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一位作者写了一部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粉碎四人帮故事的著作，其中有叶剑英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的内容。他兴冲冲地找到华国锋，要求对他的著作签名并提出意见。不料华国锋看了以后，委托秘书转告他两点意见：第一，写东西要实事求是，对党的历史负责;第二，希望他不要给叶帅脸上抹灰。

这就说明，这位作者的大作肯定有违背实事求是的东西，主要就是“叶剑英首先提出抓捕四人帮”这个关键内容。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件改天换地的大事，这件大事扭转了中国航船的错误走向，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但是，谁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下首功?谁最先提出和策划抓捕四人帮?却成了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在80年代华国锋黯然下台以后，伴随着对其各种错误的批判，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粉碎四人帮的丰功伟绩，变成了被动的、被裹挟进去的一般功劳。而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人，一个个都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英雄。尤其是叶剑英，成了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和策划者，华国锋成了因人成事的配角。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剑英在1976》一书问世，这本流行广泛的著作就说叶剑英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说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

这种说法后来虽然受到了质疑，但依然到处流传。直到现在，你在网上搜索，就可发现大量“叶剑英提出并策划、领导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行动”的文章。下面这一篇很有代表性——

1976年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两份中共中央文件，一份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份是《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9日，毛泽东去世。9月底，四人帮利用自己掌控的舆论阵地，篡改毛主席的临终遗嘱，发出篡党夺权的号召。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

此时，叶剑英虽然已被中央宣布“病休”，但他的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却没有被免去，他并没有丧失军队的指挥权。所以，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这种说法，完全推翻了多年来的传统观点。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文件和各种媒体舆论宣传，使人们普遍认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街上的口号甚至说，“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但是，在80年代华国锋受到批判，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当时的中央文件便改变了口径，绝口不提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立下首功的问题，而只是泛泛地说道，华国锋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作了有益的贡献，起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起到的作用;华国锋的人品由原来的“忠厚老实”变成了“虚伪奸诈”。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变成了叶剑英策划指挥，众位老干部共同参与，华国锋表示支持的一场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说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从常识和常理上推断，这种说法肯定不符合事实，肯定是当时某些人在华国锋遭贬的大环境下、为了政治需要而故意编造的情节。试想，华国锋当时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一肩挑;更主要的，他是已故领袖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身上带着毛主席的巨大光环和余威。在个人崇拜不可动摇的背景下，当时全国的军队和中央警卫8341部队，只有他一人能调动，除了他以外，其他任何人，即使那些元帅大将，也不可能调动一兵一卒。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只有他下决心发命令才能予以实施。当时直接执行抓捕四人帮任务的中共中央“大内总管”、中央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汪东兴，只能唯最高领袖华国锋的“马首是瞻”，其他任何人的命令，他都会拒之门外。

当时的叶剑英，固然在军队中威望素著，其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中央固然没有宣布予以撤销。但是，当天安门事件爆发，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同时，毛泽东也决定勒令叶剑英“病休”，让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此时叶剑英向哪个部队下命令，肯定行不通;他向汪东兴下命令，汪东兴肯定不买账，尤其是像逮捕江青这样的重大命令。

有人说，叶剑英可以撺掇或策划华国锋呀!这也是想当然的说法。即使叶剑英很想收拾四人帮，他也知道华国锋十分恼恨四人帮，他也很想建议华国锋抓捕四人帮，但是他不敢，他无法捅破这层窗户纸。那四人帮可是不同凡响:王洪文的副主席位置比自己靠前，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张春桥、姚文元又是毛主席最信赖的红人，自己现在已经“靠边站”，大权旁落。此时建议抓捕四人帮，华国锋如果不同意甚至翻脸，怎么办?弄不好给自己扣上“反党乱国”的大帽子，怎么办?

1991年3月的一天，一位和华国锋比较熟悉的文史专家刘某前去拜访华国锋。谈了一阵闲话后，刘某问道：“华老，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前人们都知道您既是首倡者、决策者，又是执行者，您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力挽狂澜，挽救了国家，改写了历史。可是，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叶剑英是首倡者……”

华国锋没有具体回答，只是笼统地从组织原则上进行了解释：“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当时只能由我提出这个问题，其他人提出来，就成了非组织活动了。”

这就是说，在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主席的组织原则里，最高领袖华国锋批评或处理哪个中央领导，这是正常的;而其他人如果在暗中串联，策划要处理哪个中央领导，那就是反党的非法活动。毛泽东领导中国党的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规矩。

所以，熟知党的组织原则的叶剑英，即使对四人帮恨之入骨，觉得党心民心非除掉四人帮不可，他也不可能、也不敢贸然率先向华国锋提出抓捕四人帮的建议。

1996年6月的一天，急欲探讨这个问题的文史专家刘某，同华国锋的秘书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主要话题是围绕《叶剑英在1976》一书于1995年12月修订再版后，仍然坚持写有粉碎四人帮是叶剑英“首倡”的内容，仍然坚持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立下首功的观点。秘书认为，这种观点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不能因为华国锋遭贬了，下台了，就不敢正视甚至埋没他的丰功伟绩。秘书手里保存有《华国锋1976年大事记》的原始记载，华国锋与叶剑英的联系情况，里面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临近抓捕四人帮正式行动之前，华、叶二人总共有过四次联系：

第一次，1976年9月11日，当天下午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华国锋借到北京医院看病的机会，让司机把车开到李先念家里。见面后，华国锋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以到北京医院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只能待几分钟。我实在太忙离不开，请你去找趟叶帅。我们和四人帮的矛盾必须解决，请叶帅考虑，用什么方式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为好。”李先念听了，不由得露出舒心的笑容，连声说：“好，好，我一定去看叶帅。”

华国锋为什么要联系叶帅呢?因为在此前不久，华国锋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吴德等人在国务院小会议室开会。华国锋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你们看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政治局就一天不得安宁，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在场的几个人对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都没有异议，但在解决的方法上却意见不一。吴德主张，用政治局开会投票的方式解除他们的职务，四人帮一定是少数;纪登奎则提出“区别对待”的意见。华国锋觉得这两种意见都不行，所以没有继续深谈，散会后急忙派李先念去征求叶剑英的意见。

第二次，1976年9月13日，叶剑英第一次来到华国锋在史家胡同的住处。他问华国锋：“李先念给我谈的事情，是不是你这里的意思?”华国锋作了肯定的答复，叶剑英表示赞成、支持，同时提出，部队准备得怎么样?把握性如何?华国锋后来说：“这次面谈，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抓捕四人帮)别人不好说，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

第三次，9月20日，叶剑英来到华国锋搬到台基厂15号的新址。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诉华国锋一个异常情况：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驻南口的坦克师活动过，让华国锋注意提防。华国锋将此情况立即交陈锡联查问，并召集陈锡联、吴德、吴忠到台基厂15号开会。会上决定，北京卫戍区部队加强戒备，万一坦克部队有动静，由驻在附近的卫戍区警卫三师炮兵团对付，卫戍区部队统一由吴德指挥。陈锡联事后查明，张秋桥没有去过南口坦克师，叶剑英听到的消息是误传。

第四次，10月4日，叶剑英第三次到华国锋家，主要是询问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他问华国锋：“什么时候行动?”华国锋首先告诉叶剑英，坦克师的问题不大，不过万一有情况，已决定由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对付，请他放心。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行动时间，华国锋对叶剑英说，汪东兴与中央警卫部队已经部署妥当，昨天(10月3日)确定下来，近期选择时机动手，请叶剑英等候电话。

这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华、叶四次联系(会面)的全过程。第一次是华国锋主动联系叶剑英征求意见，其后的三次会面，都是叶剑英主动上门，或探寻口风，或提供消息，或研究对策。这就说明，二人都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恨之入骨，都有粉碎四人帮的强烈愿望。但是，只有最高领袖华国锋首先戳破“窗户纸”，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以后，急不可耐的叶剑英才敢接连三次登门，向华国锋表示支持和协助。

同时我们还发现，叶剑英在和华国锋最后一次联系之前几天里，华国锋和汪东兴已经将抓捕四人帮的措施、兵力安排部署妥当，何时何地动手，华国锋早已胸有成竹，而叶剑英连抓捕四人帮的时间尚不清楚，只能遵照华国锋的指示，在家等候电话，接到电话后再来参加行动。

那么叶剑英是如何参加行动呢?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态支持华国锋抓捕四人帮，主导会议风向;一方面在华国锋宣布四人帮罪行，代表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叶剑英就站在华国锋背后，对四人帮怒目而视，就像三国时的刘备，背后站着威风凛凛的关云长，对四人帮起到一种威慑作用。至于叶剑英给各兵种、各部队打电话，随时掌控军队，保持军队稳定，那是四人帮被抓以后的事情。

有个疑问：当时，叶剑英按照中央决定，处于“病休”状态，主持军委工作的是陈锡联。华国锋既然想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为何不去联系大权在握的陈锡联，而要去联系已经“病休”的叶剑英呢?

陈锡联虽然是军中名将，由毛泽东授意主持军委工作，但他仅是上将军衔，当一个大军区司令员尚可，而到中央主持全国军队工作就显得威望不足;建国28年中起用一位上将主持军委工作，尚属首例。毛泽东在临终时，提携陈锡联越过大将、元帅，一跃到中央主持军委工作，很可能是觉得他不但对自己忠心，而且和江青、毛远新走得较近(陈锡联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时，毛远新任沈阳军区政委)，可以为毛远新和江青留下后路。所以，华国锋根本不可能依靠陈锡联来抓捕四人帮，而只能考虑，在什么时机夺去他的兵权。

实际上，以华国锋最高领袖的地位，他也可以不要别人的参与，他只要和汪东兴二人联手，利用中央警卫部队，就可以将四人帮一举拿下，拿下之后，再用毛主席的“遗嘱”号令天下，历数四人帮的罪恶，大事无有不成。但是，老成持重的华国锋偏要拉来叶剑英作靠山，正是他虑事周密，顾及大局，确保万无一失的谨慎风格。

华国锋联系并依靠叶剑英，确实是深谋远虑的英明之举，一定是考虑到多种因素。不仅是叶剑英有“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美誉，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主要的是，叶剑英在林彪垮台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兼任国防部长达5年之久，对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在各兵种各军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虽然已经“病休”了几个月，但只要中央授权，叶剑英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崇高威望，在军队中照样能一呼百应。华国锋既担心在抓捕四人帮时会出什么乱子，更担心将四人帮抓了以后，各地会出现什么动乱。所以，华国锋要依靠叶剑英，在抓捕四人帮时，让叶剑英巍然站在自己身后，那是在警告四人帮：别以为我在中央的根基不深，我有元帅的支持，我有军队的支持!四人帮被抓以后，叶剑英从容坐镇，和各兵种各大军区电话联系，保持了全军和全国的稳定。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华国锋作为“中间派”，在遭到“左派”四人帮的攻击之后，他只有偏向“右派”，依靠“右派”的支持。在毛主席手稿的保存问题上，在联络员毛远新的去留问题上，华国锋和四人帮发生尖锐冲突，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和华国锋大吵大闹，使主持会议的“掌门人”华国锋十分尴尬，会议几乎开不下去。在这关键时刻，叶剑英和一批老干部这些“老右”支持了他。所以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时，让叶剑英作自己坚强的后盾，确实是顺理成章的明智之举。

震慑敌酋，稳定局势，叶剑英确实是最佳人选。但是是不是非得叶剑英呢?那也不一定。如果叶剑英真正“病休”，无法起用，华国锋完全可以退而求其次，起用健在的聂荣臻元帅或徐向前元帅，这两位元帅虽然沉寂多年，但现在如果起用，照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一呼百应，稳定大局。而华国锋偏起用了最合适的叶剑英。因此可以这样说，是华国锋成就了叶剑英的不世之功，叶剑英推动了华国锋建立丰功伟绩。

但是，当时离了华国锋，是否照样可以粉碎四人帮呢?华国锋下台之时，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就说，四人帮作恶多端，人心丧尽，华国锋不粉碎四人帮，后面的人照样会粉碎，四人帮的覆灭是早晚的事!

这话说着容易，但不一定能实现。联系当时的背景，没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王震等人即使联合起来，也不可能粉碎四人帮。如果王洪文、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任何一位当了中央主席，或国务院总理，四人帮就更不可能粉碎。四人帮不粉碎，邓小平就出不来，无数的冤案就不能平反，整个中国就只能在极左的黑暗里痛苦地徘徊!

1976年10月31日，叶剑英在与熊向晖谈话时说：“华国锋受命于危难之际、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他也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 叶剑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说的这番话，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物特征所做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他认为当时不仅他不敢去抓江青，即使周恩来、邓小平这样重量级的大人物也不敢去抓江青，只有华国锋敢于太岁头上动土。由此可见，《叶剑英在1976》等著作，认为粉碎四人帮是叶剑英“首倡”，是叶剑英“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的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章《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其中讲道：“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在粉碎四人帮是谁“首倡”的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即华国锋“提出”，叶剑英“赞同和支持”，华国锋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结论和华国锋秘书保存的《大事记》中的说法完全一致。

尽管《人民日报》有了正确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毕竟不是中央文件，不是中央会议精神，在报纸上一闪而过，不一定能给人以深刻印象。而《叶剑英在1976》等著作依然在广泛流传，没有人发出订正声明;网络上“叶剑英‘首倡’”“叶剑英‘首功’”等违背事实的说法依然沸沸扬扬。所以我们要记住华国锋的话：写东西要实事求是，对党的历史负责;而违背事实的说法，只能给叶帅脸上抹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