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海关总署昨日公布2012年外贸数据显示12月出口同比增长14.1%，是自2011年3月以来的最大增速，大大超过市场平均不到5%的预期，这引起了不少经济学家和金融机构的质疑。按照彭博社的一篇文章说，瑞银集团（UBS）、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以及瑞穗证券亚洲公司(Mizuho Securities Asia Ltd)的分析师表示，这一增速与港口货物的交易数据以及中国贸易伙伴的进口数据不吻合。 现在中国经济对整个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数据的精准性对于中国境内外投资者以及中国政府的作用日渐重要。中国每一次出炉一组新的经济数据，都会在海外引发同样的问题：这些数据真实可靠吗？这种质疑的确也有一定的根据，中国曾公开操纵经济数据，特别是在某些政治敏感阶段，这并非什么秘密，因为党和政府曾经相信通过虚报数据来提高人们士气或维护社会稳定比实话实说更为重要。实际上质疑声音不仅仅是来自海外，据说新任总理李克强在2007年也说过中国的经济数据是 “人为制造而不可靠“的话。他曾告诉美国外交官，他仅看三个指标：电力消耗，铁路运输量和银行贷款发放数量。这些数据与中国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不易受到政治干预，能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 去年中国股市的表现似乎也明显和中国经济数据唱反调。尽管去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但中国经济增长数据（GDP）仍领先世界，以超过7%的速度高位运行；其它的经济数据，如通货膨胀数据（CPI），也表现得不错，至少好于世界其它类似于中国的经济体；另外中国也没有欧美国家那样的债务问题。可是中国股市却跌破了头皮，其A股指数熊冠全球，股民们哀鸿遍野。这是中国股市的特殊身份，不能像其它国家一样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或是中国经济数据本身就有水分，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 去年到3季度GDP增长仅7.4%，创下近两年半新低。要超额完成温家宝去年初提出的7.5%增长目标，4季度的经济数据尤为关键。似乎好像是有上天的眷顾似的，近来出炉的4季度数据果然不负众望，各种经济指数都由低迷转向强劲增长，严峻形势豁然开朗。中国股市也随之反弹，A股在一个月内大涨15%，由不到2000点涨到现在的2300点左右。这些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数据不得不使人又产生疑问：这是真正的经济状况好转，还是企业在政府的压力下为完成年终目标的突击行动，还是数据受到了人为的干预使其表现非凡以提振人气，挽救股市，完成经济目标？ 其实，今日中国的经济数据绝不是由政府一手遮天、任意炮制的。和前几年相比，中国的重要数据统计方法及其透明度的问题已有很大改善，数据不仅越来越可靠，覆盖面也越来越广。过去，很多企业向地方统计机构报送数据，然后信息经由县、市、省逐级上报至国家。不久前实施的新方法，中国大中型企业应通过互联网将数据直接上报给国家统计局，意在克服中国数据系统中的主要缺陷之一，即雄心勃勃的地方官员为了夸大政绩而虚报经济数据。在2010年，中国开始发布私营部门薪资数据，在此同时，也公开了详细的调查方法，并针对调查方法的局限性展开了讨论。 然而不管数据统计方法如何改进，中国的经济数据的可靠性都不会很高。这有不可为和不愿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统计部门权力有限，它既不是国税局，也不是公安局。由于多种原因，它很难从基层收集到翔实的原始信息。在另一方面，统计部门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构，没有独立性，对于某些有很高政治敏感度的数据，它必须为中央政府预留下可干预的空间，必要时为党和政府的政治目标服务。 例如企业通过互联网将数据直接上报给国家统计局的新方法一出台，下面立即就有了新的对策，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企业在上报数据之前与当地统计机构协商。中国媒体去年4月份的一则报道就列举了许多多违反新制度的事例，国家统计局网站转发了报道，并发布通知要求“坚持独立填报统计调查数据，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授意和干预”。然而这难以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后来承认说，仍有个别基层政府机构置统计法和国家统计制度于不顾，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干预企业独立真实上报。 我当知青时曾在生产队当过会计，亲身参加过按照公社领导意图编造生产数据，并体会到来自最基层的数据是多么不可靠。当时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规定粮食增产的目标是跨长江（亩产800斤）过黄河（亩产500斤）。可是那时我们那里水稻平均亩产要超过800斤很难很难。每年插完秧后公社就会召集生产队干部来估产，你的估计跨不过长江公社干部就不会放人。年终结算时如果你报实际亩产没有跨过长江你也走不了路，说你估产可达800斤，为什么实际产量达不到，是不是私下把分了（这当时是严重的罪名）。你或者把什么东西都折算成粮食凑足800斤上报，或者就按估产虚报应付。不过当时还好虚报并不增加生产队公粮统购的上缴，因此对社员口粮分配没有影响。 既使收集的数据没有人为的因素也不一定可靠，例如外贸进出口数据在中国实行的保税物流区“一日游”政策下就不得不打折扣。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出口高额的退税以及进口货身价高的好处，把国内生产后运到保税区再运回，变成进口产品，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国内有名的达芬奇家居有限公司就采用如此方式把在国内生产的家具在上海保税区转了一圈便成为了身价暴涨的意大利进口货，捞了不少钱，直至被揭露出来。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会鼓励企业去玩这样的境外“一日游”，地方海关官员为了自己的好处也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瑞银集团对中国出口到台湾及韩国的数据和台湾及韩国报告的从中国进口的数据做了长期的对比，发现有很明显的差异，他们相信这种差异就是“一日游”玩出来的，而不是实际的进出口增长。 消费者价格指数亦即CPI数据中各类商品的权重，这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公开信息，外界也很容易据此核查官方数据的可靠性。但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没有对外公布权重。在不知道商品权重分布的条件下，外界就不可能判断CPI指数的变动到底是因为物价出现波动，还是因为计算方法作了调整。国家统计局不对外公布权重分布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数据有很高政治敏感度，它得为党和政府留下可干预的空间。然而如此也造成人们对CPI数据缺乏信心，老百姓对CPI的统计数字感受和实际不符，以致人们普遍有“猪肉都涨价50%了，为什么公布的CPI却为5%。”的疑问 。由于人们对CPI数据公信力的存疑，数据发布前都会出现两个版本的传言，一种是实际CPI，由统计局内部掌握；另一种则是国家统计局即将发布的数据。 另一个重要的数据是中国的失业率（看《中国的真实失业率是多少？》）。中国现行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一直遭到人们非议和诟病，说其以偏概全，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城镇的失业情况，缺乏指标的意义，然而这个数据一直使用至今，没有任何改进。据说有关部门曾报请国务院采用更科学、更接近实际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就业指标并予以公布，但一直得不到任何回应。有人说我国的失业率也有内外两本账。一本是公开账，即城镇登记失业率，一本是内部账，即城镇调查失业率。我想不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既有不想老百姓知道真实情况的原因，也有城镇登记失业率能更好地为党和政府服务的原因。 有经济学家为解答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疑惑，他建立了自己的指数，结果他发现他的指数一般来说与官方数据基本接近，只是在经济急剧减速或强劲增长时才有所偏差。他怀疑中国官方数据在敏感时期做了某种平滑处理，其可靠性只有在敏感时期才会下降。换句话来说，中国的经济数据的幅度在某些特别的时期也许不太可靠，但总的发展的趋势还是可信的。下面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图也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统计系统绝对不是尽善尽美，有的经济数据可靠程度高一些，有的低一些，但我相信没有一项是瞎编乱造出来的。准确把握复杂万变的中国经济形势存在难度，调查方法不够完善，民众对政府缺乏足够的信心，有些数据也的确存在政治敏感度，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数据现存的问题。尽管这些数据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这毫不妨碍人们利用它们作为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指标，看看当今世界股票市场对中国经济数据公布作出的反应程度就知道它们的重要性。我记得原总理朱镕基来加拿大访问回答有人对中国增长数据的质疑时就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孤零的数据也许有水分，但对比还是说明问题的，中国毕竟是在高速增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