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夏志清在谈到张爱玲时曾说过：“I made her a great writer, and she was a great writer”(我使她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她也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这话说得不错。张爱玲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作家，但很长时间却被误读为鸳鸯蝴蝶派作家而被文学史家有意无意地忽略。如果没有夏志清为她正名，她很可能被彻底湮灭， 失去文坛一席之地。夏志清和张爱玲关系密切，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张爱玲寄给夏志清的每封信都被悉心保存，并编号，先后竟有103封之多，2013年在台湾出版，夏志清给每封信都加了评注。

除了张爱玲，夏志清在书中还“捧”了沈从文、 钱钟书、张天翼。他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钱钟书是吴敬梓之后最有力的讽刺小说家，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这些作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在大陆现代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1984年黄修己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5年温儒敏、钱 理群、吴福辉编写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都增加了张爱玲、沈从文等作家，并给予高度评价。钱钟书对夏志清颇为感激，曾在一封信中称赞他的书“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可是唯独张天翼是一个例外。夏志清认为，张是个讽刺天才，他的文学才华不知比鲁迅高出多少倍。奇怪的是，他捧的四个人中，前三个都红起来了，出版社大量印刷他们的作品，张天翼的作品就是火不起来。夏志清推测可能是因为他后来奉命改写儿童文学，在文坛就没有影响力了。

说回张爱玲。张爱玲的一生是一个传奇故事。她出身于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祖父张佩纶是清末“清流派”大臣代表，祖母则是清廷重臣李鸿章之女。到她那一代，家道已经衰落，她因她比常人更能深刻体验到世态炎凉和经济困顿的悲哀。

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浪荡公子，吸毒成瘾，挥霍无度。而她的母亲则是一个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新女性，思想独立，性格倔强，因不满丈夫吸毒、娶二奶愤而远适他国，最终离了婚。而张爱玲的后母是一个心胸狭窄，嫉妒心强的女人。张爱玲曾因与后母发生矛盾被父亲毒打。她在《私语》一文里这样描写:“我后母一边尖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 她打我! ’这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趿着拖鞋，啪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 你还打人， 我就打你! 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边, 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 不仅如此，父亲还把她监禁在空房里面。这次恐怖的人生经历在少女时代的张爱玲心中埋下了恐惧的种子，并影响了她日后的创作。

后来，张爱玲逃离父亲，回到母亲身边。1939年她通过了伦敦大学的考试，但因战争无法成行， 只得进入香港大学学习。在香港读书期间，港岛沦陷，学业中断。1942年春，张爱玲从香港到上海投靠姑妈， 秋天，进入圣约翰大学。因为战争，张爱玲与几年前去新加坡的母亲断了消息，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被迫放弃学业。在沦陷的上海， 她又一次感受到人生的无常、荒诞和无奈，在孤独和生命中惘惘的威胁下，她开始用写作来释放心中的块垒，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从1943年到 1945年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期。她的故事告诉读者，旧秩序崩坏以后并无奇迹产生，这个世界仍然一天天坏下去，满目苍凉；年轻一代无论如何挣扎、叛逆都无路可走，注定要颓唐下去。李欧梵说过，张爱玲作品中“断瓦颓垣”的意义正是她颓废艺术的精神所在，令人想起起《红楼梦》中的断瓦颓垣。

张爱玲在大陆的创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1952年她回到香港，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完成中断的学业，获得批准。随后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工作。1955年秋，张爱玲孤身一人，以难民身份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离开香港赴美，从此再无好作品问世。

张爱玲的情感生活也颇多挫折。她深爱胡兰成，甚至甘愿为他背负“文化汉奸”的罪名。然而，可悲的是，张爱玲得到的却是胡兰成情感上的背叛。胡兰成在流亡路上，先是与护士小周，后与斯家小娘范秀美同居。孤傲的张爱玲无法忍受这种背叛，在痛苦中与胡兰成离了婚。

张爱玲抵达美国后，先住在“救世军”的女子宿舍，相当于难民收容所。1956年3月，她申请到由一位作曲家的遗孀创立、为艺术家提供半年居住以安心创作的文艺营。36岁的张爱玲在那里认识了66岁的赖雅并仓促结了婚。赖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著名作家，曾在好莱坞写过剧本，拿过每周五百美元的高薪。可是由于不善理财，晚年陷于贫困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到了六十年代中叶，贫病交加的赖雅得了中风，完全瘫痪，使张爱玲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为赖雅治病花光了二人的积蓄。

刘绍铭在《落难才女张爱玲》一文中，谈到这个时期张爱玲四处求人找工作的窘迫之相。当时刘绍铭在维斯康辛大学任教，竟收到张爱玲十八封信。经过四处联系，终于在迈阿密大学为她找到了一份为期七个半月的“驻校艺术家”的职位，每月收入一千美元。在给刘绍铭的一封信中，她表示，“为了写作，我离群索居，不必为衣着发愁，因此除日常必需品，再无其他开支。但不管我多小心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院长让她每天坐办公室，以备学生咨询，“光去看看书也成”。可她自由散漫惯了，竟不守规矩，引起不满。1969年，她又得到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可她依然故我，“日间极少出现，工作都在公寓，上班的话，也是夜晚才到办公室。”1971年因和中心主任陈世骧产生矛盾再次失去工作。张爱玲在 1971年7月10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和陈世骧的对话，陈世骧认为她的研究文章经修改后仍看不懂，张爱玲却满不在乎地反讽道：“加上提纲、 结论，一句话说八遍还不懂，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些话让陈世骧很生气，坚决解雇张爱玲。张爱玲是作家，大学未毕业，不善研究，硬要她写研究文章实在是强人所难。可是，拿人薪水，就要 做事，老板不满意，让你走人就得走人，没话可说。

1971年秋，张爱玲搬到洛杉矶，之后整整三年都处于失业状态，没有固定收入， 仅靠旧作发表得到的稿酬维生。1974 年6月9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自己“投稿都是为了实际的打算”，就是赚稿费。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之下要写出好作品实在是不容易。

晚年的张爱玲生活更加凄惨，居无定所，并时常为奇怪的虫患所扰。1984年11月5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提到：“我因为老房子虫患被迫仓皇搬家，匆匆写张便条寄地址来。”1984年12月22日，她在信中称：“我这一年来为了逃虫难，一直没固定地址，真是从何说起。”据网上说，“从1984年8月到 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 算下来搬家次数多达180次。” 这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是租住，看房、签租约、退租，都很耗时间，一个星期搬一次家很难想象，除非她住在免费的临时庇护所（shelter）。 如果她真的一直受虫患袭扰，可以想象她居住的环境有多么糟糕。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美国病逝，死后六七天才被人发现。与此同时，大陆的“张爱玲热”也达到了高潮。各种纪念活动纷纷举行，大众传媒连篇累牍介绍张爱玲及其作品，有关张爱玲的传记也相继出版。2000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举行了“张爱玲 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学者探讨了张爱玲在消费领域的“传奇”及其在现代中文文学中的地位等问题，甚至有人提出“张学”概念。随着2007年张爱玲的小说《色•戒》被李安导演改编拍成电影热播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0年是张爱玲逝世十五周年，也是她诞辰九十周年，中国各地竞相出版了关于她的资料、书籍，策划各种纪念活动，由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话剧也不断推出，“张爱玲热”达到了“沸点”。这一切让人不禁感叹：张爱玲真是生不逢时，假如她没有去世，此时回到大陆，一定是名利双收。

据说当年张爱玲欲离开大陆时，夏衍曾想挽留，在得知她已离开时直叹可惜。前不久在和网友讨论张爱玲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当初张爱玲不去香港，留在大陆，她的命运将会如何？我认为她当初逃离大陆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以她孤绝的性格绝对逃不过反右和文革，甚至可能死于非命。

有人认为，冰心代表“淑女型文学”，丁玲代表“叛女型文学”，此二人在大陆都大红大紫，而张爱玲对她们一个都看不起。她曾说过，如果有人把她和冰心相比较，她是不会引以为荣的。她对1949年后大陆的政治气氛也很反感，据她弟弟回忆，当她看到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很受不了，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可是，在美国，香港大学曾约她写一篇关于丁玲小说的文章，她也不得不从命，并四处托人搜集材料。 夏志清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说：“张、丁二人的才华、成就实有天壤之别，以爱玲这样的大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