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为马”这个典故大家耳熟能详，就是把鹿说成马。秦朝奸臣赵高在秦皇死后假传圣旨，害死皇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立弱主胡亥即位，随后为了专擅朝政，又设计害死丞相李斯，灭李斯三族。赵高恐群臣有说真话者，上演了历史名剧“指鹿为马”。

一日，赵高牵一鹿上朝，对胡亥说，这是一匹马。胡亥认为不是马，是鹿。赵高又问左右大臣，大臣中有的惧怕赵高淫威，便附和说是马，有的坚持说是鹿。事后，赵高把说鹿的大臣都害死。从此，“指鹿为马”，成了颠倒黑白的历史经典。

鹿当然不是马，但当有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说，这就是马，你敢坚持说，“不！这不是马，是鹿”吗？难！

在人治社会里，此类“指鹿为马”的历史悲剧一直在上演，主演者的目的只有一个，清除异己，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一个“指鹿为马”的会议。这次会议制造的彭德怀、周小舟等人右倾机会主义冤案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这次会议教会人们的是，真相不重要，人命不足惜，只要一个人掌握了绝对权力，他就可以“指鹿为马”，为所欲为，众人只能唯唯诺诺。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谈了他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后来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引用如下：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庐山会议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解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方针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也鼓励大家提出问题、摊开来分析。可是当彭德怀等人把问题提出来、摊开来时，却被打成反党分子。毛泽东未必没有意识到彭德怀等人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他之所以这么干，无非是清除党内异己分子，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残酷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三年大跃进的荒谬绝伦。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把一份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给了李富春，10月24日，李把材料转送毛泽东。报告列举的事实触目惊人，令毛深感震惊：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的10%，在有的队竟达到了30%。各种惨绝人寰的暴行，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大跃进时期河南总共饿死了二百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占了一百万，都因为河南有个深得毛泽东信赖的吴芝圃。信阳地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全区打人成风，手段骇人听闻。仅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为追逼粮食，经专政机关逮捕的，就有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也有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达667人。在后来河南省委交给中央的检讨中，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为“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也发生了严重饥荒。毛泽东的两位亲戚毛泽荣和文东仙决定赴北京见毛泽东，为民请命。1960年9月下旬，他们到了北京，直到一个月后才获得毛泽东接见，他们向毛反映了公社干部虚报产量、作风恶劣、农村食堂越办越糟等问题。

为了挽救农村危机，一个月后，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三年大跃进的结果是大跃退。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分重新核实的农业实际产量为：

1958年不是公布的5000亿斤，而只有4000亿斤；
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只有3400亿斤；
1960年不是公布的4100亿斤，而只有2870亿斤；
1961年估计全年粮食产量只有2700亿斤。

人们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并寻找渡过危机的方法。

1961年1月，毛泽东号召干部下乡调查，“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中央常委除林彪外全部到农村调查，刘少奇回到湖南家乡宁乡县炭子冲大队，住进旧居。农民对他说：“农村公共食堂不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１２０人，现在不到８０人，死了近２０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临时医院的，只怕是有命插田，没命过年。”在河北，一位农民警告周恩来，“你要是再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

为了解决危机，中央不得不做出决定，解散农村大食堂，紧急进口粮食，从1961年开始，每年进口500万吨，直到1965年。同时紧急疏散城市人口。

毛泽东说，“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 一个人糊涂，代价是三千多万亡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