卖国家人民。拿现在的时髦话，就是“卖国贼”。这实在是误解。只要心胸不是过于偏狭，读者不难从中读出作者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子之心。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者认为，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因此“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的。” 在1939年出版的修订本中作者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一章，断言中日战争将以日本的失败而结束：“在这场战争的末了，中国将遭到破坏，而日本则会虚弱得变成二流强国。”

作者对中国不同地区国民性格的描写显然参考了很多国内外观察家的研究成果，但又别具特色。这里引用几段：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事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继林语堂之后，对中国国民性格研究的著作不断问世。不少人从地理环境因素入手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比如范勇在其新作《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具有季风性格特征。表现为接受性、忍耐服从以及刚强和坚韧。又分为黄河类型和长江类型。季风性格黄河类型的独特之处是意志力紧张和民族感强，注重实际。季风性格长江类型的独特的特性是奉行快乐原则，生活讲究；热爱艺术，富于美感。 总之，这种性格特征是：1.忍耐、服从；2. 刚强、坚毅，3. 勤劳、俭朴,4. 平等、平均。

这种民族性格的表现为：好面子、讲礼仪、讲孝道、重师道、识时务、知足常乐、安分守己。变异性格则为：怯懦、讲身份、互相猜疑、重物欲享乐。派生性格为：守旧、势力、趋吉避祸、爱好和平。

中国人又具有双重性格，突出表现在几组二元对立1.大公无私Vs自私自利；2.节俭Vs浪费；3.守信Vs背信；4.自尊Vs自卑；5.仁爱Vs残忍。

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不新鲜，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认为气候决定人类特性；柏拉图则认为人类精神生活受海洋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某些民族特性和社会性质；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这种气候特征造就了希腊人的优良品性，因此他们天生能够统治其他民族。16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博丹主张地理环境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进步。他认为，北方寒冷，使人们的体格强壮而缺少才智，南方炎热，使人们有才智而缺少精力。因此，统治国家的决定因素也应当有所不同：北方民族依靠权力，南方民族依靠宗教，中部民族依靠正义与公平。林语堂等人显然也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

这种观点显然过分夸大自然环境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肯定具有一定作用， 但它并不是决定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的主要因素。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在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存在，并不能说某地区（比如中国）的地理环境只适合专制制度而不适合民主制度，另一地区（比如美国）的地理环境适合民主制度而不适合专制制度。显然，中国国民性格的形成决不仅仅受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熏陶。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国民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