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六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延安的整风运动始于1942年春的整顿“三风”，目的在于整顿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革命队伍内部的认识统一，进而团结全党，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这本是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然而，形势并未循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领导者的整风战略很快产生极大偏差，由思想上的整顿转向夸大敌情、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施行残酷的组织清理，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审干和肃反路线。

1943年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紧接着中共中央在4月3日发布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即《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整风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指出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内部“特务如麻”，强调整风和肃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并拟定了相应的战略。整风、审干、肃反、抢救、甄别，是整风运动的几个阶段。事实上，从时间、涉及面的深与广、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整风都要逊于后几个阶段。尤其是肃反、“抢救”以来，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多数被“抢救”成“特务”，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清理。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务”1500余人，延属各县共抓“特务”2400余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抢救”高潮时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务”。那时，逼供信大行其道，荒诞不经，导致诬陷罗织罪名肆虐泛滥，使很多好同志、好青年成为异己，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化为冤魂。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非但没有得到整顿，反而变本加厉地铺陈开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人人自危的大混战局面，真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运动。

我是1939年底从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队转移到延安来的。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八路军，这是抗战期间爆发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时，我在阎锡山总部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做地下工作。事变发生后，第二战区政治形势恶化，在阎锡山总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阎锡山总部地下党总支决定党员干部分批撤离。我是和我刚结婚的妻子白天、凌云(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安全部部长)等四人一起出走的。到延安后我即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2月，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和决死队将阎锡山部队全部赶走，建立了民主政权，创建了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急需抽调大批干部前往工作。因我和妻子白天曾在阎锡山部队工作过，我们是第一批从延安调去的人员。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两年，白天因患重病，在晋西北得不到很好的治疗，1941年7月，晋西北区党委决定将她送往延安医治。

1942年初，中央组织部将我从晋西北调回延安，暂住中组部招待所，一边照顾妻子的病，一边等待分配工作。5、6月间，一个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来，因我在晋西工作过，故临时调我到边区政府交际处接待他们。参观团返回晋西北后，我被正式调入交际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来访延安的人很多，既有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官员，甚至还有特务。这些人来后都住在交际处。由于接触的人员身份、关系复杂，我有几个哥哥在国统区工作，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将本名叶笃成改为方实。那一年我26岁。

金城任交际处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长我十来岁，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到交际处时，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全处分为四五个整风小组，我担任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足见金城对我是比较信任和器重的。

9、10月间，整风转向审干，延安各机关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我个人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信参加革命以来，由一个爱国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二，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此时应向党组织说清楚。1935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时，受我的几个哥哥和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同时对参加读书会十分积极。9、10月间的一天，返校时，我坐在电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华岗所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由于阅读十分专注，加之那时政治上又很幼稚，竟连身旁坐着一个身穿宪兵制服的人也未察觉，他偷视了我所看的书，下车后，便紧跟上来强行把我带到宪兵队，继而转送到宪兵司令部，由一个40多岁的宪兵军官来审讯。他问我什么是cp、cy，书的来源，与哪些人来往等问题时，我与之应付周旋，面对他的“训导”，则以“无知”回应。后盘问我的家庭，得知我父亲是曾做过清末直隶巡警道的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公安厅厅长)叶崇质时，他竟同意对我取保释放。原来，父亲曾在保定办过一所警官学校，自任校长，此人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早已去世的父亲的荫庇下，一个便衣宪兵随我取保后于当晚释放了我。回校后，我立即向学生会主席、南开中学进步学生领袖吴祖贻(吴后来在鄂豫边区区党委任民运部长，1946年中原突围时光荣牺牲。1936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他是我的介绍人)汇报了白天刚发生的事。

关于在天津曾被宪兵队拘捕过这件事，我在1939年入党时，本应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但因在阎锡山军队里的党组织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入党无须填表和写出书面材料，所以当时没有交代过。整风开始后，要审查个人历史，于是我如实地写出书面材料，向交际处党组织交代了这件事。材料交上去后，党组织没有人找我谈过，也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这件事，我以为这一页对党毫无愧怍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1943年初，审干形势更趋紧张，我依旧坦然，因为我自觉历史清白，没有任何让我紧张起来的因素。然而，做梦也没想到，厄运正在向我袭来。

4月3日上午，处长金城对我说：晋西北区党委给中央组织部打来电报，调你重回晋西北工作。我问：什么时候走?他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也好作伴。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一会儿有人接你到组织部招待所与他们会合。我想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回到住处向重病尚未痊愈，还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的妻子白天告别。我们都没有想到，厄运也在等着她。

下午，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马来接我，交际处在延安南门外，去中组部招待所须经过保安处。到保安处门口时，警卫员说：马还没有喂，咱们到保安处里喂点儿料，你先到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时间来得及。我想也没想就进了办公室。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之气兜头指着我说：你叫方实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待。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人会合到晋西北工作的，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但他仍坚持说：不对，说的就是你。在我一再解释下，他同意打电话找组织部核实，我松了一口气。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高声说：问过组织部了，根本没有你说的那回事，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你。不容我作任何辩解，不由分说给我戴上了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我被告知：到牢屋里对同屋的犯人不许说你的名字，你叫×××号，不许说你的案情，不许说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是严格规定。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令我震惊、惶惑，转瞬间我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共产党的囚徒。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

我被推入一间窑洞，适应光线后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者，胡子拉茬，脸色煞白，衣衫褴褛，一动不动坐在干草铺就的地铺上，看样子，已经关了很长时间了。还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都不说话。孤独、无助、委屈一下涌上心头，好像掉进无底深渊。

保安处的监狱有若干排窑洞，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四五个人，大约有二三百名犯人。各间窑洞没有窗户，只在门上开一个伸不出脑袋的方洞，平时开着，放风时关上，这孔方洞供外面的人巡视、送饭、送水，给洞内的人透气、采光。在窑洞的墙角处有一只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有人拉稀泻肚，也只能用这只桶。一个紧关房门的小窑洞，一个没有盖儿的大屎尿桶，空气的污秽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顿饭，各放风一次。所谓放风，就是解手，不能走来走去，而且是各窑洞分别放风，这时门上的方洞即被关闭，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关押的是什么人。白天提审时，被审者头上被蒙上一件大棉袄，谁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想，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会在窑洞里还戴着脚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人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间窑洞里关了一两个月，也没有人提审我，我更坚信是组织上搞错了，因为抓进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织对我产生了怀疑。进来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5日，延安下了一场大雪，我在心里把它称为“六月雪”，心想老天爷在证明我的无辜。

大约6月的一天，看守从门洞扔进一份材料让我们看，是任弼时在一个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特别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这样几句话：“最近，延安地区逮捕了一批证据确凿的、罪大恶极的、死不改悔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看到这几句话我大吃一惊，我是这四种人中的哪一种人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困惑。循着我走过的道路，我开始冥思苦索……

在保安处昏暗的窑洞里，几天几夜，我反复回顾自己的历史。我自认对党、对革命、对抗战救亡大业一片赤诚，每一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明人，怎么会是“四种人”呢?我又苦苦思索会不会有被组织误会的细节没有交代过。把所有的事情都过了筛，只有一件事，可能会被误会。

那是1943年1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昆明西南联大我哥哥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信。信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被别人拆开看过了。当时我想，信走了两三个月，还能不磨损，没有在意。我曾在给哥哥的信中述及我的妻子白天的病情。他复信道：弟妹如此身体，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来，到大后方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他在信中向我介绍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让我到西安找他，他可以介绍有关的人安排白天治疗。

除了这封信和在天津被宪兵队抓过一天的经历，我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可能被怀疑的依据了。

充满疑惧的囚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这些整风审干后抓进来的“新号”和在此之前被捕进来的“老号”渐渐熟悉，开始悄悄说话了。那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我说：“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进来的，把我关到保安处之后，还没见有一个犯人放出去。”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曾为第三国际做情报员，在东北工作过。他叮嘱我：你把棉裤屁股后面的棉花垫厚实些，审讯时有时会让你坐在地上，不招供，会让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旁边有警卫看着，你困极了，刚一闭眼打瞌睡，警卫立即用力推你，对你展开车轮战，有时还会动刑。

两个月后，终于提审我了，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此头上不用盖上大棉袄了，但出窑洞时要被扣上手铐，由看守押到审讯室。我一共被审讯过两三次。很幸运，既没有让我坐在地上，也没有动手打我。审讯我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陕北当地人，女的是李克农之女李宁，还有一次师哲也在场，他是延安审干运动中临时调到保安处工作的。审讯内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历史，我毫无遗漏地如实讲了。有一次问一件事，我感到很奇怪。他们问：你是否看过一本重庆出版的名叫《中苏友好》的杂志。我回答：看过。又问：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吗?答：没有。以后细思忖，这恐怕是在车轮战或刑讯中有人被逼不过抖出的“线索”，由此推之，似这种无头无绪的虚妄“线索”在当时还不知有多少。

在保安处的三个月，越来越感到抓“特务”氛围的浓烈。迅猛而来的运动如洪水滔滔，似山火汹汹。水火无情，个人的抗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943年7月15日，中央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指出，目前边区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边区周围布下重兵，极有可能向边区发动进攻，大战一触即发。处在这种军事非常时期，而我们内部特务如麻，如果不把这些特务清查出来，我们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接着说，两个月来，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务。我们现在是在抢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们这些“失足者”不能再犹豫等待了，要赶快坦白交待，“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们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们将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后果。

康生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保安处很快向全体犯人作了传达，并且透露，有两个罪行极其严重、态度非常恶劣的罪犯(一为蔡子伟，全国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一为钱惟人，是边区政府的公路局长)，将在几天后执行枪决。这个消息一公布，引起在押犯人的极大恐惧。

一浪紧似一浪的“抢救”铺开后，到八、九月时，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的门不再紧锁，白天不关门，晚上上锁，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窑洞到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饭菜也好些，尽管仍在保安处的管辖范围。这期间，不断有从外面来的已交待的“典型”作规劝报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最著名的“坦白从宽者”张克勤。保安处内交待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也组成“规劝组”，到窑洞里来“规劝”我们这些没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这时，我真地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渗透进来的特务、奸细、汉奸，因为不少人在大会、小会上确实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你不得不相信。可我自信我绝不是特务，坦白什么呢?我有什么事情应在“坦白”之列?时间一天天过去，交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少，加上看到交待了问题的人马上得到了宽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诱惑。我精神上压力很大，思想上碰撞更是激烈，但还是没有下决心“坦白”，因为我不知道坦白什么。规劝组的人开始还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党的政策对此如何来启发、诱导别人，后来，也渐渐谈些别的内容了。

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这也好写，可以随意编造事实，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敌人”，马上就会得到宽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后，于1944年初，我也终于“坦白交待”了———1935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因看进步书籍被捕，在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我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叶笃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

交待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这一时期，延安和边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机关单位、各学校的工作基本停滞，批判会、斗争会、大会、小会连续不断，互相检举，互相揭发，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延安有两处拘押犯人的机关，一是边区政府保安处，一是党中央社会部看守所，凡是“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要犯”都送到这两处专政机关关押审查。另外，还临时成立了两处专门审查“重大嫌疑分子”的“学校”，一是边区行政学院，一是西北公学。以上各处加在一起，大约有上千名“犯人”和“嫌疑分子”，这还不算在各单位、学校在“抢救”中“坦白交待”了问题的人。我的妻子白天就在行政学院接受审查。在那里，她和魏伯的妻子叶藜编在一个小组。叶藜是高度近视，一到晚间几乎完全失明。白天到行政学院时还架着双拐，在山坡上行走，非常不便。一块儿接受审查的同志开她们的玩笑说“白天不会走，夜里(叶藜)看不见”。

在全边区，对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普遍性的严酷整肃，不少人持有异议。中央的周恩来等同志及时向毛主席建议应制止事态的继续恶性发展，毛主席对此也有所察觉。1943年8月，在毛主席亲自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正式制订了应贯彻的“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蔡子伟、钱惟人二人得以保全性命。在社会部看守所被关押审查的王实味是1947年从延安撤退到山西兴县时才被处决的。毛泽东进北京后才知道王实味已被处死，大为不满，提出“还我王实味!”)。一场人为的“抢救”混战终于从巅峰状态逐步趋于平缓，但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很多人仍被关押或限制自由，审干运动在延安以外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根据地仍然盛行。到1943年底，甄别工作在延安开始了。

从1944年上半年我坦白交代、得到宽大之后到1946年2月，我仍住在保安处，接受审查甄别，但行动相对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处。这一时期为了甄别工作的需要，保安处临时成立了一个材料小组，保安处的领导叫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中搜集整理国民党地区各种政治组织(包括特务组织)的情况，如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军统、中统、同志会、敌工团……搞清这些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领导人是谁、什么性质、工作任务等等，整理成书面材料，供甄别工作之用。参加这项工作的约20人左右，都是保安处里的“新号”和“老号”。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金树望(金城之弟、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务院人事局局长)、周建南(解放后曾任一机部部长)、吴波(解放后曾任财政部部长)、何定华(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陈元方(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等人。

1946年2月，终于等到了组织对我的政治问题的甄别结论：1.整风时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比利菲说方实是特务，经查，不可信;3.叶笃正给方实写信引发的事情，经查，不可信。

至此我才明白关押我的主要依据来自比利菲的检举揭发。比利菲(女)与其夫崔英(朝鲜族人，建国后是朝鲜驻华使馆第一任文化参赞)是我1940年在晋西抗战学院一起工作的同志。至于她为何诬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也是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们这批“新号”基本上是1946年做出结论后重新分配工作的，只有极个别的人放出来得早，如，李锐(解放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于工作需要，是由周恩来亲自点名放出来的。我在甄别结论上签字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终于离开了禁锢身心近三年的保安处。

保安处的几十个“老号”也与我们同时开释。他们受“惠”于“抢救”的疾风暴雨，否则，可能真的像那位曾做过第三国际情报员的老同志所说，“抓到保安处，就别想放出来。”如，和我一起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蒋齐生，1938年因被人咬住是“托派”被抓，1940年问题就查清了，处长周兴做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被康生压住。又如，王遵?1937年参加“民先队”，1938年经“民先队”介绍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到延安，因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即被抓，在威逼之下承认自己是“汉奸”，“用织毛衣编花的办法，寄到北平给王克敏送情报”。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再如，金城之弟金树望1939年被抓，1940年中央组织部即下令释放，但保安处一直监禁不放。他(她)们每人都有一个极度委屈、难以释怀的故事。

全国解放后，我仍在新华社工作。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我的老上级金城同班，虽然经常见面，但未深谈过什么。此后，几乎没见过面。1992年间的一天，金城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病得很厉害，很想见我。他是我的老首长，我一直很尊重他。他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我很快去看望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声音微弱、低沉。他说：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延安整风时是我把你送进了保安处，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希望你能谅解……不久，金城就去世了。

金城临终的话，声音微弱，语速缓慢，但他终于说出了我想是折磨了他几十年的话，使我感慨良多，我完全谅解他。当年，交际处送保安处的只有我一人。1943年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要来延安，住到交际处，我的“特务”问题恰在此时被“揭露”出来，我想，可能是金城难以判断真伪，又怕我真是特务，会出问题，所以只能送我去保安处。

“抢救”运动无疑是在极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场革命队伍内部的大混战。虽然甄别工作开始后到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为此多次脱帽赔礼致歉，说是当时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洗个澡”，不料“灰锰氧放多了，实在对不起”。但是，对于这场运动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错在哪里，危害影响几何，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做过符合客观实际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运动虽止，影响犹存，以至建国后以整知识分子为重点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者达2000余人;1955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受牵连者有百余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就有55万余人;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把对国家、对党有贡献的大批领导干部打入另册;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在党的一切工作上正式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1964年全国农村大搞“四清运动”，提出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中”，第一次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直至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的创伤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历史是真实的存在，既厚重、又鲜活。这里有数不尽的足以令全民族骄傲的辉煌，也有不少让人难以释怀的曲折、坎坷和磨难。反思历史之路，决定取舍扬弃，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古哲有几句名言———“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易于淡忘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过去灾难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应该深深记取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以60年前不堪回首的所历、所闻为这段历史做一个真实、形象的注脚，是我的愿望和责任。现在，我们党强调宪法权威，倡导依法治国，要加强党的民主建设;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些都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我想，我的这段回忆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方实，曾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