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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5月，祸国殃民的农村公共食堂被迫解散以后，广大农民又陷入了缺粮断顿的困境。为了救急，各地基层干部在上级的默许下纷纷采取了“借地”“开荒”和“包产到户”的办法。

最突出最普遍的就是包产到户，即把生产队的土地承包到农户，打下的粮食，交够集体的，卖够国家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大饥荒鬼门关走出来的农民们第一次能吃饱饭了，农村凋敝不堪的经济由此得以逐渐恢复。农民们对这种措施十分欢迎，十分感谢，多少年来念念不忘。直到文革时期，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和“三自一包”罪行的浪潮铺天盖地、刘邓成了中国“头号大坏蛋”之时，不少农民弟兄还在背地里悄悄地说：“借地包地，救活了亿万农民兄弟!”“要想吃得好，土地就得包。”“包产到户，能吃饱肚。”“心里一着急，想起刘少奇!”

各地农村包产到户之际，正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时。如果各路调查大员能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看看农村的变化，一定会发现，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包产到户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来看，拥护包产到户的农民至少占总数的95%以上;即使在当时，有极左思想的束缚，一些农民思想不解放，愿意包产到户的至少要占80%以上。可以说，包产到户，是解放生产力，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使农民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支持包产到户。

刘少奇在1961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工业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虽然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一度又批评包产到户，主张发展“集体经济”，但他的整体思想是倾向包产到户的，并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邓小平和陈云是包产到户的坚定支持者。在谈到“三自一包”时邓小平直言不讳：生产关系什么形式好，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用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当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是支持包产到户。

邓子恢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了“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个体户”的结论，极力主张包产到户，并为此奔走呼号，反复建言，屡遭打击，不屈不挠。

而毛泽东不知通过什么特殊渠道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得出了和上述领导截然不同的认识，产生了和广大农民愿望、和农村实际情况相悖的结论。

毛泽东1961年在一次谈话中说：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是百分之几呢?有人说是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是搞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这些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话在当时令人惊心动魄，却又让人不敢反驳。然而现在看来，这些话基本上是违背事实，脱离实际的。当时，绝不是“一部分”“百分之几”的农民要求包产到户，而是绝大多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而且这些“闹单干”的，根本不可能仅仅是是富裕阶层、富裕中农、地富残余，而恰恰是那些长期处于极端困难之中、渴望吃饱饭的最广大的贫苦农民!真正不愿包产到户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因为土地一旦承包，他们便失去了作威作福、多吃多占的特权，失去了随意控制和调动农村劳动力、实行大兵团作战的特权。毛泽东下去调查时，很可能是听取了这些基层干部的汇报，而这些汇报恰好符合毛泽东“抓阶级斗争，走集体化道路”的思路，于是便以此为依据，祭起阶级斗争大棒，对包产到户做出了脱离实际的评判。

为了进一步批判和打击包产到户的势头，毛泽东多次在会议上强调说：一搞包产到户，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甚至半年不到就要分化，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雇工的，有娶小老婆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一句话，一搞包产到户，地主阶级就会重新上台压迫剥削农民，广大贫下中农就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即后来通俗的说法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改革开放、土地承包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此番讲话完全落空。农村的贫富有些差别，但绝大多数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走富裕小康之路。旧社会的那种恶劣的地主富农就没有出现，而大多数贫下中农却变成了新型的“地主”“富农”，过着比旧社会地主富农更富有、更现代的生活。当然这些“地主富农”，至今无人娶小老婆。而真正有条件贪污腐败，能娶小老婆，能包起二奶、三奶甚至几十个奶的，正是那些掌握着公有制大权和计划经济的各级贪官污吏!

奇怪的是，毛泽东对于包产到户是一度支持的。1961年3月7日，在广州工作会议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把责任田的做法及优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错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毛泽东答复后，曾希圣立即打长途告诉安徽省委在家主持工作的同志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

期间，毛泽东让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搞试验。”曾希圣感到此言和毛泽东原来的指示有所不同，有点吃不准，就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责任田的好处和缺点，却没有得到答复。

1961年7月，毛泽东外出视察，途径安徽蚌埠，曾希圣在火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说优点大于缺点，能提高产量。毛泽东听后回答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可以普遍推广。”还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些。”

这一回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曾希圣在安徽放手推行包产到户。1961年底，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粮食获得丰收，农民踊跃交粮，全省国库存粮增加，城镇居民口粮标准也有所提高。

然而，就在安徽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果，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时候，毛泽东于1961年12日，也就是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周年、七千人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对曾希圣说：“现在生产已经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过来?”曾希圣着急地说：“责任田使农民刚尝到了甜头，是否再实行一年?”他心有抵触，没有把责任田立即“变过来”，于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受到严厉批判，说他犯了“方向性错误”，被撤销了职务。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曾希圣在大跃进期间好大喜功，盲目蛮干，强力推行极左路线，给安徽带来沉重灾难。但曾希圣不仅没有遭到上面的批评，反而愈发受到宠幸，官位越坐越稳，曾一身兼安徽、山东两省省委书记。而当曾希圣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自己极左错误的危害，一改过去脱离实际、盲目蛮干的作风，开始联系群众，为民请命，推行包产到户，全省工作有了起色的时候，却突然被撤销了职务!

一年的调查研究，对曾希圣三年的大跃进严重错误，就是查不出问题来，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封匿名信事件，才牵出了其大跃进的错误;而曾希圣一年来为老百姓做的包产到户的好事，很快就被查了出来，并予以严厉打击。这不是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了吗?

1961年，在“调查研究之风”的吹拂下，中央派往湖南的一支调查队，到农村反复宣传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越性，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进步性。调查研究了多日，和一些基层干部共同总结出了集体化的“三大优点”：

第一，能搞好集体生产，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单干会导致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有利于机械化、水利化;手工劳作效率低下。

但是，调查队员又通过反复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了包产到户的“十大优点”：

1、不用每天安排、分派农活;

2、不用吹哨、敲钟或呼喊社员上工;

3、不用每天晚上开会搞评工记分;评工记分耽误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有时大家闷着头不发言，有时又争吵不休，引起矛盾和不团结;

4、不用监督、管理和检查社员干活质量，社员会认真尽力地干好农活;

5、社员干活不会你看我、我看你，比着“磨洋工”，也不会“大呼隆”，能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6、不会再吃“大锅饭”，能真正做到多劳多得，农民搞生产会有很高的积极性;

7、由农民自己当家作主安排农活，劳动自由了，休息时间也多了，还可以多搞些家庭副业，增加收入;

8、农民自主决定采取哪些增产措施，能够抵制“强迫命令瞎指挥”的危害;

9、能够多打粮食和增产其它各种农产品，完成统购任务不会成问题，可以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10、能够使农民普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农民交售的产品多了，城市的生活也会改善;生产队适度提留一些“公益金”，“五保户”“特困户”的生活也可以得到适当解决。

这些朴实通俗的语言，代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心声，完全符合当时农村的实际。这“十大优点”归结为一点，就是“自由”，让群众自由种植，自由管理，自由支配，自由选择，这就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我们的领袖在检讨大跃进的失误时，多次说自己在农业生产上“缺乏知识”“缺少经验”，还有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其实，中央调查组从农民嘴里得来的“包产到户十优点”，就是最好的知识，最好的经验，一个常人一眼就能看到的“必然王国”。如果当时就及时采纳农民的这些意见，国民经济就能更快地恢复，农民和城里人的生活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中央从地方征购粮食必然畅通无阻。

邓小平对1961年到1962年 的包产到户是支持的，因此在文革中遭到猛烈批判。后来他很少评论此事，但有一件事他念念不忘——1962年城市职工大下放，十分顺利。他说，还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好啊，为了减轻城市负担，支援农业建设，党中央一个指示，两千多万城市职工就毫无怨言地奔赴农村，我们的工人觉悟高啊，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好啊!

邓小平在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正是他支持的包产到户(包括借地、包地、开荒地、自留地)，让亿万农民吃饱了饭，吃上了白蒸馍，这让计划限量、吃不饱饭的城市职工十分羡慕;那些家在农村的工人，或接到来信，或回家探亲，发现在农村随意开一片土地打的粮食，比在城里一年的口粮还多，他们的心动了。恰好中央号召城里职工下放支援农村，他们当然二话不说、心甘情愿呼呼啦啦奔赴农村，追求“吃饱饭，吃白馍”的梦想了!

可是，多变的现实将他们的梦想击得粉碎!他们刚回到家乡，政策就变了，包产到户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单干风”，一阵痛批之后全部取消，连自留地、小片荒地也被统统收归集体。这些曾经的城市工人又和农民一样开始喝大锅稀饭了。他们看着城市职工的生活在一天天改善，他们和工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后来一个工人相当于10个农民的收入，他们后悔死了!他们觉得上当了!但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由此可见，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是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关键一着。这种优越性，连一向务实的邓小平也没有意识到。

可惜我们的最高领袖被极左的魔圈束缚着，被马列的教条牵引着，他死死地抱定：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集体化，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让人民群众吃苦受难。他主观地认为，广大贫下中农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主张包产到户的，一定是地富残余、富裕中农、落后农民……

最能说明调查研究之风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屡遭碰壁的，是田家英对包产到户思想的变化。

田家英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任毛泽东秘书。起初他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曾流着眼泪，向毛泽东痛陈安徽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后，一些孤儿寡妇种地的艰难。然而，他奉命率领调查组深入湖南湘潭一些农村地区认真调查研究之后，竟发现大多数农民希望包产到户。当田家英的调查组向农民宣传包产到户的害处时，农民们则用活生生是事实，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陈述包产到户的好处。调查组和农民们激烈辩论到深夜。在铁的事实面前，田家英的思想发生了化，转而支持包产到户。他私下对随行秘书逄先知说;“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

田家英回到北京，将自己在湖南调查得来的结论和自己的意见报告给了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均表示支持，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家英由此被斥为“思想右倾”，他率领的调查组被斥为“集体右倾”，其中至少有两人后来被逼自杀。

通过“调查研究之风”，田家英对包产到户由反对变为支持，毛泽东却由支持变为反对;中央领导对包产到户不仅没有产生一致的认识，反而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受亿万农民欢迎的包产到户从此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被强行抛下历史舞台，随后又遭到了18年的批判。

主张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什么距离实事求是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