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纸、刊物、舞台、银幕和课本的传播下,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影响了几代人。但是,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个故事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故事。
是谁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事情发生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草原的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日光大队。1964年2月9日, 两个年幼的女孩龙梅和玉荣,一个11岁,一个9岁,在替父亲放羊的时候,被卷进了突然到来的暴风雪。在风雪中,两个女孩紧紧跟着被暴风雪驱赶的羊群,在零下37摄氏度的风雪中走了一天一夜,奔波了三十多公里。2月10日早晨,妹妹玉荣已经走不动了,靴子也丢了,倒在了冰雪中。姐姐龙梅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追赶着顺风狂奔的羊群。
就在姐姐龙梅也几乎挺不住的时候,一条铁路挡住了狂奔的羊群。更为幸运的是,风雪中出现了两个人,一个蒙古族中年男子和他的儿子——一个9岁的男孩。他们在铁路边的低凹之处发现了挤在一起避风的羊,还有那个追赶羊群而来的小女孩。小女孩用蒙古语断断续续地说,她的妹妹找不到了,就在不远处的山上!中年男子拉起女孩穿过了铁路,把她安顿在铁路的扳道房。他留下儿子照顾女孩,自己又急急忙忙到矿区打电话,找人前来寻找玉荣。几个小时之后,人们在山上找到了玉荣。
是谁救了我们的小英雄?在当时的宣传中,这个英雄是扳道工人王福臣。但这不是事实。那个救人的中年男人名叫哈斯朝鲁,男孩是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
原来,哈斯朝鲁是一个被下放到这里来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他本来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然后被开除公职,送到达茂旗草原劳动改造。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一个阶级敌人不能成为英雄的救命恩人,他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必须彻底抹掉。而王福臣这位救人现场的目击者,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是共产党员,是有资格成为英雄的。于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他被当做在风雪中救了小姐妹的英雄,因此而多次受到表彰。
“偷羊贼”哈斯朝鲁
更不幸的是,哈斯朝鲁救了人,反而因此而陷入了更深的苦难。
就在小英雄成为全国人民学习榜样的时候,在宣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文艺作品中,哈斯朝鲁被描写成了“偷羊贼”、 “反动牧主”和“破坏分子”,成了凶恶的“阶级敌人”, 甚至成了企图杀害英雄小姐妹的罪恶凶手。这是那个时期文艺作品的一个特点, 有英雄人物,就应该有斗争的对象,否则就无法表现其阶级斗争觉悟。于是,在龙梅和玉荣的故事中,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哈斯朝鲁。
在内蒙古卫视的节目中,有2004年拍摄的玉荣与哈斯朝鲁在一起的资料。说起当时的文艺作品,哈斯朝鲁说:“我是牧主白音老头,拿这么长的刀子,把龙梅玉荣家羊圈门的绳子砍断,把门打开,把羊赶走了。”玉荣说:“还有中国舞剧院的舞剧,那里边也有,我看过。因为当时我们毕竟小,那时候还分不清黑白,后来逐渐长大了,明白了,老人确实二十多年受了很多委屈。”老人说:“没关系,是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让她们俩说我是什么坏人,不客气说是上边领导政治需要,让她们俩说我偷过她们的羊。不怨她们。”
艺术形象可以虚构,人们一般不会对号入座。可是,在那个年代,艺术想象与现实生活的界限非常模糊,它使哈斯朝鲁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他曾经被反复批斗, 1966年,他被关进了监狱,开始被关在当地监狱,后来又被送到内蒙古东部的库伦旗监狱,1972年才因病提前获释。释放回到了日光大队,一家8口却成了黑户,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在“文革”期间批斗哈斯朝鲁的时候,虽然知道真相,但龙梅玉荣的父亲吴添喜竟然还上台动手打了这个“破坏分子”。
难以纠正的谎言
但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一个当事人都清楚当时的事实。42年后,2006年3月10日,某电视台记者与当年那个9岁男孩那仁满都拉一起回到了达茂旗草原,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年过七十的王福臣老人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况,毫不否认是哈斯朝鲁第一个发现了龙梅,并把她救进了扳道房。也正是哈斯朝鲁,放下龙梅又去通知找人救玉荣。对于当时的替代,王福臣没有办法,人们不准他说出真情,他必须保护自己。他曾经多次找过哈斯朝鲁,希望得到哈斯朝鲁的所谓“认可”。
从1964年起,哈斯朝鲁积累了大量关于英雄小姐妹的报刊材料。他开始上访申诉,但这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罪过。直到1979年之后,哈斯朝鲁恢复工作,一家从草原回到呼和浩特,经过反复上诉,这件事终于引起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的重视,批示“彻底甄别处理”。内蒙古党委于1985年做出了“转发关于《谁是第一个抢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人》一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为哈斯朝鲁当年的义举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尽管如此,谎言却仍然得不到纠正。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之下,事实早已得到澄清。但是,20年过去了,故事的真相却依然少有人知。旧的说法是以强大的宣传手段达到家喻户晓的效果的,而新的结论却往往只是一纸被装进档案袋的公文。因为这种不对称,一个时代留下的谎言,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一一澄清。
“英雄小姐妹”的家乡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但直到2006年3月,里面的陈设和说明都没有改变,仍然沿袭着1964年的说法。采访的记者感叹说:“由此看来,掩盖历史的真实不容易,而恢复历史的真实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