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鸡节随想《二》 我想吃火鸡由来已久，记得从安大毕业分配到空一所后还真吃过一次。空一所的所在地南苑机场曾是皇家猎场，我一九八二年到那的时候仍是荒野一片，如果赶上你中午去南苑机场，在大红门的公路上休息一会儿，可能会有十分钟见不到一辆汽车一个人。有一次我路过南苑镇看见一个农民自行车后挂着两只拖着长尾巴的火鸡，在我的印象中火鸡是会飞的，我问他是不是火鸡，他说是，刚打的，我咬了咬牙花十五元买下一只。回去后妻子炖了一锅火鸡汤，大家尝过都说嚼不动，我倒吃得津津有味儿，因为奥·亨利小说中的火鸡对我有着永不磨灭的印象。 一九九六年感恩节周末我进入了美国，当天我来到了New Haven，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我按奈不住绝路逢生的喜悦，决心在美国再打造一次白手起家的辉煌，这是我第几次上上下下了？恐怕至少有三次了，我总觉得还有希望。我很少感叹人生怀才不遇，实际上上帝对每个才子来说会让你怀才有遇，只不过时间未到而已，没事儿多看看书，别老喝闷酒，要不然早生华发，想变黑只有染了。那一年没看到烤火鸡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家家户户已经吃完，即使有只剩些鸡架子了，美国人称为“Leftover”，常常在节后带到办公室或会朋友时再次分享。 我没见过美国人平常做整只火鸡吃的，但感恩节这一天一定要吃。很多公司老板这年效益好都会买火鸡送给员工，所以不吃还有点对不住老板。美国家庭做火鸡多用烤箱烤，少数也有用小火油炸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九九七年感恩节是在New Haven华人宣道会过的，一年流血流汗我也算丰收了，挣了三万美金，从这一点来说感恩节对我来说不仅重要而且十分亲切。我当时自己还没有做饭的地方，那天我为教会买了桌布和果盘，希望能尝到日夜朝思暮想的烤火鸡。台湾来的葛弟兄烤了一只小火鸡带来，她太太说没敢买大的，怕大家不爱吃。我站在一旁细细观察耐心等待，可能是人多鸡瘦，等轮到我只剩下骨头架了，我小心翼翼刮了两片肉下来，放进嘴里像嚼木屑一样，我实在不相信多年想吃的火鸡就这味儿。我不甘心，盘算着有一天自己烤上一只大火鸡好好吃吃。 我个人体会在美国挣钱不难，想富也不难，难的是人与人之间有真情，难的是有家可归，那一年教会可真是我的家。教会的牧师是刘同苏，我很喜欢他的为人和人品，同他接触不久，就可感觉出是在老干部家庭长大的孩子，诚实不图虚荣不懂势利。当时他一人在美，我也孤身一人，不言而喻成了好朋友。那年他原未打算在教会举行活动，我劝他说，如果这天教会没活动，我们这些没房没家的人只有上街流浪了，因为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我住的那个地方只能晚上回去睡个觉。他同意了，还真吸引了不少天涯人过来。 那时的教会可称得上是爱的熔炉，五湖四海天下一家，有台湾来的李政医生，很可惜我过于忙生计没有同他做更多的个人接触；有一批在台湾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留美学生；当时秦越也在，后来任教于布朗大学；再往后牛江河和Kathy也来了。这里要写一笔Kathy，她是我接触过不多的温柔似水的台湾女性，据说她父亲曾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派往大陆执行飞行任务被击毙，国民党当局以烈属待遇将他们兄妹三人送到美国。我自幼在空军大院长大，父亲又主管空军情报，对当年两边空中对峙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了解她的身世后对她深表同情，真想象不到她在美国多年是如何打拼的，一年后她又神秘地去了纽约，从此失去联系。我多么期待着有一天Kathy能读到我写的文章，她一定会露出笑容的。 我有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到New Haven不久我发现中国人多开餐馆，朝鲜人多开干洗店，印度人多开加油站和酒庄。一九九八年我决定进入华人从未涉足的行业，倾尽所有买下一个基本保本的小酒庄。没想到接手后美国人蜂拥而至，我也趁势高打高走，为了积累库存，我不得不住在店里。不久感恩节又到了，我本想买只大火鸡好好感恩一番，不过这回牧师说教会今年不搞活动了，我问他感恩节这天你怎么过？他说一个东北来的姓肖的弟兄在家里举行Party，只邀请他和另外一些朋友参加。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更重要的是康州酒法规定这一天不能营业，总不能一天老猫在店里。我四处转了转，大部分店在十二点都关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还开门的店，买了两根熟翅膀回到店里，拿微波炉打了打，味道还行，这时我已有胃病在身，渐感不适，已没有心思再想别的了，还好这年有了自己的小天地，用不着上街溜达了。第二天一位邻居问我火鸡吃得怎样，我说没见着，她说她家还剩些鸡架子（leftover),想吃送些过来，我说多谢不用了，以后还能吃的着。 为了防止再次单飞，一九九九年感恩节我早早套住台湾来的郑教授和福建的陈福，我们三人都是单身，妻子都在海外。郑教授是台湾著名行政管理学者，他的著作在大陆有盗版，此次来Yale做半年访问学者，他经常对我说想去大陆包个二奶，我说你有钱到哪都行，看样子名人也是色眯眯的。陈福一年到头吃喝嫖赌，在美国十一年没有往家里寄过一个子儿，他有两个女儿在老家。一天他同女儿通电话，女儿说：爸，这么多年你没给妈妈寄过钱，我们已经二十岁了，不需要你的钱了。那天我看着陈福，眼圈红红的，可过一会儿就忘了。陈福谁的钱都欠，就我的酒钱他不欠，他至少一星期要喝掉三大箱Budweiser。我对这些人的原则一直是吃吃喝喝行，就是钱不借。郑教授手紧，陈福赌得口袋没有一分钱，那时他已押老板两个月的工资了，我无奈只得因陋就简在超市买了几只熏翅膀，从店里提了几瓶廉价啤酒，到郑教授那儿一直呆到十二点。那天郑教授有点儿心不在焉，说什么都不想吃，可能老想着找女朋友的事，陈福醉成一摊泥，怎么拖也拖不走。 好不容易出了门走到街上，看见了许多提着大包小包摇摇晃晃酒足饭饱的黑人流浪汉，唱着听不懂的歌，我不觉有种凄凉的感觉。我像拖死猪一样把陈福整回他打工的住处后，心早凉了，就像一个孤独的旅客站在寒冷冬夜的站台上，望着没有赶上远去的火车，想回家觉得路远，想投宿又觉得孤独。从那年起我开始谈“鸡”色变了。 11/24/0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