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２章 不治之症
前方吃紧，後方紧吃。
前方乱了，後方烂了。
兵败如山倒，党败如山倒。
“研究研究”
10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说：“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⑴。
10月18日，林彪已经准备回师打廖耀湘了，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还在“研究研究”⑵。
直到用不着研究了，也没“研究”出个眉目。
20天武装大游行
——续战犯录之三
黄褐色的尘埃里卷着人流，在秋日的辽西。地上涌腾著。
汽车，炮车，装甲车，骑兵，步兵。车吼马嘶，10馀万双脚纷乱起落，汽油和机油味儿，人畜的汗味儿，搅拌著飞扬的尘土和牛马粪的草末儿，在高远的蓝天下，腾卷起一条没有尽头的黄褐色的长龙。
明丽的阳光，清亮的河流，迷漫著谷香的旷野，都被这黄褐色的喧啸充塞了，遮没了。
黄褐色的士兵，就像衣冠机器一样在进行。脏污的船行帽和钢盔，在尘埃的河流中浮沉。汗水的溪流，在毫无表情的脸上冲刷。枪械的重负，只知始点，不知终点，也不知命运的跛涉，使他们疲惫不堪，那脚步彷佛不是自己迈动的，而是披黄褐色的洪流拥动的，鼻孔被尘土堵塞了，一个个大张著嘴巳喘息著，就像被一池浑水呛得要浮出水面又俘不出来的鱼，千军万马，却不显零乱，特别是新1军和新6军，涉渡辽河、新开河和饶阳河，也是那麽迅捷，井然有序。
杨克明老人说，5纵（组建5纵，老人从3师调到14师42团任团长）任务是在辽西牵制、迟滞廖耀湘西进。站在新民西边山上，远远的，就见尘士飞扬，像著地卷来一阵狂风。长那麽大，还没见过这样的大兵团行军。望远镜里，车是车，炮是炮，一队队步兵整整齐齐，耀武扬威，本是平常行军，却像检闲似的，可不像电影上的国民党军队。走了那麽远，就是那麽一股劲儿，真有股王牌军的气势。
这是军人对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赞叹。
沿途百姓则惊呼：过兵啦！
“八。一五”後，兵来兵往，枪响炮轰，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成了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了。但这次，8纵、9纵等部队过去後，人们觉出非同寻常，是要“开大仗火”了。所剩不多的青壮年纷纷出逃，有的村子连老头也剩不几个了。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廖耀湘兵团所到之处，要实行蒋介石在豫鲁曾经实行过的”三光政策“。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如今该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三光“了。舒适的美式吉普，颠箕不开廖耀湘紧皱的眉头。黄褐色的尘埃中，他看不到出路在哪里。而卫煌铁嘴钢牙，咬定”真理”，坚决“不变”，廖耀湘变了，不是变成出辽西，而是出营口。以营口为依托、经盘山向西打，进可攻，退可守，可谓一招好棋。他信誓旦旦：“出营口连一副行军锅都不会丢。”⑶。
变与不变，都不能改变蒋介石的决心。
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兵团司令廖耀湘，不动声色地把蒋介石的表针向自己回拨了。
10月2日就该出动，“研究研究”，10月12日还未全部集结完毕。
10月11日，先头部队攻占彰武。15日，兵团主力仍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蒋介石连电催促，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中”，兵团参谋长杨昆问：“我们为甚麽不赶快前进？”廖耀湘说：“我判断不会出几天，锦州就会被解决，那时我们就不要前进了，”⑷。
对于锦州决战，不管林彪何时和怎样想通的，一旦横下心来，他就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地打下去。
廖耀湘恰恰相反。
东北人讲“磨洋工”，廖耀湘是“磨蒋工”。
廖耀湘把蒋介石泡了，却躲不过毛泽东的慧眼：“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浩浩荡荡，轰轰隆隆，廖耀湘兵团20天武装大游行。
用黑土地上的话讲，这叫“唬牌”的。
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能够区别哪些是能够做到的，哪些是不能够做到的。
锦州丢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二块骨牌长春也倒了，国民党在黑土地上要干的事情，就只能是如何救出廖耀湘兵团了。
唯一条路，就是廖耀湘早已存心的走营口。
这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并再三提醒林彪的。
蒋介石却依然坚持东西对进，会师大凌河，收复锦州。
这正是林彪和毛泽东所希望的。
卫立煌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要廖耀湘退守沈阳。
最高统帅向前拽，顶头上司朝後拖，廖耀湘营口走不成。
杜聿明又被蒋介石召回黑土地。他本是街总统之命来做廖耀湘工作的，一研究，也认为走营口是上策。
廖耀湘又去找卫立煌。一番口舌，卫立煌最後也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退沈阳。两人都认定共军将回师东进。廖耀湘说：“无论实行退营口或退沈阳哪一条方案，要紧的问题是争取时间，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⑹。
当前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历史确实存在著那麽一个瞬间，眼明手快，可以把後一块骨牌抽脱出来。
“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天子之诏。”卫立煌倘能当机立断，廖耀湘兵团不能说一点救也没有。可对于蒋介石出辽西顶得叮当响的这条汉子，这一刻却记起军人的“天职”，要听“天子之诏”了。正好，“天子”要他开会，于是又跑去北平“研究研究”起来。
一“研究”就是5天。
现在轮到廖耀湘体验范汉杰临覆灭前的滋味儿了。只是，这回在辽西大地上漫天搅动的黄褐色征尘，不再是虚张声势的“唬牌的”西进兵团，而是林彪急如星大的东进大军了。
廖耀湘准备“独断专行”了：“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後再说。”⑺。
其实，廖耀湘出辽西後徘徊、观望，等待锦州“被解决”，已经是独断专行了。这当然有违军人的天职。但在出营口这个问题上，一代名将廖耀湘的眼力，比所有人都高明。而蒋介石曾寄以厚望的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内战和抗战名将，无论其动机如同，在黑土地上的表现，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比之林彪当初在锦州和四平恰到好处的“独断专行”，智谋与将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可连蒋介石的表针都是毛泽东拨动的，廖耀湘岂能“独断专行”？
此前往辽西所以能够如此，那是因为正中毛泽东和林彪的下怀。
10月19日晚，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直接致电蒋介石，决心要求经黑山、大虎山直退营口。
10月20日晚，蒋介石仍令全力攻锦州，必要时也可退营口。
中国的传统，历来是“谁官大谁表准”。在出辽西还是守沈阳上，以出辽西为准，或多或少，蒋介石和卫立煌等人各自把表针向对方拨动了一次。现在，蒋介石又把表针向廖耀湘拨动了一下，只是，此刻出营口巳是一厢情愿了。
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10月19日（或是20）下午，蒋介石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行邸，召集东北和华北两集团首脑卫立煌和傅作义开会，研究如同东西对进。
不伦不类，中间还夹着个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杜聿明。
会间，蒋介石单独和杜聿明“研究”，杜聿明：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介石道：六成把握总有。
学生：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接下去是”而况於无算乎”——他未敢说出来）。”现在我们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校长：你看如何才能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
学生：孙子说：“五则攻人，十则围之，倍则奇正并用；有奇无正，有正无奇，每战必殆。”以目前敌我兵力比较，敌倍於我，有奇有正，收复锦州是凶多吉少。
学生给校长讲兵法。
校长要提升学生为沈阳“剿总”总司令：我把东北全交给你好了，你自己发纸币，找粮食，扩充军队。
学生赶紧推辞，却又不敢大拗——杜聿明就是杜聿明。
于是双方又把表针拨动一下，当初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重返黑土地，成了卫立煌的副手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
听鼙豉而思大将，想起杜聿明也是自然的。陈诚无能，卫立煌不听话，爱将杜聿明的表现确实比他们都好。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别说杜聿明也是林彪手下败将，就是把国民党精英全部调到东北，事到如今，谁能有回天之力？而且临阵换将，将心士气，岂不更乱？兵家所忌，蒋介石样样占全。
如果说北宁线上战事正烈，东西对进尚不失下策中的上策的话，现在蒋介石是彻底举止失措昏了头。
而毛泽东，一不换将，二不“深入实际”，就在那情秀幽静的小山村西柏坡，一封又一封电报，把蒋介石支使得东跑西颠，焦头烂额。
10月6日，蒋介石带杜聿明去沈阳开会。卫立惶默不作声。蒋介石一再问：俊如（卫立煌的字）兄意见如何？卫立惶说：请光亭、大伟（赵家骧的字）讲讲。杜聿明说：请大伟兄作判断。
你推我让，都很“谦虚”。
在北平开会，蒋介石和卫立煌无法统一思想，杜聿明和卫立煌意见一致，蒋介石问：宜生（傅作义的字）兄意见如何？傅作义道：关系国家大事，要好好地考虑。
会场与战场，博作义都够老练的。
蒋介石愤怒地说：我们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甚麽不能打？
蒋介石气壮如牛，10月26日第三次飞沈阳那天的日记中却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墨尽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土矣！”⑻蒋介石说晚饭後继续开会。饭後，杜聿明说腰痛坐不住，博作义和卫立煌也说不去了。三位也真做得出，让总统在那儿傻等。
10月20日，卫立煌和杜聿明同机回沈。卫立煌说：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当晚在卫立煌家中，召集廖耀湘、刘玉章（52军军长）和赵家骧开会，由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西进兵团全力攻锦州，必要时可逐次抵抗退营口；52师出营口，攻占海上通路；53师及其在沈其它部队守沈阳。
在回顾这一段亲历时，杜聿明写道：
我当时是这梓想的：蒋介石的命令我虽然不同意，但我不能不下达，希望卫、刘能顶回去，那我就可以向蒋介石回报说各将领皆认为不能执行，蒋介石要办就办大家，由大家负责，卫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卫不敢说顶回去，我也不敢说顶回去，廖、刘更不放说顶回蒋介石的命令，那就是说大家皆认为蒋介石是失策，可是谁也不愿意承担起挽救东北国民党军免遭覆没的责任，只是背后埋怨慨叹，这就是当时国民党特领的一般心情。⑼。
都觉著不是那麽回事儿，都想说，又都不说，都那麽去做明知不是那麽回事儿的事儿。
不管甚麽事情，到了这份儿上那就算完蛋了。
蒋经国是个孝子
廖耀湘兵团浩浩荡荡向著黑山和大虎山进发，一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当初的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在上海可是动了真格的，真刀真枪打起老虎来了。
蒋介石赶紧收束马拉松式“研究”，飞去上海放虎归山，前方乱了套，後方乱了套。
早就乱套了。
权力就是印钞机
请看“八·一五”後第一个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⑽。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後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了。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八·一五”後，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同时，“接收大员”满天飞。
原在沦陷区的国民党特务首先从地下钻出来，选择油水最多的对象“劫收”。第二轮是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和前线部队，仗著现代化和地利之便，以闪电战进入收复区，劫夺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待由陆军总司令部到达开始正式“劫收”时，已是第三轮了。
京、沪、平、汉等大城市，雨後蘑菇般冒出40多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关，各种服饰的接收人员揣著盖有各种大印的封条沿街张贴，有的还在门口放上两个枪兵。这拨刚走，那拨又到，撕去别人的，贴上自己的。有的一张门扇上贴著10多个封倏，有的乾脆破门而入，先是金银现钞，接著是贵重物品，後来有的连灯泡也没了。劫收多少，一靠先下手为强，二凭人多枪多後台硬。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开枪互击，死伤多人。
北平有敌伪房产1万4千馀所，被接收的只有380馀所。南满铁路在沈阳房产1千2百栋，最後只剩下两栋。武汉180多座工厂，劫收过後，能开工的只有30多座。长沙和岳阳有3千4百多辆汽车和100多吨汽车零件，10多个劫收单住抢红了眼，势均力敌，算是没有被劫分。
可监守自盗，最後几乎全成废车废料。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日本人早已熟谙国民党的寡廉鲜耻，交出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人册，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後，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馀皆用轮船装运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劫收敌伪物资拍卖所得总值达5万亿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1945年预算支出的四倍多。
劫收得沸反盈天时，蒋介石置若罔闻。第二年5月才下道手令，由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院，会同组织清查团。
又一场混战。发了横财的各派势力，为了保卫“劫收”战果，都往清查团里塞人，明争暗斗之烈，不亚於劫收。
京、沪为劫收重点。清查团从上海到广州，两个月末办一个案子，就腰包滚圆地打道回府了。
冀察热绥清查团，在北平检举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亲属盗卖几十辆汽车的案子。孙连仲立即以公函知会清查团，说是登记手续末备，现已补行登记了。
广东各接收机关的接收清册，概不交出，清查团只有坐冷板凳。
有的交出的清册，都是後来伪造的。时隔一年，接收单住或者撤销，或者改组，人员星散，办移交的日本人更不知去向。上天入地随便查，反正死无对证。
闽台清查团想干点真事，也真下了功夫，把台湾专卖局和贸易局长等人贪污罪证，移交给了法院。可贪污大虫们，早像郭忏那样买通了上下关节，结果，这些大虫安然无恙，清查团灰溜溜走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学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广西干脆拒绝清查团入境。
土皇帝阎锡山最实在，根本就反对清查，山西也就根本未派去清查团。
监察院参加清查的22个监委，出发前开会，一些人慷慨陈词，大有同贪官污吏决一死战的气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长于右任，摸著胡子笑道：“御史豺冠，不畏强暴，自然是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是也要体贴主席（指蒋介石）此次要三方面委员组织清查团的苦衷，总要做到不偏不激，使人心悦服，使政府过得去，千万不要将来又有人说要‘清查’清查团委员才好。”⑾。
北平临参会议长谷锺秀，在欢迎清查团大会上致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今天清查不希望再发清查财！”⑿。
有人说：清查是第四轮劫收。
虎狼当道，法币也象洪水一泻千里。
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14亿元。抗战胜利前夜，发行额达5千亿元，1948年8月21日以金元券代替法币时，法币发行额已达660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评述法币购买力：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两头牛，38年买一头牛，41年买一口猪，43年买一只鸡，45年买一条鱼，47年只能买不到半盒火柴。
国民党是枪杆子的财政，每年内战经费占总支出的80％，1947年军费开支100亿元，全年收入只有17亿元，那83亿元全靠印钞机弥补。
国民党政权糜烂之快，如同军事上的迅速崩溃一样，令人吃惊。
京、沪要地，大案要案大部与豪门权贵有关，清查团当然是碰不得的。可像沈阳西塔第四粮库这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单位，又怎样呢？
曾当过仓库保管员的宋长青老人说：贪污“扫地粮”是公开的，吃空饷，雇10个工，少时报20个，多时报40、50。今天分这个，明天分那个，夏天黄卡叽工作服，冬天是海军呢，有甚麽分甚麽，一层层往下分，像我这样的，小得溜的也给点，好堵你嘴。不堵嘴也不敢怎的。大小是个官，就和主任占亲带故。国民党倒台那年，主任把几十包出口猪鬃拉到亲戚家盗卖，还勾结部队抢粮食，抢10车报20车丢失。上边来检查，不知从哪弄来些人，你叫“张三”，他叫“李四”，交代一番，月报表，季报表，连宿大夜做假帐。远接高迎，把检查组请到最好的饭馆喝一顿，再揣些“红包”。检查组抹抹嘴巴，“挺好”，走了。反正干甚麽吃甚麽，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谁也不害怕，因为谁都这麽干，谁在适当位置都有後台撑腰。
贪污腐化已经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党的整个肌体。
诚实的官员，要麽被通货膨胀吞噬，要麽变成贪官污吏。
而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爱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人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甚麽东西，就能在那方大地里无所不有。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穷了百姓，富了党人，这样的党能不垮台吗？
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不糊涂的。
1948年7月27日，他在南京国防部会议上讲：“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几十倍、制空权、制侮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於接收。”⒀。
这种腐败作风，很难说清是何时开始的。但在“八·一五”後，正直的官员和善良的百姓，是确曾对国民党满怀热望的。而当人们目睹了这些“劫收大虫”的劣行後，国民党的“白日”就迅速地从“青天”上坠落了。
打虎记
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金融市场，“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党国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8月20日，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率领他一手营建的“戡建大队”，杀气腾腾，开进上海。
党国存亡之秋，老子委儿子重任，看来蒋介石是咬牙横心了。
与黑土地有过一段缘份的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⒁。
10天中，蒋经国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游行，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接著是警备部科长张亚尼，警备部第5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囤积商人王春哲。被捕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人。连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也被判8年徒刑。
真有股子“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威势。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外国记者把蒋经国形容为“中国的经济沙皇”。中国商人称之“不近人情的雍正皇帝”。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与国民党作风判若两党的蒋经国，继续声色俱厉地发表著实实在在的宣言：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於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的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到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於身为官史的人的警告……。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於这两个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的打。⒂。
不过，上海毕竟叫“上海”。
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发难：今後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气中，透著股死硬气。
市长吴国桢跑去南京，递交辞呈，向老子抗议儿子。
社会局长吴开先，擅自批准绒线厂上涨五成，公然在太岁头上动士。
商人的战术，先是将700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叫你有市无货。经管会宣限期登记存货，实拖物价总检查。一些商人就利用火车囤积，拉著各种货物，今天开无锡，明天转镇江，和你打游击。
与铁路上的游龙对应的，自然是市场上抢购的长龙。
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蒋经国，是决心与官商集团、腐恶势力拚个死活的。他是来者不善。而且，“蒋经国”是何许人也？
到了收拾“扬子公司”这只大老虎时，何许人也不行了。
蒋介石的大姨姐夫孔祥熙，是孔圣人第57代直系子孙。这住胖得近乎球形的财政巨头，有两儿两女。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是长子和次女。
二小姐孔令俊喜著男装，也真有“丈夫气”，一次，在南京街头架车兜风违反交通规则，警察不识尊容，说了几句。她掏枪打死警察，扬长而去。她与龙云儿子有隙。一次在重庆中央公园相遇，龙子龙女，拔怆大战。鲜花滴血，绿叶绽红，击伤不少游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多名流危悬海外，蒋介石紧急调派飞机接运回国。号称“南天王”的原广东省长陈侪棠，豁出一把老骨头才挤进舱，并抢得一个座住。岂料孔二小姐的爱犬没有座位，立逼“南天王”下去。“南天王”不肯就范，孔令俊指挥随从，硬把“南天王”赶下飞机。只道是穷人不如富家拘，这回也让“南天王”尝尝滋味儿。
中国是这帮龙子龙孙的，他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二小姐不学无术，除了胡作非为倒也不思“进取”。大少爷学绩平平，却眼红一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帽。他把香港中央信托局一位职员弄去美国，冒名“孔令侃”，两年寒窗，孔令侃“博士”就衣锦还国了。
使孔令侃名扬天下的，是蒋经国查封了他的“扬子公司”。
9月30日，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当晚，南京总统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第一夫人宋美龄放下电话，立即给正在北平部署“东西对进”的蒋介石打电话。第二天，宋美龄飞沪。蒋介石也随後赶到。10月9日，蒋氏夫妇带孔令侃回到南京。
儿子抓，老子放，父子同演“捉放虎”。
如此劳动总统夫妇的“扬子公司案”，众说纷纭。有人说：宋美龄是“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有人说：蒋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说蒋氏夫妇匆忙放虎归山，是因为孔令侃准备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此案中最尴尬的角色蒋经国，是这样解说的：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脚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登记以前，那我是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的。⒃。
在不知出了多少“水门”和“伊朗门”丑闻，却只能是当事者清的中国，此案至今仍是个谜。
但是，亲手发行法币的人最不相信法币，争相把钱财存放到外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清查发清查财，改革发改革财，更是世人共睹，蒋经国倒是一身正气，可他触痛的正是国民党巨头们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绝不允许触动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切”的制造者和最大受益者。
万千“苍蝇”不管，可以打出“廉洁”，打出“清正”，打出“黄埔精神”，打出“伟大形象”，“老虎”可是万万碰不得的，那是“国宝”，属“特级保护动物”。
纵观历史，有几多反腐败斗争不是到这步卡壳的？
“我们已无处後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⒄”直到一败涂地逃到台湾，蒋介石才痛下决心“改造国民党”。改造得如何？不可妄谈。当大陆还在搞“忆苦思甜”时，台湾国民收入已达7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和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
如果说北伐和抗战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两个高峰，那麽台湾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第三个高峰。
只是，为甚麽一切都在掌中时就要腐败、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无路时，才能发展和强大自己呢？
11月1日，黑土地上的内战结束前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长春被围，有人建议将长大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⒅。
长大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
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虎狠横行，国将不国，“打虎”如同为病危的母亲割除肿瘤。不肯掏腰包的逆子，说母亲好端端的，为甚麽要诅咒她老人家？送母亲去医院动手术的孝子，被一顿拳脚打个乌眼青。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忧国忧民之泪！
比之那些祸国殃民的龙子龙孙，蒋经国实在是凤毛麟角、够光彩照人的了。
蒋介石有个好儿子。
“尼古拉同志”
9月12 日，蒋经国在上海“青年军联谊会”上发表演讲：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
社会翻遏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⒆。
一口一个“人民”，真没有在苏联白吃12年黑面包。
“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大杀共产党人，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蒋经国，慷慨陈词：
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⒇。
帝王之家，父杀子，子杀父，原本平淡无奇。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坛要人中，父子闹到如此田地者，尚属鲜见。
因此很在苏联红火了一阵的“尼古拉同志”（苏联为每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罗斯名字，蒋经国叫“尼古拉”），到底还是躲不过政治风浪的拍打。先流放般送到农村，继而又去工厂。若不是“国共合作”出现转机，还不知要“留学”到猴年马月。
“当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写在赣南干部训练班大门口木牌上的这段话，自然使人联想到当年的黄埔。踏著晨曦和学员一道赤膊跑步的蒋经国，则使人联想蒋介石当年黄埔夜巡的身影。但对于“尼古拉同志”，这一切已经无不带着在马列主义故乡修炼的烙记了。
赣南的“蒋青天”成为上海的“经济沙皇”、“雍正皇帝”；坚定的信念，踏着社会主义节拍。苏联十月革命後出现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被布尔什维克的铁腕打下去了吗？他没看到这段。但苏联共产党人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他是耳闻目睹的。
毕业於列宁格勒的托玛卡军政学校，後来成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一生中未领兵打仗，却敢打老虎，会做工种田。
种田，从农民干到村苏维埃主席。做工，从工人到技师、厂长。
没有住处，中国的“第一公子”睡在教堂车房里，後来又和一位贫苦老妇共居一室。吃黑面包，淘金，挑柴，背铁条，抬机器，修马路。比之今天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刷盘子，不知要苦多少倍。若换成孔家公子小姐，或许早不堪忍受，寻了短见。蒋经国就是在这种人生逆境中，锤炼了他的大众意识。
“天将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夫子的格言，没想到却应验在异国他乡。
当然，谁也不能忽视他的身份（连斯大林都不能忽视）——他是“太子”。
赣南新政，上海打虎，满口言论，与共产党如出一辙。除非太子，谁敢？
孙科敢。他敢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却不必担心被戴上红帽子投入监狱，或者杀头。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自由”、“民主”，他是可以充分享用的。因为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
而到了连太子也必须缄口的时候，深切体验了中国政治的黑暗和变幻莫侧的蒋经国，只有仰天悲叹，用泪水倾诉“自由”、“民主”了。
有人跌落民间复起後，会变得无比贪婪。有人政治上受挫，会激流勇退，或一反常态，以百信的疯狂去角逐权力。
政治家蒋经国的伟大和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漂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情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的道路。
1988年1月26日，台湾《自立晚报》刊登李簇峰的文章《不同观点评价蒋故总统》，认为，蒋经国一生中值得称道的两件事，其一为“蒋先生能够挣脱党内保守势力，推行民主化政策，毅然决定解除戒禁，开放党禁、报禁，这是历史性的决定”。
同年2月2日，台湾《民众日报》刊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的文章《蒋经国的功过》，说：七十年代，他领导台湾的科技菁英，推展十大经济建设，迅速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台湾经济增长率近十二年来，每年平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国民平均所得，每年由六十年代的五六百美元，到八十年代的五六千美元。”
1942年7月4日，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赣州县长蒋经国，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令人陶醉的新中国的梦：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制服的政治指导员）。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铁厂和飞机制造厂，那个很小的沙石埠，也造成了一座漂亮的电车站，那个大礼堂，堂皇美丽，可以容纳两万人。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21)。
在那样一个昏天黑地的世界，能发出这样一番颇像个中学生的罗曼蒂克的畅想，也见一颗清洁之心。
更可贵的，是认准目标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写50年代的蒋经国：
他几乎没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徵或排场，他白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像那个俄国人的故事，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三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22)。
在中国，地位如此显赫，而能如此潇洒、自信，具有平民意识的，还有谁？
父亲总统，儿子总统，使人想到封建帝王的子继父位。确实，蒋经国若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既不会有苏联落魄，也不能有上海打虎。
说不定一场天花，不抛尸野地，也落满脸大麻子。然而，忠贤之家也有好匮，茅草屋也出虎狼。关键在看他如何行动。
他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23)”。
美丽的青岛，化作一条腾飞的小龙，我们这条“大龙”呢？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机会确实不是均等的。台湾经济起飞固然有天时地利的因素，可决定性的不还是“人和”吗？
起码，台湾没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失去了大多的机会。机会可以再抓，时间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题为《人命价值的地区差》的文章，载於1989年2月26日《文摘报》第1版：
淮海战役前夕，美国水兵的吉普在上海撞死中国人，赔偿相当於购买一头骡子的钱：两年前，北京某电器厂向该厂电器产品用户宣传：“如确因质量问题发生触电死亡时，由我厂支付人民币3000元，不再承担任何其它责任和费用，”一个工厂竟随便给人命标定价格！不过总算是中国人自己定的，没有异族凌辱的痕迹。
我们不妨再看看外国人命的价格：英国一妇女在医院接受剖腹分娩，手术中因麻醉革物失灵造成疼痛（注意：仅仅是疼痛）。经法院列决，获1.72万美元赔偿。美国一个家庭蒸氛取暖器被五岁小孩碰翻造成烫伤，向生产取暖器厂方索赔，法院判给25万美元赔偿费。
中国人食用厂制食品中毒，有间公司不可能给中毒者偿忖损失；出口食品因质量不合格退回来，可以“转内销”喂自己同胞；“文革”中被虐杀、逼死，被私刑拷打致伤、致残、致疯、玫死者难以计数，哪一个受害罹难者向法院告状要求以命偿命以血还血？可能生活早已教会他们懂得自己在这块上地上享有的价格。
形成这种“地区差”的社会因素是甚麽？我曾苦苦思索，却一无所获。但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不管其它物价如何升降变易，而中国的人命价格却始终保持稳定：解放前相当於一头牲口到现今的3000元人民币，并无多大波动！
这篇文章旁边还有篇短文，题目叫《公费“买春”》：
据说，日本、台湾、南朝鲜、泰国有一种“买春旅游”，旅客交给旅行社的费用中，包括了嫖妓宿娼的费用，最近看报，上海出现了“陪酒女郎”，广东一些地方也办起了“桑拿浴室”、“按摩中心”，不少是色情场所，一个钟头要花四五十元。
报上是说“有人利用公款，互相请领导去‘按摩’”。这就在公费吃喝、公费旅遂之外又出现了当宫的不用自己掏腰包而可以玩女人的公费“买春”这一种中国特色的“新”事物了。
这一切，都在向今天诉说著甚麽呢？
当年讲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那个“老大哥”，曾当过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过退休生活後，回顾历史，发出这样的忏悔：
“我在1914年结了婚，那时我是20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做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位条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後很长一段时闲内，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役过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间。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间——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池方，这不糟糕吗？”
“就物质条件来说，人们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不打算从我作为革命前顿已斯的一个工人和革命後十馀年作为莫斯科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对比中作出结论，虽然我不否认我在对比的时候常常闷闷不乐。”
“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革命後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24)。
我们那些逝去的和离休的当家人，在回顾造成40年後还是“初级阶段”的一幕又一幕不堪回首的历史时，会作何感想？
弥留之际，蒋经国对于生命结尾处那个“。”前的一切，是应该欣慰，甚至自豪的。
1945年12月11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山东省主席对中央社记者谈话：《鲁难未巳！日本控制八年之损失不及共党三月之破坏——何思源痛述山东共祸》。
1980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蒋家王朝》一书中，写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後，“沈阳一带的老百姓都说：‘小鬼子的时候也不过这样惨呀！那时候顶多闹个饿不死吃不饱的日子。现在不得了啊！眼看要饿死了。’(25)”。
而在共和国成立後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台湾当局说“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在大陆人心目中，台湾则“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除了当年那些汉奸卖国贼，没人会怀恋那8年（东北是14年）亡国奴生涯。而“大陆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台湾到处都是贫民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苦的不都是老百姓，丢的不都是中华民族的脸吗？
1987年12月”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如果将日趋先进的台湾技术和大陆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将能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果真如此，那是悲剧，更是喜剧！
届时，倘若编一部《中国名人大辞典》，名列前茅的应该是甚麽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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