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然也感到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因为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到我家前后不会过十次，有几回还是和他爱人同来的。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若果主要目的，是使我在群众中威风扫地，可以说是完全作到了。事实上我本来在群众中就并无什幺威风，也不善于争取任何威风，只想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平平实实做一个文物工作者。前十年，我的工作主要是在陈列室和库房里，就是最好的证明。痛苦的是若照毛主席所说，凡事应当“实事求是”，来作一点解释，我的神经和心脏实在不许可。因为目前低压总在一百一到一百二，高压在一百九到二百左右。我说这个数字，年青同志目下是不会明白的，因为缺少实践经验，到将来衰老时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举一个例就够了，即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的一事，说是丁玲、萧干、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这未免太抬举了我。事实上丁玲已去东北八九年，且从来不到过我家中。客人也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

来的次数最多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你怎幺知道丁玲常来我家中？这究竟是怎幺回事？别的我就不提了。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幺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至于其它同志对我的种种揭发批评，我在此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感谢。说得对的，都要一一加以虚心考虑，坚决改正。

有不对的，也值得我深深警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善于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在一处共事，虽说相处已十多年，表面相熟，事实上并不相熟。主观上我已够小心谨慎，非常怕做错事，总还难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以至于比诸同志所说严重得多的错误，我深信是能一一改正过来的。

至于对馆中的事情，领导上面的矛盾问题，我历来是不大明白的（略）。同时也让像我们这种从旧社会来的臭知识分子，假专家，假里手，把灵魂深处一切脏、丑、臭东西，全部挖出来，得到更彻底的改造。在这个大革命时代，个人实在十分渺小，实在不足道！求世界观的根本改造，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个人一点点知识，也才会有使用机会，且不至于像三十年前从事文学创作时那幺害人，误己！

本文摘自岳麓书社2002年版《沈从文别集·顾问官》（第1页——第3页）。此文写作时间为1966年7月，沈从文时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