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閒來無事，讀了一遍加拿大華裔女作家黃明珍（Jan Wong）的自傳體作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神州怨：我從毛澤東時代走到現在的長征》)，並隨手翻譯了幾章
黃明珍是第三代華人移民，上世紀70年代初，受當時社會思潮影響，對越戰和資本主義十分反感，而對社會主義中國充滿了熱情和嚮往。她覺得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改變這個世界，是人類走向烏托邦的希望，那裡沒有貧窮，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中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人間天堂。
懷抱美好理想，她隻身來到中國參觀，並希望能留在中國學習。周恩來特批她入讀北京大學，是當時被允許進入北大讀書的僅有的兩名外國留學生之一。在北大，她學會了中文，並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她主動要求參加政治學習，還要求參加勞動，挖溝，攪拌水泥，挑豬屎，割稻子，開機床等。
黃明珍用細緻的筆觸記錄了她在北大四年的經歷。她來中國，希望通過勞動改造自己的剝削階級思想。但她並不願意完全放棄個人自由。當時她和一個瑞典青年約會，而這個青年曾去過蘇聯大使館申請簽證，於是校方強行拆散他們。為此她差一點被取消留學資格被遣返回加拿大。此事使她認識到，她只是中國政府的一個實驗品而已，她無權選擇朋友，共產黨告訴她誰可以做她的朋友，她才可以選擇誰。
在北大歷史系，黃明珍認識了兩位同學，“毛主席的歌伎”水珠和集中，兩位來自杭州的美女。水珠是女低音，有一副金嗓子，身段苗條。集中是一位身材嬌小、 嬌柔的美女，擅長演奏古箏。她們是在毛澤東親自干預下才得以進入北京大學的。多年來毛一直和她們偷偷幽會，而性也可能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內容。
黃明珍對中國的認識是逐漸改變的。1972年，當他離開蒙特利爾前往中國時，他的心態如此：“1972 年，中國獨領世界革命風騷；北京是人類希望的燈塔；毛澤東魅力無窮。在越戰抗議浪潮洶湧澎湃的叛逆的60年代長大的我，對西方失去了信心。”
“在我們這一代看來，美國政府以及我自己的加拿大政府的公信力已降到了歷史最低點。華盛頓在有關越南戰爭的幾乎所有事情上都在撒謊，從秘密轟炸柬埔寨，五角大樓文件，到米萊大屠殺，無不如此。美國國務院不厭其煩地引用所謂的多米諾骨牌理論，胡說什麼假如西貢陷落，整個亞洲都會成為共產主義的天下，我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將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威脅，等等，不一而足。與此同時，毛澤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加拿大，我們這一代中有很多人認為我們自己的國家正是美帝國主義的一條走狗。“
“那時的我對於世界一無所知，以為西方社會糟糕透了，種族主義、消費主義和剝削的問題難以解決。但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自然衝動，總是希望相信，問題的答案終究能夠找到。我用天真幼稚的邏輯推斷，如果我們自己的政府對我們撒謊，那麼他們的敵人肯定是在講真話。既然中國是多米諾骨牌中最大的那一個，那麼中國講的話肯定最真實。在我的想象中，中國的一切都是和諧而完美的。”
而在1995年告別中國的時候，她又寫道：
“……西方世界，尤其是加拿大，擁有免費的公立教育，全民醫療保障，失業保險，老年退休金…… 可以說，比中國的任何時期都更象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那些年月讓我更加感激加拿大，一個人口稀少卻擁有多元文化的國家。我千里迢迢去中國尋找一個理想主義的、革命的社會，其實我要找的東西就在家裡……不過，我並不後悔把自己的青春年華留在了中國。我不後悔去挖溝、收稻子、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因為青春的奉獻遭到被叛而感到恥辱、難過，甚至憤怒。曾經擁有信仰而後又失落，還是比從來就沒有過信仰要好。那些歲月教會了我：我是誰；我想在什麼樣的世界裡生活。他們讓我明白了待在西方的家裡永遠也不可能體會到的生命的真諦。如果你告訴一個住在多倫多的人，民主與自由真好啊！他們會很奇怪地看着你，就象你在稱讚氧氣如何美好一樣。我對‘工人階級的天堂’的醒悟，並沒有讓我變得愛冷嘲熱諷，只是我的耐心少了很多。自從我在中國居住過以後，我再也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了。理論上太完美、太黑或太白的東西都會令我懷疑。如果說我還堅持一種信念的話，那麼它就是人的尊嚴和力量。今天所有我相信的東西都必須經得起推敲，而且也能給我五歲的孩子作出解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琢磨自己思想的轉變。我曾經決心要象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傳播者那樣生活。但是最終，我選擇了另外一條‘長征’之路。中國已經變了，我也一樣。”
黃明珍的心路歷程是真實的。法國前總統克雷孟梭本人是右派，但他的兒子卻是共產黨員。對西方左派，他是這樣看的：如果二十歲時你不是共產主義者，你這人缺少良心；如果三十歲時還是共產主義者，你這人沒有腦筋。出於對資本主義弊端的失望，在半個世紀裡，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試驗充滿了熱情，先是寄希望於蘇聯，但當斯大林的種種暴行被揭露出來後，他們又轉向古巴，把它當作加勒比海升起的一盞共產主義明燈。但是，當發現卡斯特羅只不過是蘇聯帝國政治棋盤上的一枚卒子後，才把目光投向毛澤東的中國，其結果自然也是失望。
中國左派和西方左派的理想幻滅過程並無二致。當年的紅衛兵、知青一代都經歷過理想幻滅的痛苦。1969年底，遊蕩在城市的數百萬無業紅衛兵成了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毛澤東已經不再需要利用他們打、砸、搶了，於是輕巧地說，“好辦法就是送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被遣送到最貧困的地區和邊疆，做了“新農民”的紅衛兵們真正接了“地氣”，在煉獄般的環境中認清了中國社會醜陋的現實，他們終於發現，這個國家一度蒸騰着的狂熱理想只不過一隻美麗而巨大的肥皂泡，在“偉大領袖”一命嗚呼之後便驟然破裂，原來令舉國狂熱的理想只是建立在領袖個人的威權與狂熱之上，何等膚淺！中國現當代文學評論家陳思和在談到這批人時說，“在他們最需要信仰和確立信仰的時候，狂熱、幼稚、盲目把他們不容置疑地推上了罪惡的第一步--紅衛兵運動，不自覺地為人作刀俎，轉眼間又不自覺地淪為魚肉，直到他們在‘上山下鄉’中苦苦 煎熬……無所依憑，心中無物無神。”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沒有個人自由、沒有人權、沒有社會正義的時代。對此，今日最高領導集體中的四位“知青”應該深有體會。如果他們不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應該被徹底否定，被詛咒的時代，至今不願為毛祛魅，反而再度神化毛，必定有他們不願為人知的目的。但我希望他們既有良心，也有腦筋，不走毛澤東的邪路，則國之幸甚，民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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