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客 中国人讲礼仪，有朋自远方来，一般主人都要热情招待一番。我每到一地也喜欢探访一些故旧知己。印象特别深的有几次，总也忘不掉。 一九七三年我探亲回部队，路过武汉乘船去安庆，借口买不到船票，在武汉停留了三天，主要是想见见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老战士张渝林，阮汉生和刘正有。他们是六八年入伍的武汉兵。在部队混了三年，提干无望，都复员回到武汉。当时的连队领导多为农村干部，也欺负他们，那时战士入党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五，提干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左右。城市兵还好，都给分配工作；农村兵复员只有回乡务农了，或者叫修地球。当年我在安庆，也同样受农村干部的排挤，当兵都三年了，还未入党提干，所以连探家都觉得不光彩。 这三位老兵比我先走一步，我去武汉看他们自然会对我格外亲切了。那年头，在武汉找间房子比找个对象还难。张渝林三兄弟睡在一个阁楼上，楼下是木板墙，糊着一层纸。他对我非常热情，请问吃的是老桐城三鲜豆皮。阮汉生在部队就是滑头，我去看他，他委托另外一个武汉兵接待我，想不到这位武汉兵待客更有高招。他先拉我到街头小面馆吃了碗素面，接着就去了他家。我们在部队打过几次交道，反正部队来的总要热情招待，那时喝酒还不十分普及。我还没坐稳，主人就端上一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我再三表示部队吃地勤灶，生活水平不低，但看着饺子不错，就大口吃了起来，还没吃几个，主人又端上新饺子，将旧的撤下，没过一会儿又端上一盘新的，然后看着主人全家围着端下的旧饺子吃了起来。我当时极为感动，觉得武汉人待客热情，只不过那碗卧底的阳春面有点多余。 大约是在一九七五年，我同一位叫张德林的南京籍战士去南京军区提一批器材。他提出让我到他家看看。我去了。是个寻常百姓家。按习俗，中国人生活再困难，来客也要请吃顿饭。我记得那天主人烧了七八个雪里红之类的小菜，我夹了一筷子，咸得差点吐出来，我以为主人把第一盘菜炒咸了，换了几个还是一样，我吃了几口就算了。事后我才回过味来，原来主人怕我多吃。 在安徽上大学期间，第一次离开地勤灶，生活水平降低不少，好在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伙食极差，自己又要花钱买，总也舍不得，老想找个人家吃点饭改善一下。老师家不能去，当时老师们生活很清苦，同学家也不行，只有另找机会。部队上有位姓吴的战士去西安时到过我家，凡是去我家的人我父亲都会热情招待吃饭，他家在合肥，是个一般干部家庭，来信说有机会去他家看看。我第一次去主人非常热情，包饺子。我着着实实美餐一顿。过了一个月我再想美餐一顿，这回主人连一点笑容也没有了，话也不多，当然吃起饭来就如同嚼腊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愿为吃上门了。公款吃喝我去，要是私人掏钱，我会再三搞清楚是否心甘情愿，到后来条件更好一点儿，我也就用不着别人再掏腰包了。 我还吃过一顿最困难的饭。文革中我步行串联，路过山东临邑县，傍晚走进一个村庄，我们敲开一家房门，里面住着位老太太带着个闺女儿。我们让她把村党支部书记找来，能不能安排吃点白面。那年头儿到村民家都可以吃饭，大多是窝头，咸菜，地瓜干之类，一般要付两毛钱或半斤粮票。村民手头大多无现金和粮票，因此都喜欢这么做。党支部书记一会儿就转了回来，说跑遍了全村还有七斤白面，叫大娘给你们烙个饼吧，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客人。我们管帐的付了两块钱。大娘边烙饼，边说把闺女带走。我忙说不行不行，我们还要赶路。 我一生最受尊敬，信任，最体现人间真情的一次作客,大概要算去赵速梅方卫星家了。赵速梅的哥哥同我岁数差不多，当时也在空军部队当兵，很可惜在一次救火中受伤成了植物人。我来安大后，她仿佛觉得哥哥又回到人间，能说会笑了。速梅对我极为敬重，常以大哥相称。在八八年的一个冬日，按美国的说法应是感恩节的前夕，我来到合肥投住长江饭店，这个饭店当年不知路过多少次。这次来合肥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我研制的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能不能在安大，科大，合工大找着销路。不幸锝了重感冒。 找着速梅后，她立即提出到她家住。我再三推辞还是去了。那时速梅一家住在一间房子里，女儿毛毛三岁了。方卫星见我来了立刻下厨做饭，因为当时发烧病得很厉害，吃的什么记不清了。晚上我睡在沙发上，记得速梅还叫我起来喝水。清晨，我听到方卫星对赵速梅说他要出去买早点，我立刻惊醒跑了出去。之后赵速梅和方卫星又陪我去了科大和安大。这种盛情我实在难却，决定马上离开合肥，记得是徐卫勇帮买的机票。今年春节时我与速梅通电话，她说方卫星已是厅局级干部了，我说就凭他当年对我的信任，宽宏和大度，当个省长也绰绰有余。 04/01/06 后记：文中的几个武汉兵后来再也没见过。他们应该都是老三届。张渝林是个才子，二胡拉得非常好，有专业水平，后来听说被武汉钢厂推荐上了大学。赵速梅现在是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授，她有一个非常独特美丽的发型，是二十年前陪省领导出国访问路过香港时为一个发型设计师所设计，一直保持到如今。这个美丽的传说一直在合工大校园荡漾流传。方卫星现在是安徽省反贪局局长。 03/10/20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