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對千金三隻傷心燕 中國自古以來，君王一定要有兒子，少了還不行，這早已成了千年古訓。我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王位要有人繼承，兒子多了可以好中選優；二是關鍵時候用得上，誰都知道“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老百姓家家戶戶也要有兒子，一般是養兒防老，再高一點是望子成龍。還有一點，子榮母貴，兒子要能衣錦還鄉，榮歸故里，母親再貧窮，頓時也高貴起來。那個摳門的山西奶奶看到兒子當上了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用起了炊事員,不是也在家裡“秉公執法”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空軍大院出現了不少只有兩個女兒的家庭，像這樣的做法，在沒有計劃生育的年代，在千年舊觀念統治的中國，是相當靠前的。可以想象，生了兩個女兒以後，不準備再生了，父母會把全部的愛都投在女兒身上，當年的父親又那麼精幹，女兒們長大後肯定也不會錯。可是就在她們十二三歲，正含苞待放，需要陽光雨露滋潤的時候，碰到了空軍二次文革，父親被降級強制調離北京，從此她們再也不笑了，再也不好意思同空軍當年的小夥伴聯繫。當年的那次“事件”一直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心頭，後來又看到父親的淒涼晚景，更是無法解脫。最近她們在網上搜索到我的文章，看到有人還掂記她們，姐妹代表喬文娟殷小霞立馬同我聯繫，都親切地喊我哥哥，我本來就有四個妹妹，這下忽悠成八個了。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發生，空軍二次文革開始。當時我不在大院，聽當年是個孩子的空軍網友說，那段時間，大院的人都害怕極了，每天都傳出抓人的消息。那時黨中央文件的要求是各單位要認真清理“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由於已有了“批陳整風”的教訓，空軍誰當政都得“寧左勿右”才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當時的空軍司令馬寧，付司令張積慧是不是被人下了絆子，現在還沒有材料證實。 現在的年青人可能體會不到黨內鬥爭的複雜，就是現在寫黨史寫空軍史的人也感覺不出黨內鬥爭的手段高明，但有一點可以說明，用的都是古法古律。先由馬寧時任的空軍黨委操刀，整治林彪在空軍的幹將，然後藉口整治不利，文革提拔過快，實際上這時意在讓馬寧讓出司令寶座。一九七五年，馬寧終於被拿下，張積慧想據理直言，被冠以態度不好，從軍隊轉業。還有一個姓鄒的空軍副政委，降級去南空當了付政委。那時我在空軍基層任職，空軍黨委都有正式文件向基層傳達，當時我就感到奇怪，司令付司令付政委的政治結論，空軍黨委自己可以做出。張廷發司令員終於最後出場了，新仇舊恨一起算，本來人心慌慌的空軍大院，更加雪上加霜了。 張司令員是作戰軍事出身，對飛行訓練不在行也不感興趣，他關心的就是清理整治。文革初期，空軍眾將鬧翻，開了不少鬥爭會，他這回清理的重點是文革初期參加過各種鬥爭會的人，包括參加過他的鬥爭會的人，因為林彪派系人馬在前幾年早已被拿下，這次就像過篩子一樣。過篩子就得有人幫凶，一些幹部又做出二次文革不該做的事。 名單是出來了，怎麼處理是個大問題。一般的幹部像參謀幹事可以安排復員轉業，說是工作需要他們也沒話說，關鍵是上了名單的部局級怎麼辦，大部分還是抗日時期的幹部，於是空軍黨委又想出個奇招，按犯有嚴重錯誤，降職使用，當時用的名稱很好聽，做為幹部上下互相交流。按喬文娟給我提供的名單，空司第一批參加上下交流的幹部有：管理局付局長張伯學，作戰部指揮所付所長徐光輝，管理局邵泉水，作戰部王付部長（王亞克之父），外場部部長張凱之，科研部副部長王九臣，航行局付局長喬聚禮···說明一點，這不是當事人提供的，僅供參考。喬文娟提供的只是司令部，其實政治部還有不少。 在空軍呆久了的人都很明白，空軍幹部除了飛行幹部外，一般機關幹部很難提升，許多幹部剛解放時定的級，到離退休時還是那個級別，空軍這樣做，不提反降，實在是有羞辱這些幹部之嫌。何況這些幹部空軍建軍時就來到空軍工作，大多為人老實，對黨忠心耿耿。現在來看，空軍對這些幹部做的組織結論也很滑稽，喬文娟的父親喬聚禮被定為犯有嚴重錯誤，主要理由是在空軍學院一次大會上帶頭呼喊了口號。改革開放以後，空軍逐步取消了這些錯誤決定，因為太站不住腳，經不起歷史考驗，但是還是嚴重傷害了這些幹部的自尊心。 整人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古法古律，意在騰出官位，排斥異己，有的明升暗降，有的則是羞辱，沒想到這些古法的影子還能在現代空軍看到。有的幹部先讓他代表空軍到某地某單位檢查工作，人還沒有離開，降級調令就到了，檢查工作改為報到。調令可以是和風細雨，但是如果提出個人意見，不想離開北京，那可是急風暴雨了。空軍參謀長王定列曾代表空軍黨委找一位被調幹部談話，說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再不去，就派警衛戰士押你去。 我原來對政治部的情況了解不多，殷小霞給我來E-mail說，她父親也是一九七五年被降職到南京空軍當了一名付處長的。小霞的父親殷毅是空政秘書處老處長，可以說是空軍的文膽，對空軍內幕了解甚多。八十年代空軍想調其回京參加空軍史的編寫，被殷嚴辭拒絕，如此寫史，怎麼對得起後人。小霞又說，很可惜，父親已去世多年，要不然可以提供更多的情況。我原想讓喬文娟多回憶一些當時的感覺，文娟再三推辭，說記憶力實在模糊，她說這也是母親的意見，因為父親現在躺在100號院一套三十多平米的單元里，除了眼皮上那塊肌肉還能動一下外，其它部分早已不能動了。 需要說明的是，空軍政治部在處理安排幹部上較為仁慈，幹部之間多能通情達禮，互相幫忙保護，與司令部形成鮮明對比。據大黑子說，這是王輝球當主任，王平水當幹部部部長時留下的遺風。像殷處長那個情況，要是放在司令部，恐怕不會安排到南空機關，也不會要其回來寫空軍史了。 工作調動到了北京，進了空軍大院，誰都不想離開，偉大首都北京是一個方面，空軍大院也太吸引人了，因為那裡面有一所曾是北京乃至全國最著名的育鴻小學，當年教過我的一些老師改革開放後都成了大學教授。為了下一代孩子，大人再委屈，也不想離開大院。當時最讓這些幹部頭疼的是正在育鴻上學的孩子，走吧，在外地很難找到這樣好的小學，不走吧，空軍一定要抄掉老窩。 一九七八年空軍調我父親離開北京，我最小的妹妹潘雅也遇到這個情況。許多年後，父親對我回憶了這段往事，他說，文革亂世，我對你們四個大一點的孩子保護得很好，都平平安安，唯獨這個潘雅，當年對她衝擊太大，我有點兒對不住她。說也巧，喬文娟的妹妹文莉，殷小霞和潘雅都在一個班。她們都是六二年在大院生，從小一塊玩到大，家裡又遇到相同的情況，必須馬上轉學搬走，我想，她們姐妹三人多麼像三隻傷心的燕子，在不是春天的春天飛走了。 可是歷史的真正走向常常與眾人預料相反，這三隻傷心的小燕後來成了搏擊暴風雨的海燕。我常對別人說，我們家真正的驕傲是潘雅，喬文娟說她們家的驕傲是小妹文莉，我想，殷家的驕傲應該是小霞了。 先說潘雅。父母離開北京後，在朋友的幫助下住進鼓樓西大街一號一間六平米的小房，八零年在那裡讀完最後一年高中參加高考，以當人不讓的成績考入北京語言學院。分配時同老師關係沒有搞好，乾脆什麼也不要了，先干導遊，後幹個體。在米市大街開了個思思餐館，她在那兒名氣太大，很多人到那個小餐館吃飯，只是為了看她一眼。幾年後旁邊又冒出個思思餐館，忘了商標註冊，後來又改名大學生酒家。潘雅在八十年代就有百萬進帳，我來美的費用還是潘雅贊助的。潘雅後來多屆被選為東城區人大代表，《東方時空》節目主持人採訪她，問她，你作為國家培養的大學生，干起了個體戶，當時是怎樣一個想法。潘雅想了想說，國家把幹個體的機會給了認為對社會沒有用的人，我認為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奮不顧身地加入了，我現在每年為國家交的稅，足使一個國營廠子養活五十個工人。 再說文莉。文莉後來上了玉淵潭中學，初中考高中時是海淀區狀元，就讀人大附中，最後考入重點大學北方交大。文莉現在在兵器工業部某單位任處長，本人要求，由於工作關係不便寫得太仔細。 最後說到小霞。父母當時把姐姐留在了北京，把她帶到南京。小霞說至今還記着當年潘雅在班裡上課頑皮的樣子，最難的問題老師總是最後叫潘雅，潘雅上台答出後，別的同學再學着做。她還說小時候學習成績不好，班主任吳老師怎麼也不會想到，她後來不僅考上了大學，還考上了同濟大學研究生，現在在杭州一家公司做通訊工程設計，先生是浙江大學博士指導教授。 燕子是侯鳥，走了總會再飛回來。你瞧，這不一隻一隻都飛回來了，還捎來了好消息。 8 Sep. 2007 後記：我去年回北京見到小妹妹潘雅，潘雅說當年同她搞不好關係的語言學院老師正好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犧牲記者的一位親屬，潘雅說，怎麼歷史這麼巧呢。05/30/201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