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如此，以作家协会而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她过去的作品以及《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其云(女)，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忿，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子胡同妇联礼堂开了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平反。中宜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改变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那个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操纵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活动。不能不说赫鲁晓夫那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自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是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他对斯大林有“两肚子气”。看起来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我想这正是他所以发动大鸣大放的原因，也是那一阵他忽然支持反官僚主义，说“太守以上”都不赞成他的原因。他以为人民对斯大林有意见，对中层干部也有意见，唯有他可以领导人民，左右人民。这正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指导思想一样。对于赫鲁晓夫，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能是要等一等。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本报内部消息》、《锈损灵魂的悲剧》等文章，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后我们还傻瓜似地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多么傻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了!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的。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的完全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划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联合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来没有讨论过要他人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人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

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怎么竟成了敌人?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共青团中央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我知道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断定了她是个“反革命分子”。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也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而且毛泽东本人还为“抢救事件”公开向大家道过歉!这都是不算数，不可信的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一贯很左，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材，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一批由于搞学生运动而在北平存身不住的活跃分子，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当时我已模糊感到，这是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年轻力壮正可有所作为的人才了。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

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已经用不着问的。他们这一辈里当然也有完全接受一切号召的人，甘当驯服工具的人。例如，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时候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婚。她真的以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都当成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了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因公来京时，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说明了当年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也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了。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哪禁得住感慨!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何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育。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是实在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笔下很好，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才由几位管机关支部的人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右派。讲到钟鸿时，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还能理解。我还知道他参加高校党委关于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授的讨论时，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这些教师、学生，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没有反社会主义。他更想不到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也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湾自治同盟的主席谢雪红(实即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主党派的一些老朋友以及自己的许多老党员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狠。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是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过关”。所以，我认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原来的“经”，本身就是歪的。事实上，从1957年起，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也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那样裁定一个人的一生?谁能料想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此草率定的案、凑的数都不准查、不准翻啊?

从这时候开始，党内党外正气下降邪气上升

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弓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面揭发他的朋友：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时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在家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编辑部开会时，把某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时，又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哳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派。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这时我心里的痛苦达到了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

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倒是一再颔首。他当然也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对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苛刻，这人仍然出任领导。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作协领导人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的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碜人。简直使人觉得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另一位女将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如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大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确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可见其流毒深而且广，不能藐视。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历史，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又不大好。此外，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派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一场大梦醒过来。这是后话。

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永远不再搞了

反右派，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反右派这次运动，波及上百万人，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想起一个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说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怎么这么说?出尔反尔，这岂不成了阴谋么?”更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公然承认这个出尔反尔，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就是先前所说一切，全是钓鱼的诱饵!青年人怎么吃得消这样的“阳谋”，他们就此都上了钩。

王蒙那时才二十四岁，十五岁人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所在的共青团市委，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宜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给人家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于是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自己既从未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帽子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二十五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一个葛佩琦。这个人是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反对它，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哪里就是他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才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各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了强调“要为人民”，人民很重要，竟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了。我只举出几个著名的右派，看看他们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的。让后人想一想，这回划右派到底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结果却说他和章伯钧组成了“章罗反党联盟”，真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她早年的革命政治活动，为人所共知。在重庆时代，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在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当时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在南京发生了反动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索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弄不清楚。

解放后新闻界有“才女”之称的，除浦熙修外，还有一个也划成了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被认为这是攻击了可爱的新社会，就划成了右派。还有一个幸逃“右”网的“才女”，那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他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是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太冤。但是人家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没有龙云，怎么把蒋介石反动势力赶出云南，怎么让共产党势力在云南站住脚跟，最后，又怎么把云南省双手交给共产党!论功行赏，总应有人家一份吧。结果刚建国不久，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一脚踢开。还有好几位原来的地方领袖，也同此下场。

还是说右派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每当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就想起了它的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我，和他同一单位，但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始终也弄不清楚。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我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打进去了，并遣往东北。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仍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我把你的嘴唇，当作醇酒一杯，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准了，但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状”。这算什么政治?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荒淫无耻。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自动跑出来接待。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来看我们。把他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会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因为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曾反对“抢救”运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划上了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估算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说，就悄悄划上了。看起来，大概也是由于市级干部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还有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都说其作品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多年随意抛弃，都划成了右派呢?谁也不能回答。

这些年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到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处分以至法律处分。而他们并无一个犯了什么罪，甚至人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不行，拥护得不太对也不行。实际上，就是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太多，太猖狂，必须镇压一番，于是就镇压了，顺手捡起来就镇压了。这些人的二十多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补偿，只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在中国永远不要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