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为有些事是永不会忘记的。许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竟然不只少了
当时那种泉喷潮涌的感情，事情也渐渐模糊了。写这文章，原拟以１９６６年某
月某日为题的，自己记不得，便去问人。有人说，往事不堪回首，不愿再触动心
灵的创伤；有人说，当时连一个字也不敢写，如何记得。于是只好用这样冗长的
一个题目。 

不是为了忘却，却渐渐要忘却了。不免惊恐。 

文字，能捕捉多少当时的情景？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文化大革命”已开
始约３个月了。当时的人，分为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两大阵营，革命群众斗
人，“牛鬼蛇神”被斗。斗人的人为了提高斗争技术，各单位间互相串连观摩，
钻研怎样把“牛鬼蛇神”斗倒斗臭斗垮，就像钻研某种技术，要有发明创造一样
。这年春天，我曾在卞之琳先生指导下读一些卡夫卡的作品，被斗时便常想卡君
的小说《在流放地》，那杀人机器也是经过精心钻研制成的。 

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大概是仅次于北大、清华的“文革”先进单位，每天
来看大字报的人如赶集一般。院中一个大席棚，是练兵习武之所。常常有斗争会
。各研究所的“牛鬼蛇神”除在本所被斗外，还常被揪到席棚中，接受批判和喷
气式等简易刑法。 

那时两派已兴。两派都去找中央领导同志做靠山。一次在一张小字报上看见
一派访某领导同志的记录。那位领导说，你们是学部的？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
我为这句话暗笑了半天。“你们都是研究什么的？”我在心中回答：“杀人！都
是研究杀人的！”这样想，是因我是斗争对象，若属于相反的那一类，大概我也
会“研究”，因为那是任务。 

斗争形式不断发展，这也是研究的结果罢。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文学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批判何其芳大会，学部大部分“牛鬼蛇神”出席陪斗。 

大会在吉祥剧院举行。头一天发票，票不敷发，有的难友没有得到。会后才
知，不让参加，实在是很大的“照顾”和“保护”。 

那天很热。记得我穿着短袖衬衫，坐在剧场的左后方。场中人很快坐满，除
了学部的群众，还有北大、作协的人来取经助阵。 

不记得哪位主持会。不记得也好。 

何其芳在几位革命者的押解下，走出台来，垂头站在台上。他身穿七零八落
的纸衣，手持一面木牌，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 

“打倒何其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声势吓人。 

何其芳开始检讨。没有说几句，便有人按头。总嫌他弯腰不够深，直把他按
得跪在地下。他努力挣扎，都起不来。 

“我有错，我有错——”他的四川话在剧场（应该说是刑场）中颤抖。 

何其臭的牌子掉了，他爬着拣起来，仍跪在地下。 

直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超过其芳同志的那
一篇。直到现在，中、外两个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仍在怀念他的领导与教诲。
而那美丽的《画梦录》，又是怎样的感染着我呵！ 

这样的人，跪在地下把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组织工作才能集于一身的人跪
在地下！ 

他不停地在说，我有错，我有错！ 
 
“文革”开始时，便在批判何其芳了。开过好几次所谓的党员大会，吸收群
众参加。他似乎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当时谁又了解自己的处境！），仍在据理力
争，滔滔而辩。有一个系背带的瘦高个儿，把他推搡了几次。我当时坐在门边，
和一位以温良恭俭让著称的同事小声议论：“为什么推人？太不尊重人了！我们
站起来说！”但我们没有站起来说。我们腼腆，不习惯当众讲话，我们太懦怯！
那位同事还说，得学着说话辩论，不然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其实真理不是愈辩愈
明，理早铸好了，铸成一个个通红的罪名，不断地烫在人脸上！ 

两位陪斗者被推了上来，俞平伯和余冠英。他们也穿着纸做的戏衣，头上还
戴着有翅的纸纱帽，脚步踉跄，站立不稳，立刻成为声震屋瓦的口号打倒的对象
。 

剧场左门出现骚动。“打倒邵荃麟！”几个人高喊。他们押着瘦骨嶙峋的荃
麟走上台去。荃麟因中间人物论获罪后，不再任作协领导，调到外文所任研究员
，但仍在作协接受批判。学部开大会，捉他来斗，自是应该。 

好像有几个批判发言。我相信绝大多数出于革命热情。发言者声嘶力竭地叫
喊一番，喊过了，仍让何其芳检讨。 

其芳同志仍跪着，声音断断续续，提到对《红楼梦》的看法，也算一大罪行
。“站起来说！”有人喝叫。待他勉强站起来，又扑上去几个汉子，按头折臂，
直按到他又跪下。 

让他站起，是为了按他跪下！ 

这样几次。又把另外几位折腾一阵，似乎不新鲜了，便呼叫大批陪斗的人。 

“冯至！”冯先生上了台。外文所一次批斗会后，曾让“对象”们鸣锣绕圈
，冯至打头，我在最后。看来愈绕处境愈惨，是永远绕不出去了。 

“钱钟书！”钱先生从剧场最后一排站起，从我身边疾步走过，马上有人抓
住他的衣领。 

“贾芝！”一人一手按头，一手扭住手臂。他坐着喷气式上了台。 

剧场中杀气腾腾，口号声此起彼落。在这一片喧闹下面，我感到极深的沉默
，血淋淋的沉默。 

很快满台黑压压一片，他们都戴上纸糊高帽，写着是哪一种罪人。比起戴痰
盂尿罐的，毕竟文明多了。 

学术权威大都叫过后，叫到一些科室负责人和被认为是铁杆老保的人。“牟
怀真！”这是外文所图书室主任，一位胖胖的大姐。忽然一个造反派看见了我。 

“冯钟璞！”他大叫。我不等第二声，起身跑上前去。我怕人碰我，尽量弯
着身子，像一条虫。上了台，发现天幕后摆着剩下的几顶高帽子，没有我的。事
先没想到叫我。 

“快糊！”有人低声说。 

有人把我们挨个儿认真按了一遍。我只有一个念头，尽量弯得合格，尽量把
自己缩小。 

过了些时，眼前的许多脚慢慢移动起来。“牛鬼蛇神”们排着队到麦克风前
自报家门，便可下台了。 

我听见许多熟悉的声音，声音都很平静。 

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那时把学不够深、位不够高而
又欲加之罪的人，称作三反分子。三反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
也。我走到麦克风前如此报了名。台下好几个人叫：“看看你的帽子！”我取下
帽子，见白纸黑字，写着“冯友兰的女儿”。 

冯友兰的女儿又说明什么呢？ 

我积极地自加形容词：“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的女儿。”台下不再嚷叫。这
女儿的身份原来比三反分子更重要。 

下台时没有折磨。台上剩的人不多了，仍吸引着人们注意。我从太平门走出
来，发现世界很亮。 

我居然有了思想，庆幸自己不是生在明朝。若在明朝，岂不要经官发卖这样
想着，眼前的东华门大街在熙熙攘攘下面透出血淋淋的沉默。 

“冯钟璞！”怯怯的声音。原来是荃麟在叫我。他在北河沿口上转。“顶银
胡同在哪里？我找不到。”顶银胡同某号是作协的监房，他要回监去。 

“荃麟同志！”我低声说，“你身体好吗？”他脸上有一个笑容，看上去很
平静，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说出来的仍是：“顶银胡同在哪里？” 

我引他走了十几步，指给他方向，看着他那好像随时要摔倒的身影，混进人
群中去了。 

我不只继承了“反动”的血液，也和众多“反动”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他们看着我长大。荃麟卸职前，总是鼓励我写作，并为我向《世界文学》请过
创作假。 

而这些敬爱的师长，连同我的父亲和我自己，一个个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 

我慢慢走回当时的住所，�笞雀�２７号。那里不成为“家”，因为只有我一
个人。小院里有两间北房，两间东房，院中长满莫名其妙的植物，森森然伴着我
。 

坐下休息了一阵，思想渐渐集中，想着一个问题，那便是：要不要自杀？ 

这么多学术精英站在一个台上，被人肆意凌辱！而这一切，是在革命的口号
下进行的。这世界，以后还不知怎样荒谬，怎样灭绝人性！我不愿看见明天，也
不忍看见明天。就我自己来说，为了不受人格侮辱，不让人推来搡去，自杀也是
惟一的路。 

如果当时手边有安眠药，大概我早已静静地睡去了。但我没有。操刀动剪上
吊投河太可怕。我愿意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忽然那“冯友兰的女儿”的纸帽在
眼前晃了一下，我悚然而惊。年迈的父母已处在死亡的边缘，难道我再来推上一
把！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知道仇者是谁，却似乎面对了他：偏活着！绝不死
！ 

过了明天，还有后天呢。 

整个小院塞满了寂静。黑夜逼近来了。我没有开灯便睡了。先睡再说。我太
累了。 

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惊醒。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了。三盏灯，大灯、台
灯、床头灯。我坐起来，本能地下床一一关了。隔窗忽见东房的灯也亮着。 

我毫不迟疑，开门走过黑黝黝的小院，进到东房。这里也是三个灯，大放光
明。我也一一关了，回到北房。开灯看钟，两点二十五分，正是夜深时候。 

关灯坐了一会儿，看它是否再亮。它们本分地黑着，我便睡了。奇怪的是，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睡眠来得很容易。 

我活着，随即得了一场重病。偏偏没有死。 

许多许多人去世了，我还活着。记下了１９６６年夏秋之交的这一天。 

（选自《宗璞作品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