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央視春晚演罷，觀眾紛紛吐糟。有網民稱：“我覺得春晚=國家政策宣講會+網絡段子複習會+微信紅包年會。”

“春晚是全國人民聯歡，不是全國人民開會。”

“今年春晚是我看過的春晚中政治氣息和說教意味最濃厚的一屆，看得心裡一陣陣翻江倒海。”

本來大過年的，一家人團圓不容易，邊吃餃子邊看春晚，就是圖一個樂，政府官員硬要對他們進行政治說教，洗腦，宣講黨的政策，不惹人煩才怪。

我也看了今年的春晚，簡直受不了，只能快進跳過。一言以蔽之，“假、大、空、虛”。中宣部的審查官們腦殼壞掉，良心也壞掉了，生生把一桌上好的年夜飯糟蹋了。

春晚已經徹底變質，由最初的純娛樂節目變成了泛政治化的政策宣示。對此，春晚總導演哈文並不諱言，坦率承認，“可能今年我們有點用力過猛”，透露了官方借春晚強姦民意的動機。有人說春晚是十三億病患共吸鴉片的晚上，我看是誣衊十三億人民的智商。沒看到網上那麼多觀眾吐糟，拒絕吸食這種劣質精神鴉片嗎？

早期的春晚，並沒有太多包袱與經驗的束縛，各種嘗試與創新輪番上陣。例如，在舞台和觀眾席形式上，最開始是茶話會的布局，台下觀眾圍坐在圓桌上，舞台面積不大，聲光電技術也不成熟，舞台上演什麼就是什麼，沒有什麼剪接、假唱問題。春晚節目上也幾經變化。上世紀80年代以歌舞、相聲小品和戲曲為主，語言類節目主要表現小人物的生活故事，比如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吃麵條》、《烤羊肉串》、《胡椒麵》、《主角與配角》等，馬季、姜昆、牛群、馮鞏等的相聲。 這些作品都很樸素，生活氣息濃厚，其功能就是博觀眾開懷大笑。與此同時，歌曲出現重大突破：1983年李谷一的《鄉戀》使流行歌曲開始走紅。總的說來， 這一時期的春晚政治說教意味不明顯，比較“接地氣”，主持人也就是報幕員的角色，和現在的豪華陣容不可同日而語。

90年代春晚開始變味，政治色彩漸濃。1990年的春晚，零點時分，“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和李鵬突然來到直播現場，並發表新年賀詞，也把國家意志強加於春晚。從此，春晚被正式定位為一個國家項目，成為國家政策的宣講舞台。最典型的就是用各種歌曲來歌頌黨的領導人，歌頌國家，《春天的故事》、《走進新時代》、《我屬於中國》等這些“新紅歌”泛濫春晚。閻維文、郁鈞劍，彭麗媛、宋祖英、董文華、張也等人也隨之名聲鵲起。相聲小品的政治與教化功能也得到強化。陳佩斯、趙本山、黃宏、宋丹丹、 郭達、蔡明等無一例外成了政策宣講員。例如《昨天今天明天》裡，趙本山扮演的老農黑土拿着小紅本念打油詩：

“九八九八不得了！糧食大豐收，洪水被趕跑；百姓安居樂業，齊夸黨的領導；尤其人民軍隊，更是天下難找；國外比較亂套，成天勾心鬥角；今天內閣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鬧完金融危機，又要彈劾領導；縱觀世界風雲，風景這邊更好！”

在《拜年》裡，高秀敏說范偉扮演的縣長一年到頭幹了不少大事，趙本山接茬：“ 大事兒一年干老了，香港回歸、三峽治水、十五大召開、江主席訪美，這一年把你忙……這也不是他幹的啊？”

政治宣講不擇手段，美化民眾痛苦，以1999年春晚小品《打氣兒》為典型。黃宏飾演的下崗工人，面對句號扮演的一位街道辦工作人員，在給他的自行車打氣兒的同時，來了一段順口溜：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誰能一帆風順呢？誰這輩子還不遇上點事呀？你就拿我來說吧，十八歲畢業，我就到了自行車廠，我是先入團後入黨，我上過三次光榮榜，廠長特別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組長，領導一跟我談話，說單位減員要並廠，當時我就表了態，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

這段順口溜看似輕描淡寫，反映的卻是極為沉重的社會現實。1998-2003年國企大規模改制中，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下崗，美其名曰：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黃宏小品里扮演的下崗工人就是他們的一個縮影。他為了國家着想，主動提出下崗，個人命運在國家大局面前不算什麼。所謂“犧牲我一個，幸福十億人。”可是，殘酷的現實卻是，犧牲了數千萬的工人的利益，成就了少數人的利益。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使得這種說教顯得越來越蒼白。

進入21世紀以來，春晚日臻“完美”，群星燦爛，光怪陸離，現代聲光電技術和信息通信技術的發達使得春晚越來越“美”，業已演變為一場“高大上”的國家級宏大儀式。與此同時，人們對春晚的評價也越來越低，“罵聲”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