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

 　　此文的標題似就有些不妥，因為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叫藍苹。但江青以前的叫法，慢慢地年輕人都不知道了，所以這樣稱呼江青和她的前夫唐納。江青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的頭目，或者叫“旗手”。但她年輕時曾以“藍苹”的藝名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灘拍過電影，是個小有名氣的演員。不過，江青是怕別人知道這段歷史的，所以有多少人為此倒霉甚至下獄。然而，現在己經是大白於天下。江青曲折可恥的一生：欺騙、欲望、性愛、愛情、背叛、政治權力、報復等等，現在正由西方歌劇借屍還魂或者是正在現世報。而且，上海淮海路樂安坊的江青住過的亭子間也成為遊覽點。

蘇州的歷史故事太多了，多得搞不清。但平江區政協編的一本書上，有錢正(筆名：公博文)一文，對此出處說得很明白，董壽琪同志還帶我們去看了一次。今年夏天很熱，我們還是想再去看看。平江路的胡思廂巷邊的小河裡，有人正在刷馬桶，一刷就是十幾隻，這是承包的，刷一隻馬桶一個月十幾塊。只是河水是更髒了。曾經在此“鴛鴦戲水”的江青和唐納就是住在胡思廂巷40號大雜院。現在整個大院很破爛了，舊電線亂竄，人家很多，水泥樓房也破舊了，但是天空特別明亮，藍天白雲，這使我感到了現在時代的轉變，氣氛的自由和寬鬆。西院就是當年唐納(馬季良)和江青住過的地方。現在有人家住在裡面，庭柱上都刷了紅漆。如果時光會倒流，睡眼惺松的江青會叫了起來，不許人看。但據說，當時江青表現還好，還給老人倒洗腳水。然而，好日子長不了。早在1937年6月14日《時代報》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為《藍苹想出風頭，用的是美人計》。同時，《青春電影半月刊》七月號對藍苹作了抨擊，雖然只短短幾句，但說得很明白：“藍苹的脾氣很驕，架子很大。有人說，‘誰討了這位女人，前世里總是作了孽。’由這句話里我們大概可以明白她一點輪廓了吧!”不，還有誰也想不到的預言!

現在，歷史的輪廓是更清楚了。說來話長，原名李雲鶴的江青，1914年3月，出生於山東省諸城縣。江青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工，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1898年，比江青年長16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20歲，即1918年，那時江青不過4歲。康生1924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26歲，而江青只有10歲。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只是在延安時，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此刻，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後來，江青反過來也成了康生的“靠山”。

1931年春，江青隨王泊生演出過京劇折子戲《玉堂春》等。1931年5月，在濟南與裴明倫結婚。同年7月，與裴明倫離異。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半工半讀。江青最初的愛侶是她的入黨介紹人俞啟威，後來改名為黃敬，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時，做過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兼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江青初識黃敬時，黃敬是青島大學物理系學生，還不是中共黨員。後來，黃敬加入中共，也就影響了江青。江青和黃敬從熱戀而同居。經黃敬介紹，江青於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19歲。以後，她總是在生活和政治上腳踩兩隻船。

1935年3月，江青到上海，進入電通影業公司，並參加左翼劇聯的劇社演出，改名藍苹。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話劇《娜拉》，當時，江青沉浮藝海，希冀拉攏文化人的捧場，因此結識崔萬秋。1936年1月1日，藍苹在崔萬秋的《大晚報》、《火炬》副刊發表隨筆;3月15日，張春橋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發表那篇攻擊魯迅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藍苹和狄克，同時往來於崔萬秋家中，這個歷史之謎，一直隱藏在陰暗之中。1982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連載了數萬言的長文《上海歲月話江青》。此文作者，乃是崔萬秋。他是當年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然而，這只是他的公開身份，幕後崔萬秋是“軍統”上海特區直屬聯絡員。當年的“軍統”頭目沈醉，在1983年出版的回憶錄《我這三十年》中，寫下了自己目擊的幾個鏡頭：“我當時去崔家，經常見到藍苹，她有時還給我倒茶，因為崔是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的編輯，常在該報寫‘北國美人’等類文章來給藍苹捧場，一個四等演員有這樣的人來捧場，當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記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幫’後，知道那個在崔家見過的穿蹩腳西裝的狄克，就是張春橋，我的腦子裡也有印象”。

1935年9月，江青與唐納相愛同居。據說，藍苹是“我誰都不嫁!愛就是愛，同居可以，結婚不行，我可不能被一紙婚約捆死”。幽默的唐納是先戀愛同居，後結婚成家也行。但是，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鈞儒證婚，藍苹與唐納、趙丹與葉露茜、顧而已與杜小鵑同時舉行集體結婚儀式。參加者還有鄭君里、李清以及攝影師馬永華。蜜月未滿，藍苹開始挑剔起來，“你太缺乏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據史枚說，藍苹曾當着外人面，揪住唐納的頭往牆上撞，潑婦之態難忘。婚後不到3個月，藍苹匆匆出走，留書說回濟南探視母病，唐納感到事出意外，7月間火速趕到濟南，始知上當受騙，江青此時已去天津回到俞啟威身邊。氣憤之下唐納在旅店服毒自盡，幸得及時搶救。但他自殺前寫的絕命書被登在大小報紙上。

5月底，江青在《聯華畫報》登出《一封公開信》，不承認與唐有正式婚姻。藍苹說：“我陷在一種很厲害的鬱悶躁狂中。我時常捶自己的頭，打自己，無故的發瘋一樣的鬧脾氣，可是一見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說出心裡的鬱悶，我漠視了一切友誼”;“唐納萬一再來找麻煩，以及他的朋友們要對我施以‘不利的打擊’，不外是我們那次儀式(指“六和塔婚禮”)在作怪。因為在一個政黨社會，這個儀式雖然沒有婚書-被普通人視為一種良好的兩性的約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來攻擊別人，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在一個夜裡，他又來了，就這樣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們關着房門，阿媽和朋友都敲不開。我瘋了，我從沒有那樣大聲的嚷過，這一次他拿走了他寫給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說登報脫離關係，但是他並沒有登“;“我的家裡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別無武器，不要怕，來吧，我絕對不躲藏!講到所謂的‘新聞政策’，我絕對不是像阮玲玉一樣，為着‘人言可畏’而自殺，或是退縮，我一動都不動的在等着，在等着他們用斗大的鉛字來罵我!”;“起先我之不願聲張，完全是因為不願為了這無聊的事來轟傳一時，同時我不忍讓唐納受到更多的苦惱，因為我一直可憐着他的。可是現在他既這樣，難道我是一個可憐的小蟲子，可以隨便讓人踩嗎?不!藍苹是個人，永遠不退縮”。

關於分居，她又說：“在分居的時候，我曾經和朋友，最親近的朋友-連唐納的也在內-商量過，他們都以為要是一刀兩斷，怕他吃不住，又自殺，只好採取緩慢的手段。就是給他一個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寫作，讀書，以後還有相愛的機會。另方面呢?在這種並不重的打擊下和友誼的鼓勵下，他一定會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實，那麼這類的打擊是不會使人自殺的”。

陶行知先生與唐、江二人都有交情，得知此事後，寫了一首題為《送給唐納先生》的小詩發表在《生活日報》上，以勸慰唐納：

聽說您尋死，

我為您擔心!

您要知道：

藍苹是藍苹，

不是屬於您。

您既陶醉在電影，

又如何把她占領? 　　……

如果您愛她，她不再愛您，

那是已經飛去的夜鶯。

夜鶯不比燕子，

她不會再找您的門庭。

與其拖泥帶水，

不如死了您的心。

對此，當時的《電聲》雜誌曾刊載過一條報道，標題是：“好合未久，貧病相逼之下，唐納藍苹無奈分居。”那次分居雖時間不長，可是對唐納的打擊卻很大，使這位很有自信的男人產生了自卑感，自恨養不起所愛的女人，而且甚至有無顏見蘇州父老之感。分居後，藍苹搬進了一所亭子間裡居住。這個亭子間，直到她離開上海奔赴延安時才退掉，成為她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唐納與藍苹曾在此，再次同居。

1936年8月，江青與王瑩在“業餘劇人”中爭演《賽金花》。1936年9月，金山、王瑩等組建四十年代劇社，10月公演《賽金花》。1936年9月，江青與章泯開始秘密相愛。她深知，一旦有了章泯這把梯子，她就可以爬上舞台明星寶座，因為章泯是上海舉足輕重的話劇導演。1937年2月，蔡楚生導演的影片《王老五》開機，藍苹飾王老五之妻。1936年12月，“業餘劇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導演，藍苹飾女主角卡特琳娜。1936年7月，江青參加演出費穆導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記》，扮演片中劉三之妻。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1937年5月中旬，唐納寫了一個劇本，托錢千里交給藍苹。錢千里是是唐納好友。然而，錢千里在無意之中，卻在藍苹家裡見到章泯!當時的《影與戲》，作了如下報道：“錢千里從來沒有去過。那天去得太早，大約藍苹還沒有起來。錢千里敲門敲了很久，以為她昨夜拍戲拍得太晚，現在還沒有回來。本來打算走了。哪曉得藍苹又輕輕地開了門，伸出一個頭來。錢千里就把一個劇本交了給她。因為從來沒有去過，就順手推了門進來。哪曉得章泯正睡在床上，錢千里弄得有點難為情，兩人互相點了點頭，錢千里就輕輕地走了”。5月22日，唐納知道這件醜聞後，悲憤欲絕。5月30日，唐納第二次自殺，跳入吳淞江的波濤之中，後獲救。藍苹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跟章泯公開同居。章泯夫人蕭琨實在無法容忍，終於與章泯離婚。“藍小姐”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這時的藍苹，不過二十三歲而已，但她已有過三個丈夫，已入過黨、坐過牢、寫過自首書，已上演過“六和塔婚禮”、“唐納濟南自殺”、“爭奪《賽金花》主角”和“藍苹、章泯同居”這麼四出轟動上海的鬧劇。

然而，就在藍苹的第四出鬧劇進入高潮之際，她居然在《光明》雜誌發表了《我們的生活》一文。寫作年月為“1937年5月14日”，這正是唐納跳海前的十多天。“演員的生活像謎一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章一開頭，藍苹就故弄玄虛。然後，忽然寫下了這樣的“醒世名言”：“因為戲劇藝術本身的艱難，再加上現社會許多不利於我們的客觀條件，一個演員的生活是很容易有着以下的危機的”;“生活的糜爛——這糜爛的生活是演員的藝術之最大的敵人，它毀滅着演員本身及他的藝術。一個演員在目前這樣社會中，是很容易走上糜爛的道路的，這一半是由於那惡劣的環境促成的，不過演員個人的自暴自棄也是重要原因。環境固然可以影響個人，同時個人也可以改變環境。為什麼要屈服在惡劣的環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們從那陳腐的惡劣的環境中跳出來，踏上新的階段，將自己溶化在純正、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劇活動中”。她年輕時，就已經大言不慚了!正是說明了她後來能成為江青。難怪連她自己也說，“處於言行不一的深深的痛苦之中”，她還不光是“生活的糜爛”。她是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她每“愛”一個男人，都是為了實現她的一着棋。不過，即便在當時那樣的上海，她也受到了社會輿論的譴責。“最近她和唐納鬧翻，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牢騷文章，原因是她另有所歡，愛上了章泯。不過害得章泯和他的夫人蕭琨實行離婚，這一點在道德上講起來，藍小姐手段未免太辣。尤其他的夫人蕭琨和章泯已有孩子了”。輿論越來越不利於藍苹。她的不道德的行為，受到越來越多的譴責。藍苹我行我素，而且在報上放出空氣：“悲劇閉幕，喜劇展開。藍苹章泯，蜜月旅行”。然而，在影劇界，稍有正義感的人，都對藍苹的行徑嗤之以鼻。她明白，她已不可能在銀幕上或者舞台上成為一顆“紅星”。她無法在上海立足，想溜了。1937年6月，章泯與其妻協議離婚，與藍苹正式同居。1937年7月，離開上海，奔赴延安。

以上所說，不是“戲說”，基本上是歷史資料。作為一個三十年代的四流演員來說，也並不奇怪。只是江青一直企圖銷毀對她不利的一切證據，藍苹可改名為江青，可是抹不掉的是歷史。江青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苹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里的，鄭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苹的男儐相。江青請鄭君里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其蹤的唐納。原來，1957年的春節，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遊仙》詞，即後來著名於世的《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毛澤東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即寫信求助於鄭君里。鄭君里見信自知非同小可，與好友商議，大家一致認為此事決不能幹，為免日後招惹是非，當場把那封信燒掉了。1966年6月，張春橋奉江青命令，召見了鄭君里。此時的鄭君里在江青眼裡成了敵人。張春橋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存藏在你家裡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鄭君里萬般無奈之下，怎能拿得出這封信來?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獄之禍。事情並沒有到此了結。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里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

同時，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山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嚴朴;……。他們一起害死了多少人。江青隨着地位的變化，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唐納回到了上海，曾受《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之邀，在上海出任《文匯報》副總編。1949年，唐納來到香港，擔任香港《文匯報》副總編。1948年2月初，唐納從香港給上海的鄭君里寄來一封用淚水寫成的信：“大陸眼看就要解放，實現了我們的願望，《文匯報》的同人都是“青春結伴好還鄉”，唯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戰時，阿苹曾秘密到重慶治牙，還打過電話約我在“凱歌歸”酒家見面，我斷然拒絕了。在我這個方面，已經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說我“鴛夢重溫，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現在很認命，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愛過阿苹，我曾經為她的出走幾乎自殺;也沒有一個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麼都下得了手。別了祖國，別了上海，別了青春，別了朋友。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幸虧唐納在“文革”歲月，身居海外，江青鞭長莫及，才免遭毒手。唐納對摯友鄭君里被江青迫害致死，深表憤慨，說：藍苹要我的那封信還在我處，怎能從君里處找呢?也有的海外報紙曾載：唐納在飯店二樓舉辦江青照片展覽，以招倈顧客。唐納斷然否認。唐納坦誠地說：“我這個人，不但不念舊惡，而且一旦絕交，也是不出惡聲的!”直至粉碎“四人幫”之後，唐納才得以幾度返回中國大陸，重遊上海，感慨萬干。不過，他幾度回來，行蹤保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他的交際僅限於幾個當年的親密朋友而已。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病逝於巴黎，終年74歲。據說，他晚年曾計劃寫一部自傳。只是他病重，未曾寫出這部自傳。

也許蘇州人對江青的蘇州愛巢和婚變不會有很大的興趣，對後來江青和林彪在蘇州寫的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文藝記要”也不會有興趣。但象我這樣年紀較大的人都會記得，正是1967年夏天，江青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蘇州一下人死了多少人，還有抄家、批鬥等等。蘇州人決不會忘記江青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