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豆子 我一直主张称朋友同事同学直称名字,不要叫外号或随意起名,时间长了要不叫习惯了倒把人家真名给忘了,现在即使有最先进的搜索工具,记不住真名也很难找到。安大有个同学叫小江西，恐怕他的真实姓名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了。小豆子也是一样，要不是我当年留个心眼，问了一下他的名和姓，他告我叫窦小宾，可能越熟越不好意思问了。 一九七八年我父母亲虽然人到西安，但他们仍希望我们五个子女继续生活在北京，互相就近有个照应。我是长子，在母亲的眼中显得无比重要，是她的精神支柱。事实上也是这样，后来我用下海后挣的第一笔钱为父母在北京大兴黄村买了个两居室，我们家终于在北京团圆了；再后来我抓住机会走出几步妙棋让空军解决了父亲在北京的住房；再再后来我用那个两居室倒腾下地安门帽儿胡同一处临街房产，与婉容为邻了。母亲希望我在北京找个女朋友，将来把家安在北京，我说我们家在北京连个像样的房子也没有，那六平米的房子哪个大户人家的闺女见了都会摇头的，母亲坚持说找找看，总比呆在家里强。在大学第三年暑假我去了北京，就这样我认识了小豆子。 我认识小豆子的时候，他已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地安门派出所的一位不知名的片警。之前他参加过上海空四军林立果组织的别动队，也许为此事他复员回了北京。那时北京地安门大街西街归西城区，东街归东城区，小豆子的活动范围多在西街。小豆子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活动能力极强，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谙熟托关系走后门。他看准了胡同里的一个垃圾站说通了房管局给他盖了一栋小房，我一回京他就招呼我到他那住，不但住而且包吃包喝，从这点来看他很有投资眼光。我在他那住着有点乐不思蜀，他常提醒我今后发达了可别忘了他。他见我想找个大户人家结亲，他说行，你条件不错，不过多是年龄大长得丑，这你可得忍着。 地安门一带住着数不清的将军部长达官贵人，邓小平也在附近住着。那时这些将军部长们大多闲居在家，小豆子就以给他们的子女办回京户口为名，成了这些大户人家的座上宾。多在晚上等小豆子执勤回来后，我俩骑着自行车他带我一家家串。记得我们去过上将陈士渠家，一位公安部付部长家，还有不少叫不上名字的，我们常常是一推门就进，老爷子们亲自敬烟敬茶。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俩闯进一家独门独院，看见正屋里一大群子女正围着老爷子看电视，那时彩电还不普及，可能子女家还没有。十点半电视节目结束后，子女们前后脚散去，剩下老爷子，小豆子围着他神侃，我在旁边看得出老爷子对小豆子并不感兴趣，只是无奈而已。 串得多了听得多了慢慢我发现，由于中国长期重男轻女，久而久之在当时的干部子女群中就出现了女多于男的局面。这些大户人家的千斤小姐或因文革或因相貌又常常高不成低不就，时间久了婚姻就成了大问题。小豆子对这些人家的女儿了如指掌，他同我吹过，邓小平还未复出的时候，他曾为邓的小女儿毛毛张罗过对象。小豆子虽一米八的大个，这些大户人家的女儿看他油头滑脑能说会侃又是个片警没有一个对他感兴趣的，不少人倒对我感觉不错，同时我也慢慢抿出自身的价值。一天陈士渠的小儿媳妇借口让我教她英语支走了小豆子，同我聊了起来，她说她有个朋友条件很不错，是电视台长的女儿，就是个子高点岁数大点。我说有没有个子小点的，我在江南水乡呆惯了，我还没好意思说找个岁数小点的。儿媳妇说你还挑三捡四干干什么，又是个外地的，明天领过来见面，你们自己约约看，先聊着。 说白了我对那门亲实在不感兴趣，感兴趣儿的是让小豆子带我下饭馆，每次去小豆子总是不给钱或少给钱。我们最爱去的是马凯，合义斋，有时侯也去去烤肉季，如今这些老字号可能还在。那年头下饭馆对普通市民还是件稀罕事儿，有时侯小豆子挺会来事儿点一个小盘，里面的厨师一看是小豆子点的，马上给换一个大盘。有一次在合义斋，我们和另外一个顾客同点一个鱼香肉丝，端出来一大一小，而且还上在同一个桌子上，那个顾客挺愣，随口甩出一句：什么国营餐馆。去副食店买肉也是一样，称一斤瘦肉，小豆子才给人家两毛钱。好在那时都是国营的，亏钱亏不到自己身上。小豆子常对我说别看他这四十块钱工资，待遇高过局长。 没多久与小豆子越混越熟，有时坐在地安门派出所等小豆子下班。一天军民联防抓了一个身带手雷的嫌疑人送到派出所来，我催小豆子快下班我们好去饭馆吃饭，小豆子简单审了审就把那人给放了。那个嫌疑人不久又被联防抓住送到派出所来，这次所领导可抓住小豆子的把柄了。你想想，这十几天我们一家家饭馆进，一家家四合院串，树大准招风，当年鬼子还没这样，不折才怪呢。 第二天下午我正一个人坐在小豆子家里，突然进来了两个警察，看样子是奔我而来。先问我有没有暂住证，我说没有，原来家在北京，现在西安。你跟户主什么关系？一个警察问，我回答是亲戚，我称他妈大姨。他妈叫什么名？另一个警察又问，我实在答不上来。是亲戚还不知道叫什么名！你是干什么的？我一看不好赶快亮出我的王牌，我说我是空军军官，现在安大读书，快毕业了，回北京找工作。这下气氛缓和下来了，要不然稍微叫点儿劲，非给我带到派出所去不可。接着两个警察四处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 我一下慌了神，北京是不能呆了，也顾不上台长的女儿了，决定马上去火车站离开北京。我一算日子，正好小豆子的哥哥当天当班，他是北京至广州特快软席车厢乘务员。我买了张站台票进站后找到了他说赶快把我送上北京去合肥的快车，他二话不说带我去找了车长，一切都很顺利。 到校一个月后我曾收到小豆子的一封来信：潘涌：你不辞而别，害得我连个证人也没有，我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现正召开人大，端正警风，分局决定对我加重处罚，给我记大过处分，调出干警队伍，现在分局食堂帮助工作。···。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有一次我同父亲聊天，父亲说当年我们困难的时候，小豆子对我们帮助很大，不能忘了他。我到西城分局四处打听，终于在张汉成那找到了小豆子，他还在分局食堂干，我说赶快把他约来，在我妹妹开的大学生酒家请他吃饭。 小豆子一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潘涌，当年要不是你，我现在早当局长了。我说：瞧你那出息劲儿，我还以为你早辞职下海蹬车卖菜，现在早发大方了。他还是老样子，不停地胡抡乱侃，对人生一点儿也没有抱怨。 实际上那年我无意中为小豆子创造了一次人生难得的创业机会，但小豆子没有看到，这个机会倒是被潘雅看到了。潘雅在当选东城区人民代表后接受《东方时空》节目主持人采访时说，早期国家鼓励办个体企业，实际上是想卸包袱，让那些单位不喜欢的人，劳改释放犯，社会渣子自谋出路，国家不管了，我认为是个难得的机遇，就毫不犹豫参与了。过来人都知道当年最受社会鄙视的莫过于干个体的了。 01/19/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