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絕頂聰明，但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他的一生是一個悲劇。這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曾寫出過汪洋恣肆的《女神》、《地球我的母親》等鴻篇巨製，1927年也寫出過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可是到了晚年竟墮落成為一個政治應聲蟲，馬屁詩寫手，可悲可嘆又可憐。

我在《吳晗的悲劇值不值得同情？》一文中就想探討個人選擇和時代悲劇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以吳晗為代表的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因為他們生活在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國。同時，吳晗的悲劇也和個人選擇有關係，他的悲劇在於失去了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成了迎合政治的“御用文人”。這個判斷用於郭沫若更加合適。就私德和政治操守而言，郭沫若還不如吳晗。

有人認為郭沫若晚年失德，實際上縱觀這個人的一生，從頭至尾個人品德都乏善可陳。小時候由父母包辦結婚，新婚之夜揭開蓋頭對妻子長相不滿意，五天后離家出走，東渡日本。結髮妻子從此獨守空房長達68年之久。在日本，郭沫若又娶了一個日本女人安娜，並生下五個子女。安娜為和她結婚，不惜和家庭斷絕關係，獨力辛苦撫養孩子，但郭沫若風流成性，頻繁出入風月場並染上花柳病。1937年，郭沫若拋妻別子返回中國，又和於立群結婚。於立群的姐姐於立忱也曾是郭沫若的情人，被拋棄後自殺身亡。晚年時，明明知道親生兒子身陷絕境，出於自保他也沒有出手相救。

郭沫若的政治操守更加不堪。1926年到1927年他曾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1927年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國共合作期間，看到共產黨上升勢頭正勁，他曾於1926年兩次要求加入共產黨，終於在1927年被批准入黨。蔣介石發動政變，清洗共產黨。郭沫若在朱德家裡，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隨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遭到蔣介石通緝。當他看到中共形勢不妙，武裝起義頻頻失敗，便自動脫黨，於1928年2月亡命日本避難，直到1937年才返國。回國後，周揚建議他去延安，被他拒絕，陳誠邀請他去武漢任職，他欣然前往。他還主動要求去南京拜見蔣介石，向蔣懺悔過去的罪過，決心獻身黨國，將功折罪。後來又看到國民黨失勢，便再次和蔣介石翻臉，投入中共懷抱。郭沫若一生遊走於國共兩黨之間，趨炎附勢，見風使舵，毫無操守可言。

郭沫若文學成就斐然，在日本十年潛心研究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可惜，他後半生的敗筆使得前半生的成果黯然失色，價值大打折扣。1949年後，那個曾寫出《女神》等名篇的文學巨匠郭沫若已經死了，變成了一個市儈、小丑、點綴政治風景的文化太監，專以逢迎權力、歌功頌德為能事，寫下了一系列粗俗不堪、令人噁心的打油詩。他的學術研究也變成了趨炎附勢的工具，文革中出版的《李白與杜甫》“揚李抑杜”傾向明顯，因為毛澤東不滿學術界“揚杜抑李”的傾向，要翻這個案。郭沫若秉承上意，並付諸行動，成為學術界的笑話。

1958年他寫了《臘梅花》，歌頌大躍進違逆天道的胡來蠻幹，“在冬天開花已經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規律可以改變花期。不是已經有短日照菊開在春天？我們相信臘梅也可以開在夏季。” 他吹捧老毛更是不遺餘力。1958年國慶寫的《宇宙充盈歌頌聲》：“廣場浩蕩人如海，豐碑巍峨天變矮。人間出現雙太陽，天上地下增光彩。” 文革時竟寫詩說毛主席比自己的親爺爺還親，自甘當孫子，要知道他比老毛還大一歲，如此搖尾乞憐，讓人不齒。

毛澤東授意江青整頓文藝界，郭沫若如五雷轟頂，誠惶誠恐，為了討好江青，特向她獻詩：“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他又寫詩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批判鄧小平翻案。

人格如此卑下，郭沫若為人鄙視理所當然。即使他的兒子郭世英也對自己父親的所作所為看不下去，有一次指着他父親的背影對同學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涉世未深的郭世英不理解，1949年後一次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已經把他的父親完全變成了只會對權力唱頌歌的馬屁精了。他也不會料到，他從父親早期詩歌中汲取的叛逆精神將給他帶來厄運。

天資聰慧的郭世英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63年被打成“反動學生”，被送到河南西華農場勞動改造。在此期間竟愛上了農業，返京後便轉學上北農大。在他看來，“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1968年4月在北農大紅衛兵私設的牢房裡受了三天三夜的折磨後，跳樓自殺。就在一年前，郭沫若的的小兒子郭民英在音樂學院因聽西方音樂被人批判搞“特殊化”，已經憤而自殺。

郭沫若文革中能逃過一死純屬僥倖，因為他留下的“辮子”實在太多了。 文革開始後，郭沫若一直惶惶然如驚弓之鳥，為了自保，竟然全盤否定給自己帶來聲譽的前半生的所有文學成果，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但“革命群眾”仍不放過他，有人針對他寫的馬屁詩《滿江紅--領袖頌》中的詩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 質問他：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麼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為了避禍，他甚至東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偽裝求生的地步。

寫到此，我對郭沫若產生了一些同情，在文革的疾風暴雨中，他實際上無處可逃，只能委曲求全，賴以活命，實在是不容易。他寫的那些馬屁詩恐怕也不是發自內心。

讀明史，常常不由得驚訝於那些“言官”的膽量。從朱元璋開始的“廷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懲治這些大膽的言官，可是，效果並不顯著，言官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前赴後繼，知道自己即使被打死也將青史留名。支撐他們的是歷久不衰、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士大夫”精神，因此才出現像海瑞這樣敢於罵皇帝的士大夫官員。1949年後毛澤東在歷次運動中對知識份子肉體和精神的摧殘以及羞辱使得延續幾千年的“士大夫”精神蕩然無存。郭沫若的悲劇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但願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