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千年帝王时代，死犯行刑前都要赏酒赏饭，让他酩酊大醉，饱餐一顿上路。可大讲“革命人道主义”无产专阶级专政的国家，认为是浪费，所以王先英才空着肚子挨子弹。

四川旺苍县连同巴中、苍溪合称川北老区，是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這里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

人们以为，三十年后的这里一定山青水秀，五谷丰登，老百姓一定过着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社会早已进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国度。没有想到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竟是“屋脊不见炊烟冒，十里难闻鸡鸣声，遍地饿殍尸横野，哪家没有哀嚎声”的悲惨景象。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旺苍县人民法院以抗拒改造，盗窃国家粮食罪，判处我有期徒刑五年。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这盗窃国家粮食的竟是三个知书识理的知识分子，所“盗窃”的粮食不足150斤，折合市价不足人民币约20元，现值也不过人民币300元。而法院却定为“盗窃罪”。因为我们都是打入另册的“右派分子”，别说150斤，就是一斤也得判你。为什么要去偷粮食？当时我们省公安劳改局所属的四一五筑路支队修筑广旺（广元到旺苍），在繁重的劳动压迫下，粮食定量不足三十二斤，个个瘦得皮包骨，成日头晕目眩，走路东偏西倒，为了活命，借运米的机会，三人合谋私藏了一口袋。我是主犯，他们是胁从，我判刑，他们被记过。我们三人一是记者、作家，一是解放军上尉连长，一是县委办公室主任。

我判刑后，关押在兴文县公安局看守所。看守所座落在县城西北的一片空地上，占地约五亩，有12间监舍和一个大厅，呈“┍”形，对着监舍的空坝，是犯人吃饭和放风的地方。大厅是狱吏用来向犯人训话的场所。川北话监舍叫“号子”，理发叫“刨头”，我关押在第8号子，组长姓刘，原是公社书记，因强奸妇女，打人致残，已被关押了一年半时间，至今还未判；另外还有两人，一个姓王，是个黄毛未脱，奶气未干，不足18岁的孩子，夜里跑到粮站去偷粮票，为守夜人当场拿获；再一个姓张，是小松岩劳改煤矿的就业员，因不安心劳动，跑到西安去补皮鞋，以抗拒改造罪被抓，称为“二进宫”，经常遭到所长的拳打脚踢。旺苍的冬天很冷，气温平均在零下5度左右。我去的第二天正赶上降温天气，起床时那个姓张的“二进宫”晚了十多分钟，牛高马大姓杨的所长，破门跳上床，扬起脚上皮靴，有一脚无一脚地乱踢，嘴里还一边骂：“你狗日的‘二进宫’，懒猪，不起床，不起床……”皮靴踢在没有肌肉的骨架上，发出揪人肺腑“咚咚咚”的浑浊声。那姓张的犯人在床上滚去滚来的惨叫：“所长，饶了我嘛！所长，宽大我这一次嘛！”并不因为他的惨叫和求饶，杨所长停住了皮靴，“咚咚咚”的仍继续跌，后来停住可能是踢累了的缘故。杨所长喘着白白的粗气，抹着额上的汗，跳下床，瞪大家一眼，扬长而去。

看守所人犯每月口粮18斤，一日6两，早晚两餐，每餐3两。这3两不是米，是稻谷用石磨捣碎，连壳连皮搅在一起的粗米糠，然后再加上老莲花白外叶，渗水加盐熬出的菜不是菜，米不是米的黑汤粥。那粥盛在木桶里，青麸麸黑糊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霉臭味，还不如解放前地主家喂猪的猪食。犯人分号子排成队，每人两大瓢，不用筷子，端着土钵往嘴里倒，倒完了，再用舌头把土钵舔净（不需用水涮洗，也没有什么涮洗的东西。）就这“猪食”，大家吃得蜜蜜香，要保命呀！

每到开饭（不是开饭是喝黑汤粥）时间，隔壁号子便响起“叮铛叮铛”的镣铐声，尔后走出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弯腰抠头，戴镣披枷猴孙似的一具骷髅。组长悄悄地告诉我：“这是个抢劫杀人犯，已经判了死刑，就等公判大会拉出去毙。”在我印象里，抢劫杀人犯一定面目狰狞，五大三粗，臂圆腰壮，两眼厉气。可他那个样子，可怜稀稀，细小身材，细小眼睛，四肢干瘦，双目浑浊。那头就象猿人骨骸，下巴尖得象铁锹，深陷的双眼可以盛上两个鸡蛋。手铐是那种铁链相衔的土制手铐，一把铁锁把两个铐圈锁住，根本没一点活动空间，当地人称这种手铐叫“捧子”。他脚上砸着一付沉沉的铁镣，铁镣两极是一个砸住踝骨的铁圈，在铁镣当中有根铁棍，铁棍上端和手铐相衔，俗称“菸袋”。戴上这种刑具，腰伸不直也弯不下，既不能跑也不能自杀，只能成日曲着身，像一把弓。他每日两次从号子曲身走出来，又曲身两手捧着土钵去接黑汤粥，再曲着身用两手捧上土钵，把黑汤粥送到嘴边，一口一口地喝下去；再后曲着身，艰难缓慢地一步一步走回号子。我是个记者，习惯观察。发现他每次曲身捧着土钵喝黑汤粥时，双眼不断涌出泪珠，那一颗一颗泪珠连成一串，顺着干瘦无肉的脸颊，流到尖尖的下巴，再后从尖尖的下巴流到土钵里。他在喝黑汤粥，还是在喝自己的眼泪？。

“抢劫杀人犯，枪劫杀人犯，这么可怜，你到底抢劫了什么东西，杀了什么人啊？”一个难解的迷团，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问号。随着时间消失，我不断探听，终于弄清了他的全部情况：

他叫王先英，四川金堂人，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原是旺苍小松岩月亮河煤矿的就业人员。他第一次犯罪是偷公社红苕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满留场就业；这次是抢劫一筒老包谷米（约両市斤），杀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五保户老人。。

我寻着他人生的足迹，流出的那冷涩眼涙，揭开历史的尘封，原来这是一个令人辛酸，又令人深深思考的故事：

1950年之初，按照共产党中央统一布署，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运动。初冬一个严寒之夜，在四川金堂一个农村，正在开斗争大会，斗争的对象是恶霸地主邓金山。黑压压的人群，一双双愤怒的眼睛，在木桶搭建的主席台上，四个扛枪民兵（当时叫武装）押着个身穿长杉棉袍的绅士跪在地上，接受苦主的控诉。

苦主叫王大成，是他家世代佃户。听人说，过去他两家主佃关系不错，来往密切，经常走动。现在闹翻身，讲阶级党悟，王大成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成了斗争积极分子。他的主人邓金山，是个整死舅子不承认自己有罪，和剥削农民的“顽固分子”，搞得工作组下不了台。于是工作组经过深入的访穷问苦，终于发现了王大成这个对象。

开初王大成不愿意，说这是主人家，对自己不错，拉不下脸。工作组不厌其烦向他讲解阶级斗争的道理，向他揭示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事实，并私下作了暗示的许诺。今天他终于站出来，面对面的揭发、控诉主人邓金山，剥削压迫和欺负凌辱自己的事情：

“你邓金山，就是压在我们农民头上的一座山！我家三代租你8亩地，每亩一年交八斗米的铁板租。你算算，几十年来我家交了你多少租子？你吃的，你喝的，你穿的，哪一样不是我们农民的血汗？你说，你说，这是不是罪？”

“打倒地主阶级，消灭人吃人的社会！”
“吐苦水，挖穷根，受压农民要翻身！”
台下人头攒动，在昏暗的油灯下，人群中爆发出撕裂夜空的口号。
“你说，你说，你有没有罪？”

跪着木桶上的邓金山，被民兵掀起头，对着会场，他平静地回答：“你租我家田地，当然应该交租子。就像借钱还钱，杀人偿命一样，算是什么罪？”

“揍他，揍死他！”台下的吼声更大，一浪盖过一浪，但没有人跳上主席台。
“你没罪？你没罪”王大成青筋暴突，手在发抖：，忽然眼珠一转，拿出了杀手锏：“我再问你，那年初二，我女人到你家拜年，你为什么要伸手摸她，最后还，还……”

“还什么”他说不出来，跪着木桶上的邓金山，却呼天呛地的哭喊起来：“王大成呀，你要讲良心，我好久摸过你女人？我家是书香门第，世代清白，每年施米施茶救济穷人，四邻八舍谁不知道？你爹那年得了霍乱，死了没棺材，还是我家给的，难道你忘了吗？现在你怎么乱说起来，天啊，你睁睁眼呀！”

王大成一时无措，有点下不了台，台下农民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不再吼叫，穿灰制服的工作组立即拨正航标，提醒他道：“王大成不要怕，有共产党给你撑腰，他一个邓金山地主算什么？八百多万蒋匪军都柀我们消灭了，还制服不了一个地主分子。你说，他是不是强奸了你的妻子？”

“……”经工作组指点，王大成找到了打击目标，终于鼓足勇气抛出了最厉害的炸弹：“就是他，就是他把我女人裤子撕烂，活活地强奸了她……”
“冤枉呀！冤枉呀！我邓金山何尝干过这等事。”

“揍他！还想在铁的事实面前狡辩抵赖。”穿灰制服的工作组下命令了，四个虎彪彪的民兵闻风而动，大打出手，拳脚交加，棍棒共舞。在地上打滚的邓金山，尽管叫冤叫屈，却被雷鸣般的口号声所掩盖：

“打倒地主恶霸邓金山”
“为农民报仇！为王大成妻子报仇！”

不论怎么样喊怎么打，邓金山总叫冤枉。最后穿灰制服的工作组宣布：“恶霸地主邓金山长期欺压农民，奸污佃农妻子，在事实面前还百般抵赖，血债累累，罪不容诛，等待他的是人民的铁掌，押下去，把他关起来。”打得鼻青脸肿的邓金山被民兵架走，一路上仍在呼天喊地叫冤枉。

中共建政初，工作组权力大得很，组长都有权限毙人，杀个人像杀鸡。邓金山被关押在一间仓库里。守夜的是民兵，不怎样严格，一个晚上他偷偷跑回家，喝了不少酒，百思不得其解：王大成怎么要诬陷他？把他推上死路？一气之下，酒气壮胆，跑到厨房拿起杀猪刀，偷偷地留进王大成家，演出了轰动全县地主杀农民的“阶级敌人报复案”。后来，邓金山被共产党毙了，王大成却被工作组封为“烈士”，他12岁儿子王先英和7岁女儿自然成了“烈士”后代，享受着各种优厚的待遇。

毛泽东是个狂热的继续革命者，在他掌权后又总是用狂热的继续革命理论，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中国的革命一直处在狂热中。1957年毛泽东在一夜之间把近百万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完成了“封杀言论”“封杀舆论”的“伟大创举”，接着又在全国掀起了“三面红旗--大炼钢铁”的革命高潮。王先英先是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捐出自己家里一切带铁器的什物，诸如铁锅、铁铲、铁勺、铁钩、铁箝，接着又把家中一切能助燃生火的家俱，投入了熊熊的炉海，再后是响应党的号召，扔下年幼的妹妹，扛上被盖卷，敲着锣鼓，打着红旗，远离家门去到边远山区茂汶县，寻找矿石。那时的中国好不壮观，遍地是高炉，处处流铁水，但所炼出的钢铁全是低质量的铁渣鉄饼，铸菜刀都下行，还能造机器吗？

出于形势所迫，毛泽东“超英赶美”的“伟大创举”不得不晏旗息鼓，为缺衣少食的“大跃进”划上了句号。王先英和千百万农民一样，扛着被盖卷，拖着疲备的身躯回到了家乡。这时家乡，再不是稻花飘香，炊烟袅袅，欢歌笑语，鸡犬相闻，出现在眼前的是断垣残壁，十室九空，饿殍盈道，冻骨遍野的渗景。他放下被卷，推开虚掩的家门，一股冷森森的寒意迎面而来。在那张破床上，躺着患水肿病的妹妹，无声无息，近似死人。妹妹一见哥哥，强力启开那双无神的眼睛，煽动着两片苍白干涸的嘴唇，不停地低低地呼唤：“哥哥，我饿，我饿……”他上前抱住妹妹，止不住泪水奔流，慌忙揭开米坛米坛空空的，不知早已冲涮了多少次，连一点糠渣都没有。原来他家早已断炊半月，每天维系生命的全靠公共食堂两碗大锅清水汤。他想哭，他想骂，这是什么世道啊？而眼下重要的是，如何安慰一下妹妹辘辘的饥肠，挽救那微弱的生命。

“哥哥，我饿，我饿……”这微弱、凄凉、哀伤的声音，在空旷寂寞森冷的屋中回荡、回荡。

他急中生智，从灶屋里找来一个破碗，渗上一点水，送到妹妹的嘴里，妹妹咽下水，用牙紧紧咬住破碗，在吐字不清的叫饿声中，渐渐闭上双眼。

“妹妹，妹妹……”他哭，他喊，饥饿之神，终于无情地夺走了他妹妹的生命。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这首歌词更适合于中共建政后的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年代的中国，远比这还不平啊！人为的劫难，不知饿死了多少中国人，而饿死的这些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世代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年代专横人更专横，农民有地不能耕，有田不能种，纵在屋前屋后种点瓜豆，也是“犯法”行为，轻则斗争，重则判刑。

妹妹饿死后，他气冲冲去找公社干部说理，但得的回答是“诬蔑社会主义”，险遭斗争批判。他不服，在大队部门前转来转去。只见大队部双门紧闭，一股馋人的肉味酒香从门缝中透了出来。他恨得咬牙切齿的骂：“狗日的杂种，你吃，老子也吃。”他飞快的跑回家，拿着一个竹敲，潜到公社红苕种地，敲了一口袋红苕种，还未下肚就被民兵捉住。由于他嘴硬，说自己是“烈属”，公社干部嘲笑他：“你妈偷汉还是烈属。”他大骂公社和大队干部没良心，最后被县法院以盗窃破坏农业生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送到旺苍县小松岩煤矿劳动改造。所幸劳改队挖煤炭生活比农民生活还好一点，加之他又能认罪守法，积极劳动，很快减刑当了就业员。

就业员是中国一个特有名词，通指“劳改释改犯”或“二犯人”。故名思义，即判刑犯人服刑期满，继续留场改造的人员。就业员和正在服刑的犯人区别是：犯人劳动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5元的零花钱，吃饭、穿衣国家全包；就业员国家不包吃饭、穿衣，根据你继续改造的表现，每月发给16元到26元人币不等的工资，除此休息天还可上街赶集，经政府干部批准还能请假回家探亲，但每天仍要学习劳动，继续改造思想。犯人刑满被政府宣布留场就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思想未改造好，放出去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二是此人有特殊技能或还有点利用价值。王先英属于后一种，他身强体壮，年青有力，一天可挖3—4吨煤炭，其创造的价值不低于50元人民币，而付给他的工资才五毛钱。常说资本家会算帐，其实共产党比资本家更会算帐。

王先英自当就业员后，叫他最发愁的事是肚皮问题。虽说一月有18元人民币的工资，但黑市粮票价每斤高达人民币5元，纵是一斤南瓜、红苕也要卖1—1.5元人民币。当犯人仅管吃不饱，但劳动强度没那么大，下班又不能走动，再饿也没办法。就业员每天必须完成任务，完不成除挨批挨斗外，还要扣工资；再有，就业员有活动天地，一饿了就想搞“进口货”。他一月那一点点工资，又能买什么呢？ 

于是，每天撑饱肚子，成了他人生头等大事。旺苍小松岩月亮河远离城镇，没有商店，没有饭馆（其实，那时城市也没有），四周住着稀稀疏疏的农户。那年月农民一样饿肚子，一日三餐都向公社公共食堂，按人头领回一盆大锅清水汤，然后加菜加粮把它变得稠一点。好在山区人烟稀少，集居地多是一姓，宗族观念较强，不象平原农民户挨户，人挨人，相互监督严格。仅管公社推行比日本人还苛严的“三不准政策”（不准自行开伙，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盗窃集体财产），农民却有自己的对策：不准自行开伙，我不开伙，在吊锅上煮一煮总行（川北地冻天寒，农民都有地炉，一年四季火塘有火，上悬一吊锅）；不准种自留地，我不在家门前种，跑到大山里种，你管得着吗？不准盗窃集体财产，在稻谷、小麦、苞米成熟季节，大餐一顿总不能叫偷吧？平原饿死不少人，山区却是个例外，这叫“鞭长莫及”。

为了解决肚子问题，王先英每天出得煤洞，洗完澡换上衣服，第一件事便是去走乡串户，搞“进口货”。他身世可怜，加上嘴甜，手脚勤快，乐于帮人干活，很快结识了不少乡亲，其中一个叫刘长山的五保户，还把他认做干儿。刘长山孤身一人，年过七旬，当年闹苏维埃政时候当过村农会主席，不知是什么原因一直未婚，过着独门独户的日子。王先英自认他为干爹后，每天都要去看望他，帮他砍柴烧水，扫地抹窗，做得很认真。刘长山对他的回报是一碗残汤剩饭，少许菸叶，真解了王先英燃眉之急。他逐渐逐渐熟悉了老人家底。老人家里最珍贵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放在床下那把砍山柴的斧头，当年用它闹过革命，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二是挂在老人床头那一筒老苞谷米。這是他给生产队选种时，一颗一颗藏下来的，又大又饱满，黄晶晶，亮闪闪，好似一颗一颗的珍珠。故摆在床头，每日看它三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煮来吃的。庄稼要想收成好，一是地肥，二是种壮，不看这一筒老苞谷米，播到地里会绿一片山，故视它如金。王先英对这筒老苞谷米垂涎三尺，但却没有吃下肚皮的妄想。俗话说“事有该得”。

1958年苏联老大哥发射卫星上了天，各国各地便有了“放卫星”一说。这“卫星”不是“人造卫星”，泛指高产高效。王先英所在的煤矿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干部号召挖煤放“卫星”，从过去每人每天挖三吨，提高到10吨。谁放了“卫星”，政府给谁奖励，奖励什么不清楚。王先英是改造极积分子，一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赤膊上阵，一口气在井下干18个小时，挖了近12吨煤，放了一个大大的“卫星”，可是政府并不给他的肚皮放“卫星”，粮食一两未增加。半斤粮食的米饭胀不饱肚皮，饿得浑身上下虚汗淋漓，头昏眼花，怎么办？

找干爹去。他拖着沉重的双腿，推开刘青山虚掩的房门，老人正在睡觉，鼾声象打雷。他偷偷地揭开锅盖，锅里一锅清水，连粒饭渣也没有。他发晕的脑袋上那双饥饿的双眼，不停在屋中搜寻，眼睛不自然地落在那装老苞谷的铁皮筒上，黄亮亮,金灿灿,那不是老苞米,是一颗一颗的金子啊!他知道那是老人的命,是不能动的东西。但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正如大自然的雀鸟，明知那是猎人张的网，为了饱肚，仍会飞去抢食。此时的王先英，早为饥饿之火烧灼，顾不得危险，顾不得干爹视之为金子的宝贝，蹑手蹑脚走到床前，准备取下这筒老苞谷米。可是伸出去的手却僵住了，许许多多的问号爬上了心头：我这样做，对得起干爹吗？别人把我当成儿子，我却去偷别人，还有没良心？万一被捉住，又会判刑，这样划算吗？浑身哆嗦，双手打颤，来回几次，下不了决心。突然，苞谷的香味引得他口馋，那饥饿之火似乎越烧越猛，吃，吃饱了肚皮，枪毙都愿意。他再次伸出手去取盛苞谷米的铁筒，由于用力过猛，加上心情紧张，“哗啦”一声，老苞谷米连同铁皮筒砸在地上，惊醒了睡梦中的刘青山。老人翻身坐起，怒不可遏，两眼圆睁，指着他骂道：“王先英，你这个没良心的杂种，我给你吃，给你喝，你还来偷我……”

人忙无计。不知是出于紧张还是惊吓，王先英从老人床下摸出那把锋利无比的斧头，猛然地向刘青山头部砍去，只听老人一声惨叫，一股难闻的血腥味从黑暗的木板房冲了出去。王先英怔怔地站着，一手提着满是鲜血的斧头，不知如何是好？老人的惨叫声早已惊动在田间锄麦的社员，大家拿着锄头跑来，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惊呼地叫出：

“杀人了，快叫公安局”。

“杀人偿命，欠帐还钱”古之常理。在公安局的审讯中，王先英痛哭流涕，声声说对不起老人，骂自己没良心，不是人，愿以一死谢罪。在宣布判处死刑那一天，预审员问他：“王先英，你还有什么要求？”

他扬起头,环顾一下四周，摇摇头，随即补一句：“枪毙我前，给我吃一顿饱饭行吗？”

书记员是个女孩子，涉世不深，听到他这个要求，不知为什么,眼里竟流出了酸涩的泪水，不停用手绢擦脸。预审员冷冷地,不动声以的回道：“这是看守所管的事，我们无权答应”。

王先英被押回监舍等待执行，成天成夜想着的是在临死前吃顿饱饭。每天看守和武装要来查看监舍，为了保证在行刑前犯人不发生意外。只要王先英一见着他们就要报告：“报告所长，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杨所长虽然凶残，但对死刑犯临死前这一微弱要求，也不好怎样拒绝，总是冷冷的，用似同意又不同意的口吻回答：“妈的，你慌什么，老子知道。”

“报告武装，给犯人吃顿饭嘛！”武装是他行刑的执行人，他们三三两两来看他，并不是想到他饥饿问题，而是研究行刑的子弹怎样才能射中的心窝，是一枪毙命还是两枪毙命？借以表现自己高超的技能。所以他们的回答十分直接简单：

“吃什么饱饭？死都死了，还想浪费国家粮食。”

王先英不放弃企冀，不放弃追求，不放弃临死前吃一顿饱饭的“奢望”，不论所长怎样拒绝，也不论武装怎样漫骂，只要一见他们，他就扬起那张瘦得近似猿猴的脸，竭尽地叫喊：

“报告所长，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报告武装，给犯人吃顿饱饭嘛!”

企冀、追求、“奢望”，死前一顿饱饭，既可怜又揪心，人到这份上还是人吗？听老人讲：中共建政前犯人在行刑前要赏酒饭，饱餐一顿再让他去见闫王。这顿酒饭十分丰富。好酒好肉摆一大桌，让犯人喝得酪酊大醉，再五花大绑穿过闹市，死得有盐有味。中共建政后的当权者，认为是陈规陋习统统废掉。由于王先英没有实现“吃一顿饱饭”的愿望，所以每天曲身走出监舍，双手捧上土钵，喝三两糠壳混菜叶黑粥汤的时候，才无声地哭，无言地泣，最后连同自己的眼泪一道喝到肚里。事也巧，在他行刑的头天晚上，杨所长因太太生日喝醉酒，忘记了心里曾有过的许诺。第二天上班，他在办公桌上看见了王先英执行日子，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即叫伙房操办：半斤肥腻腻的肉，一斤白生生的米饭，装在一个大钵里，不知是杨所长吩咐迟了的原因，还是伙房送肉饭的人走得不快，反正那热腾腾的饭和那香喷喷的半斤肉，还未送到刑场，那夺命的清脆的“叭—叭—叭”三下枪声，已经穿空响起。送饭的伙房犯人回到看守所，向杨

所长报告説：“王先英，没吃上，晚了一步。”

杨所长骂了一句：“妈的，吃不成算球了，晚上加点蒜苗炒成回锅肉，端来给老子下酒。”

王先英死了，死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分。地点：四川省旺苍县河埧，当天的刑场。不知他见了阎王该怎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