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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毕业附中, 六八崇明务农。 七七大学圆梦, 八九次年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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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英烈---维基 2021-09-14 08:27:21

文革英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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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英烈

文革英烈 有二重含义。一是指文革中反抗文化革命的一个群体,二是指“不平”所撰写的书《文革英烈》。该书介绍了文化革命中“文革英烈”这一个群体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文化革命所进行的不屈不绕,英勇斗争的事迹。本条目主要介绍这样一个群体,内容大多取自于《文革英烈》。

“文化大革命”被证明是一场中国的浩劫,人类的浩劫。根据目前的资料,各方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

文革中,中国人民,并没有束手待缚,他们站了出来,和文化革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并因此付出了生命、家庭、亲人、蹲监狱的代价。

《文革英烈》把这样的人物分成三类:一、公开反抗文化革命,在文革中被杀或被虐杀,称之为“英烈”(狭义,或称“烈士”),《文革英烈》的“英烈篇”收录了79案80余名“英烈”。二、公开反抗文化革命,没有被虐杀,得以在文革中存活下来,称之为“英雄”,《文革英烈》收录了87案90余“英雄”。这两类人物,组成了“文革英烈”(广义,“烈士”加“英雄”)这样一个群体,也就是《文革英烈》的主要内容。三、没有公开站出来,但是在生活中对文革表示了不满,讲了真话,被检举或其他原因暴露,从而被杀被判。他们被称之为“勇士”。《文革英烈》也收录了一些“勇士”。《文革英烈》对上面的三类人物的生平、事迹、观点、遭遇进行了介绍。

很多的“文革英烈”,在文化革命后被追认为烈士。《文革英烈》收集了这些被追认为烈士的“文革英烈”,共有22名。下面是这22位英烈的名单。

青海安文忠、福建陈寿图、江西陈耀庭、谢聚璋夫妇、北京杜长绪、四川方运孚、海南官明华、青海贾正玉、河北李富元、广西刘振武、江苏陆兰秀、贵州马绵征、甘肃毛应星、安徽石仁祥、吉林史云峰、湖南汤玲瑛、甘肃王笃良、河北王怀静、新疆忻元华、辽宁张开元、辽宁张志新、宁夏朱守忠。

本条目对这22位英烈进行逐一介绍。本条目且列出提及他们的出版物。出版物分两列,左列为地方志,右列为其他出版物。

在介绍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些文革研究者对“文革英烈”所作的评论。

目录

一些文革研究者对“文革英烈”的评论[编辑]

印红标(北京大学教授,着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在《失踪者的足迹》的《前言》中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而思想先驱者挣脱精神枷锁的勇敢探索,尽管稚嫩却写下了寻求解放的热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国人羞耻的空白,也给后来者以久远的启示与激励。

在这个政治高压、言论和思想凋敝的严冬时期,一批青年思想者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不折不挠地勇敢探索政治和社会问题,形成意识形态坚冰下的思想潜流,孕育了文革末期,以至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浪潮中浮出水面的若干思潮。

由于知识分子在旷日持久的精神压抑中,难于进行独立的思想探索,长年处于失语状态,从而使那些学养有限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动,在中国民间思潮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尽管青年的思想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却反映了很多中国人一度陷入思想的误区,而后一步步冲破思想牢笼,重新树立独立思考精神,走向思想解放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历程中沉重而闪光的一页。

在《失踪者的足迹》的《后记》中说:

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经历了曲折、有教训更有反思和不息的奋斗。青年思想者以青春和热血冲破精神的伽锁,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平等、民主、法制和自由之路。在漫漫长夜中点燃希望的火焰,划出通向光明的轨迹。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味,创造美好的未来。

丁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炎黄春秋》编辑,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着作的出版)在《让遇罗克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说:

什么样的人物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我们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够唤起和提升中国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走进公共的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在《打捞民间思想》中说:

民间的思想,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年代,实际影响范围当然极其有限。因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风险。但思想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受众的多少,还取决于时间的淘洗和发展的检验。有的思想,风靡一时,日后却成为历史的笑柄;有的思想,在当时鲜为人知,或被视为异端邪说,到后来却大放光彩。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公开的媒体只剩下一种声音。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往往只能在民间一隅悄然闪烁。但一部思想史,如果缺了民间这一环,便不再完整。而且,这些艰难产生的民间思想,不只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演进历程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新鲜活泼的思想大多产生于民间,而很少产生于宫庭和庙堂。这本来是思想演进的规律。只是由于修史为官家所把握,所以,民间的思想往往被忽视,甚至被岁月的风尘所湮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着有《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在《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中说:

温家宝总理曾对学生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它才有希望。明白了这个道理,就需要记住曾在黑暗中仰望过星空的遇罗克、张志新们。请记住,如果没有他们的鲜血,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不会如此美好。而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面对下一代和后辈,也都肩负着同样的责任。

王晨,张天来(原《光明日报》记者)在《划破夜幕的陨星》中说: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着有《百年寻梦》,《常识的立场》等)在《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说: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孟令伟(中国当代作家,着有《中国农民宣言》)在《从林昭到张志新——兼祭所有为反极左专制牺牲的中华英烈》中说:

我非常非常地惊叹这几位女性的傲岸!她们是智慧、勇敢、正义、决绝、壮丽的化身。她们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壮烈!在那颠狂的年代,在那几乎是整个民族沉沦蒙羞的日子里,在那不堪回首的时代,在那令人绝望的无边黑暗中,是她们用柔弱的身体拯救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使这个民族残存的精神不至于彻底坠入无底的深渊而万劫不返。她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当代的女哥白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贞德,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在她们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感到“刺促不安”。这几个弱女子到底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回答是:因为她们代表理性和正义,无畏地追求自由。她们的力量就在这里。

他们原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由于他们在民族最艰难的时期采取了英勇的抗争行动,所以理应成为值得永远记住和尊重的英雄人物。赖有他们,这个民族才获得灵魂救赎,在世界面前才不至于颜面扫地。

希望再过若干年,林昭、张志新等也能和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并列。这一天会有多远呢?

何与怀(主编《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和《澳华新文苑丛书》)在《沉沦神州的血祭者》(【华夏文摘增刊】第八四八期(zk1205c))中说: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煳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章芸在《读《文革英烈系列》文章有感》中说:

在景仰这些文革英烈的英雄事迹时,更多的感觉是悲哀。国家为什么总是杀戮自己最优秀的思想精英?死后还继续打压,电影电视从不给他们拍片子,主流报刊也从不发表歌颂他们的文章,人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在此,要感谢阮老和老林,是你们以历史亲历者的良心,扒开了40多年来掩没着文革英烈们的烟尘,整理出《文革英烈系列》文章;是你们用中国人善良的泪水(阮老说他搜索整理这些文稿时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洗净了英烈们四十多年来血污的面厐,终于,让我,还有很多很多曾经的蒙昧无知者,看到了历史的一页,知道了历史的真相.英烈们的鲜血不能白流,相信认真阅读过《文革英烈系列》文章的后人们都会疑问着他们的疑问,思想着他们的思想,追求着他们的追求,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

呵,巍巍青山,滔滔长江,昭昭日华,朗朗乾坤.请你们见证并记住公元二十世纪60~70年代,在那段雪雨腥风的岁月里,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蒙受着苦难和耻辱,为真理而献身.他们的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是民族的嵴梁,国家的希望.

樊星(武汉大学教授,着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在《“文革记忆”──“当代思想史”片断》(《文艺评论》1996年第1期)中说:

“文革”是一场狂热的造神运动。“舆论一律”是其显着的精神标识。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为“舆论一律”铺平了道路。从表面上看,万众一心,众口一辞,思想单纯、情感朴素,然而,自由的思想却依然在一部分人的心头萌生。当众多的理论家殚精竭虑为一次次运动提供着理论依据时,另一些普通人却通过独立思考大胆闯入了思想的“禁区”,收获了思想的果实,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这些无意建构思想体系,有心研究中国问题;不愿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敢于在无声处发出正义的呐喊声的人们,历史已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思想家。他们在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的足迹又具有某种精神探险的意义。在未来的“文革史”上他们多半会以“平民思想者”的称号占一个不朽的位置。

他们忧国忧民、仗义直言,虽然人微言轻,不能改变政治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进程,甚至因为直言而坐牢、牺牲,但他们却以独立的思想在“文革”的精神荒原中写下了思想史上光辉的一章。他们的思想再次证明了理性不曾泯灭、良知不可能被窒息的古老真理。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对时代的沉思、对出路的探询,许多都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奏响的思想主题、时代强音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思想的伟力、思想者的洞察力与预见力。

平民思想者的事迹发人深思:攀登思想的险峰、穿越精神的“禁区”,并非难事。只要心怀良知、忠实于理性、忠实于真诚的生命体验、忠实于独立人格,不唯上、不从众,就不难超越乱世、发现真理。古往今来,一代代平民思想家都从这条路上走来。

只是:为什么先驱者的真诚换来的却常常是屈辱和牺牲?在民主与法制不断走向完善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应再有思想者殉道的惨剧。

老鬼(作家,着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等)在《舍生取义的人——张坤豪烈士》中说:

我在美国期间,很想找找美国为真理献身的志士,受受教育。托了好几个博士帮我找,结果大失所望。美国竟然没有,一个也找不出来。他们思想言论自由,公开批评当局不犯法,可以随便骂总统,永远不会因为言论治你的罪,杀你的头。所以这方面特贫瘠,毫无资源。论志士的数量,十个美国也比不上一个中国。恐怕全世界哪个国家也不如中国的多!在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毛泽东时代,一批一批的思想犯被带着“反革命”的罪名从容上刑场。

啊,我们中华民族真了不起啊!几千年来,无数英雄好汉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屡杀不绝。而美国呢,没有这些志士,历史苍白,大大的缺少了色彩和魅力。所以中国作家比美国作家优越,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随便拣一个就传奇感人,让你写的书楚楚生辉。

在为自己的祖国有这么多志士骄傲之时,也感到异常的悲哀。这些民族的精英不知道保护自己,总是最先被杀戮,死后亦遭打压,电影电视从不给他们拍片子,主流报刊也从不发表歌颂他们的文章,人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

什么时候,自由真正到来,国家的这些最优秀杰出的儿女,刚正不阿之士们不再被整肃,被囚押,被杀戮,真正受到呵护,受到善待,受到宣扬啊!

盼望有一天,能给这些志士们拍成电影、电视剧,让千千万万老百姓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嵴梁,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不由得想起那首一二九时代流行的一首歌,70年后的现在听了还是让人热血沸腾: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在《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中说:

现在烈士陵园仅有20个烈士墓,全是在1946年双铺战斗中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是英雄,但王怀静就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怀静这种英雄更难当,更危险,更苦难,更伟大。他能当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董存瑞却未必敢像他那样反对“林副主席”。

他明知道这条路是绝路,却义无反顾地去走。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豁出去了!一切侮辱、殴打、枪毙在所不惜。他是真正的舍生取义,其勇气,胆量当在武松之上。

除了找死,他一无所图。生前默默无闻,死后默默无闻。一个穷苦农民,只初中文化,从不知烤鸭为何味,从没带过手表,连个滑梯也没玩儿过,活了26岁就为批判林彪而殉身。人们无法理解,就说他是精神病。

呜呼!呜呼!他们宁肯赴九泉之下,与黄鹄比翼,也不弯腰苟活。在一个唯权是从的国家,这些人才是勇士!俊杰!先知!精英!国宝!几千万,上亿元也买不来。 在美国,你想找一个张志新式的人都找不着,我们中国却拥有不少。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希望!是我们民族的不幸和骄傲!

——所有那些为信仰而勇敢献身的人可歌可泣,必将永垂青史。尽管他们生前污秽,贫穷,寒微,渺小。被人认为傻B。

“草根评说”在网上发表的《文革—毛泽东》一书中说:

当发自中南海的狂飙席卷全国时,中华大地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多少老谋深算的权臣,多少武功显赫的元勋,多少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那些曾不可一世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大员们,顷刻间,都失去了革命的活力,乖乖地低下高贵的头颅,接受毛泽东的任意宰割。没有人敢反对,甚至没有人敢公开质疑,至多在背地里骂骂“娘”,或像叶剑英元帅那样拍拍桌子,抑或如“三老四帅”那样闹闹怀仁堂,而受“迫害”最“严重”的刘少奇,也只不过说了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废话。如果一部文革史只依他们的荣辱为纲,整个文革史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杂烩。

然而,在人类的浩劫前面,敢于揭穿独裁者的谎言、野蛮和邪恶的人,不是身居庙堂高高在上的大官们,而是身居蓬荜身份卑微的小人物。这些可敬、可爱的小人物,因敢于直捣皇帝新衣而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当年,他们对文革清醒的理论思辩和高超的洞察力,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无畏的道德勇气,也是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能说得上完整,才能让人们看得见普世价值的光辉,才能使人们触及到真、善、美闪闪发光的华夏文明!

他们是民主先躯,他们是自由战士。历史应该铭记这些小人物的名字──刘文辉、陆洪恩、林昭、遇罗克、陆兰秀、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李九莲、钟海源、马思聪、王容芬……

刘济生(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着有《解读周恩来》,《历史的误读》等)在<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中说: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满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证明他们是走在历史前面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还表现出某些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异己力量。研究一下这些思想解放先驱的活动、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大有裨益的。

阮钟桓在《文革英烈名录A》中说:

笔者为了写这篇文章不知流了多少泪。笔者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化点时间,好好读读这篇笔者含泪写的文章,作为对文革烈士的缅怀,谢谢!

钟沛璋(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在《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读陆兰秀狱中遗文》中说: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文革英烈》的作者在该书的“引言”中说:“一个没有嵴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需要重塑嵴梁。一个民族,如果连谁是英雄都搞不清,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如果我们不能成为英雄的话,至少让我们敬仰英雄,铭记英雄。”

文革英烈[编辑]

  • 青海安文忠(-1969.9.23):西宁市东郊公社下十里铺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只上过四年小学,十五岁参加生产劳动。68年6月至8月,书写文章、标语、传单1100余张。内容有:

拥护以王昭为首的青海省委!

拥护彭,罗,陆,杨,谭震林,安子文!

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司令部!

中国人民想念亲人刘少奇主席!

跟着刘主席,永远干革命!

跟着刘主席,革命干到底!

打倒林彪、江青。

林彪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拥护刘少奇当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当副主席。

坚决捍卫刘少奇主席的革命路线。

书写后,把这些传单锁进一个小箱子藏起来。3月9日晚12点出门于西宁市内数十条街道张贴标语,直至凌晨3点,共张贴900多张。事后以反革命罪被捕。被捕后,对自己所为供认不讳。入狱期间,书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保卫刘主席,死了也甘心”的口号。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认为,安文忠书写、张贴、散发文章、标语和传单,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恶毒攻击”,是怙恶不悛、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1969年9月23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0年4月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追认为共青团员,革命烈士。1980年8月3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为安文忠平反昭雪,追认为共青团员,革命烈士。

《青海省志审判志》《青海审判志》《西宁市志审判志》《西宁市志公安志》《西宁市志大事记》《城东区志》《青海省情》《青海省志报业志》《千古功罪,我来评说:黑星人时评集》《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划破夜幕的陨星》《文革英烈》
  • 福建陈寿图(1923.10-1970.2.27):文革时为福建省福清市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城头公社公安特派员。因反对批判刘少奇被审查。68年9-11月,数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12月7日被拘留。审查期间,写下了三篇文章:〈我的观点〉、〈是我态度〉,〈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其中文字有:“对早请示晚汇报,我认为是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有什么问题应该直接写信向中央领导汇报或请示,不能搞形式主义。”“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奉承拍马,林彪无理批判大比武问题。我们认为搞大比武完全正确,不是什么没有突出政治。军队本身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打败敌人。只有练好本领,才能够保证打败敌人。当然突出政治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光念语录就能打败敌人。林彪这样是搞政变,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给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是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毛泽东主席已经心变思想变。这次中央整掉许多党的优秀人物,我认为这样做不正确,完全是错误的。”1970年2月27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79年3月,县人民法院改判宣告无罪。同年4月3日,中共福清县委召开全县万人平反昭雪大会。1980年1月被授予烈士。县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为他建立烈士墓。同年3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追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作出〈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事迹的决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辑录烈士捍卫真理英勇献身的生平事迹和文稿,作为建国35周年案例展览宣传。[1]

《福建省志大事记》《福建省志审判志》《福建省志公安志》《福清市志》《为真理而献身记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福建英烈传略下》《八闽英模》《福唐清风》《中国共产党福清历史第2卷1949.8-1978.12》《山庄随笔》《福州革命列士传略》《福建革命烈士传12社会主义时期之三》《划破夜幕的陨星》《文革英烈》《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江西陈耀庭、谢聚璋夫妇:

陈耀庭(1932-1970),谢聚璋(1936-1971),1961年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瑞金大学任助教,翌年8月,他们调到赣南医学专科学校当教员。1963年陈耀庭因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开除团籍、行政开除留用,留在赣南医专附属医院任收费员工作。文革开始后,他们写了《敢想敢说(一)》、《敢想敢说(二)》、《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军同志书》、《陷害一大片、提高一小撮——驳<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的两篇文章》、《黔驴技穷——驳<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辱骂不是战斗??——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评、二评、三评“文化大革命”等13篇文章和《致毛泽东信》、《致中共中央信》、《致周恩来总理信》、《致刘少奇主席信》、《致陈毅副总理信》、《致北京卫戍司令部党委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给江西赣州军分区党委信》等14封信件。其中说到:“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受到彻底清算,受害的同志一定会得到昭雪,林彪、江青等罪魁祸首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林彪、江青一伙现在虽然炫耀一时,但只是‘三月桃花一时红’罢了。”“林彪是党内最大的政治投机分子,是李林甫式的人物”,“江青,这个慈禧式的皇后娘娘,和历史上的内官揽权一定要勾结外臣一样,和林彪正好狼狈为奸”,“林(彪)、江(青)倒是名副其实的埋在毛泽东身边的左右两颗最大的定时炸弹”。“林(彪)、江(青)、陈(伯达)之流,是我党我国真正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运动。”他们怒斥林彪、江青这些“阿谀献媚的馋臣奸妃”,指出:“个人崇拜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疯狂,与林、江之流的无耻吹捧是分不开的”。1967年7月11日至1967年10月15日,他们分4次由赣州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中共中央、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上海、武汉、福州、南昌等地的党政机关、军分区、军区投寄了共计77份、总字数达7万多字的信件。被定为“全国罕见的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简称为“六七七”反革命匿名信案件。陈耀庭于1967年12月被捕,1970年3月被判处死刑。谢聚璋1968年2月11日被捕,3月16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1年7月11日死于劳动农场。1980年10月,中共江西省委为陈耀庭夫妇冤案彻底平反昭雪。11月,国家民政部批准他俩为革命烈士。陈耀庭的尸体已经不知下落,谢聚璋的尸体也是从与别人葬在一起的墓中挖出,经过甄别后火化的。虽然天竺山革命烈士公墓陈耀庭和谢聚璋各占了一格,可陈耀庭那一格里面只有他的衣服和悼词烧成的灰。2011年10月,迁往苏州市烈士陵园。

《江西省大事记》《江西省法院志》《赣州地区志(一)》《赣州地区志(四)》《赣州市志(下)》《赣州地区法院志》《复旦英烈传》,《上海高校英烈谱》,《热血丰碑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1949-1995》《赣南历史上的今天》《天地翻覆》《文革英烈》
  • 北京杜长绪(1934-1970.4.18):文革时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干部。1967年1月12日,北京化工学院一批红卫兵到杜长绪所在单位要求翻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他回答:“这个不能印,是株大毒草!”“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把生产与革命对立起来,因为它煽动向无产阶级夺权。”“你知道是谁批发的吗?”“不管是谁批的,错的就是错的。”1月15日被拘留。在审讯中,他宣称“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中国的领土上重新出现了乌云,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夺了权,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专政了”。“有人利用群众对毛主席的威望蒙蔽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北京旧市委是好的,彭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是受蒙蔽的”。“刘少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列主义者,他一直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将证明刘少奇是对的,不会被人民抛弃的”。“《论修养》不是黑修养,不是毒草,是中国共产党修养,是一篇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书,我不出去则已,出去就一定学好修养”。他还说:“现在的干部全被揪出来了,难道全错了吗?”“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刘仁……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他指出“林彪自称是上级,太骄傲了,目前应该把他看作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掌权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现在赶下去的是无产阶级”。在拘押期间,“造反派组织”曾不止一次派人对他做工作,只要承认错误,即可将他保释。但他始终强持已见到底。1970年4月18被杀害,终年36岁。1980年7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为杜长绪同志平反昭雪,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认革命烈士。

《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青年英烈录社会主义时期》《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判案选编1949-1989》《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文革英烈》
  • 四川的方运孚(1917.1-1970.3.6):文革时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平时言论:

“你看他手里拿着红书,口里喊着万岁,好像最最革命的样子,其实这是假象,和戈贝尔的宣传差不多。正如市场上的摊贩,大声叫卖,总要把坏货说成好货。”

“林彪、江青野心很大,什么革命路线,醉翁之意不在酒,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

“你看,多有趣!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朱总司令到哪里去了?这不明明是说谎吗?那时他的地位还很低呢。这样宣传是为了什么,你想过没有?”

“你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经济上不去,哪来民富国强?”

“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句句闪金光,说的是真话、老实话,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久,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他说:林彪“大树特树”是“欺世盗名”;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威望不高,到处讲话,信口雌黄,群众不服。并且预言:“别看他们得势一时,这种状况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在"牛棚"里,继续书写、阐述着他的观点。他还以对联形式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公检法军管会给方运孚定罪的主要“罪证”,罪名是“以书写反动对联等方式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

68年冬,被揪了出来。69年夏,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认为不构成反革命,不予接受。70年“一打三反”中,问题重新提了出来,70年2月2日市革委会批准逮捕。市革委会承办人员提出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2月24日,改成死刑。70年3月1日,宣判他死刑,3月6日被杀。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

其亲属至今不知烈士的尸身葬于何处。每到清明,祭奠无路。1980年1月,重庆市法院以错杀案报经省里批准,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方运孚无罪。正要宣布的时候,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赵紫阳于1月底在重庆视察,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到方运孚一案时,明确指出:这个案件处理得不彻底,不是单纯宣告无罪的问题,应是冤案平反昭雪的问题。为此,重庆市委常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法院按赵紫阳指示精神对方运孚重新作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1983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方运孚为烈士。[2]

《重庆法院志》《四川省志检察审判志》《四川审判志》《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文革英烈》
  • 海南官明华(1934-1970.11.9):文革时为海南白沙牙叉农场医院医士。在一次批判“三家村”的会上打瞌睡,成了“和‘三家村’穿一条裤子”的“小黑帮”。被撤销卫生员职务,下放三队监督劳动。70年4月在审讯时说:“就是毛主席委托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专案人员怕她不认账,叫她写下来。官明华毫不含煳地写道:“一九七0年四月十日,在河边我说:‘毛主席委托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官明华70.4.10.”下面是专案组的一次审讯记录:

骨干:“刘少奇是不是毛主席委托的?”

官:“怎么不是?就是毛主席委托的。”

骨干:“刘少奇不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混进来的。”

官:“不是混进来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主席委托的。”

专案组长:“真是胡说八道,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

官:“我没有攻击毛主席。”

骨干:“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官:“毛主席讲窃取的就不对,毛主席这句话不是真理。”

骨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官:“毛主席讲了以上这句话,证明不是句句是真理。”

专案组:“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刘少奇篡党夺权,你说刘少奇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林副主席对还是你对?”

六月十四日,她回答说:“我说的对,林彪是错的。”

70年6月的日记中有如下文字:“林彪利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这个崇高的称号,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现在我就按他讲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发动全国亿万群众对他进行共讨之,共诛之。”“你们要我向林彪投降,简直是白日作梦。”“只要我打倒林彪是正义的,你们把我的头砍下来我也心甘,我也感到死得其所。”“我提出打倒林彪,这是我最光荣、最伟大的革命行动。”“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具有反帝反修光荣传统的英雄的中国人民的侮辱,是极端错误的。”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官明华奋笔疾书了三篇文章:《敦促林彪投降书》、《敦促学习班领导与林彪划清界限书》、《告八团革命群众书》。她严正宣告:

“全国亿万人民已经识破林彪是披着羊皮的狼”,“林彪利用‘亲密战友’,‘接班人’这个崇高威信来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革命烈火正在祖国各个角落燃烧着”,“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林彪从党中央滚出去”。

七月,连里讨论,结果是:全连一一六人,四十七人主张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六十一人主张判处无期徒刑,八人主张判二十年徒刑。十一月九日,被判处死刑。官明华出力干活,当然要吃饱饭。但被限制食量。随后,官明华宣布绝食抗议!这时已经是一九七一年的春天。上面马上电话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维持官明华的生命。”他们要官明华活到执行枪决的那一天。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被执行死刑。她被用一截竹筒塞在嘴里,穿以铁丝,扎在脑后。这样就不能发声了。1979年1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为她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3]

《海南省志审判志》《白沙县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文革英烈》
  • 青海贾正玉(1937.1-1970.2.12):1962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文革时为青海省实验学校教师。1969年11月14日,在教师“天天读”时贾正玉念了一首诗,其中有:“握双拳,跺双脚,踏死林贼!”随即被捕。1970年2月22日被枪杀。1980年7月3日,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4][5]

《青海省志总述》《青海省志人物志》《青海省志审判志》《青海审判志》《西宁市志大事记》《西宁市志公安志》《西宁市志审判志》《城东区志》《西宁市教育志》《青海省情》《青海省志报业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划破夜幕的陨星》《西宁文史资料第5辑》《文革英烈》《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河北李富元(-1970.4.29):生前为石家庄车辆厂工人。68年给党写<交心书>。其中写道:“党是集体领导,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员,不能搞个人崇拜。我认为现在是搞个人崇拜。”“戴像章,喊万寿无疆,这是搞个人崇拜”,“开会鞠躬行礼,这是迷信”。“主席像可以挂,如在屋内,办公室内,但街上到处挂,我不同意”。“我认为只能相信党中央,不能相信一个人”。“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这样的人,才应该打倒”。

70年3月4日被关押,把“认罪书”当“宣战书”写。被棒打鞭抽时高喊:“林彪反党,打倒林彪!”“坚决打倒林彪!”“打!打!打倒林彪!” 70年4月29日遇难,年30岁。80年平反,经河北省革委会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石家庄市大事记》《划破夜幕的陨星》《文革英烈》
  • 广西刘振武(1926-1968.9.20):生前为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68年7月21日,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第一号文件)和〈对当切全国各地两派争揣的意见〉(第二号文件)两篇文章。文中说: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钱,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钱,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休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踏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自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象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自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你们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成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境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68年9月20日含冤病逝在狱中。三天以后,县公检法军管会还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作出所谓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中共博白县委于1983年11月11日作出了〈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3月3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6]

《博白县志》《光荣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大典》、《光荣与辉煌共产党历程》、《“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玉融英烈》、《我们的宝剑》、《影响中国政坛的万言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前进》、《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博白大观》、《共和国风云五十年》、《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7中华人民共和国卷2》《博白大观》《影响中国政坛的万言书:中国政治思想交锋历程》《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第5、6卷》《共和国历程》《文革英烈》《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江苏陆兰秀:(1918.2.13-1970.7.4):1940年入党,曾出席开国大典,文革时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反对打倒其他老革命家,被打成“铁杆保皇派”,1968年3月8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于1968年5月3日起被关押审查。1969年11月14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八篇文章,长达2.9万字,以后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人民的要求〉,〈自由〉等多篇论文和杂文,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外交政策进行了批判,还多次致信毛泽东。

11月17日,陆兰秀继续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1970年,1月20日,被囚入以手段残酷着称的“苏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部”,在惨遭折磨中,继续写文章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的错误。3月5日,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并致电毛主席,要求毛向真理投降。宣布自己“与共产主义运动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3月18日,被正式逮捕,关入苏州司前街监狱。1970年7月4日,被杀害于苏州市郊横山山麓。身后遗留下来有七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十四万多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以及当年她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撕光了衣服,打掉牙齿以后,用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她的慰问金安装的两颗假牙,购买的一块手表。 1978年平反昭雪,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下面是一些文字摘录: (1969年11月15日,<致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撤销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和办法,取消一切代号和密码,恢复全国人民的政治身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您!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专政机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患病的人和怀疑有病的人,都动辄加以拘留审查,甚至加以判刑或劳改,或戴上帽子加以管制,无论判得怎么轻,时间怎么短,一经如此处理,这些人就从此抬不起头来,他们的子女家属也会受到牵累。子女从小学读书起,小朋友们就会加以辱骂,使这些儿童从小就感到社会的冷酷,造成畸形发展。他们长大以后,对社会就会抱有对立情绪。人类的寿命相当长。对阶级斗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旧的阶级敌人没有死亡,新生的阶级敌人又一代一代滋生,敌我矛盾的比例不断扩大。如果是这样,人类的仇恨和对抗何时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何时能够熄灭?共产主义社会又何时能够到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在1939年讲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主席在当时政权还在反动派手中的条件下讲的。到目前阶段,政权已两度夺在毛主席手中,现在再学这句语录,就有重新解释的必要。如果不讲条件、不讲限制地讲造反有理,中国社会将永远宁日。马克思一直教导人们,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在现阶段如果还要讲造反,就应该是把人们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解放全人类。 现在政法部门把一些有不逊言词的匿名信,都作为反革命案件看待。我想,真正怀有敌意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有些匿名信不过是对某些社会现实怀有不满情绪而已。如果查获了这样的写信人,政法部门不妨对他说:你的信收到了,你不要怕,有些话你说得对,有的不太对,欢迎你把话说完,说完了再一并向你解释。如果能消除他的顾虑,使他能畅所欲言,把话讲完,然后再分析他的思想,什么对,什么不对,为什么对与不对,对的都表示接受,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以后如有意见欢迎再提。如果能这样,根据常识判断,以后他就不会再寄匿名信了。甚至他还会把这位工作人员当作知心人常来交谈。这样处理,比那种不分别具体情况的追查、判刑,岂不好得多?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加强上层建筑的力量,曾经从各工厂抽调了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大批优秀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也就是说,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不是增加了,而是相应地减少了。为了今后加速建设的需要,在目前发动知识青年四个方面向之中(注:四个面向指“面向农村、面向基导、面向边远地区、面向工矿企业”),是否可以将重点放在面向工矿方面呢?各个非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安排年龄较大的人员去做这些工作,而把大批青年放到工矿企业中去培养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崭新的局面就会出现。 时至今日,如果还对所谓的八类人、九类人(注:所谓的八类人数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加区别地保持对立情绪,把他们都当作阶级敌人看待,甚至由此而造成其他一些人的困难处境,岂不是阻碍了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进程么? 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采用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把本来心地善良的人们,和各工厂的优秀工人,驱使成压迫人民的工具,剥夺了他们原来的人的尊严和原来崇高的无产者称号。[7][8]

《江苏省志大事记》《江苏省志审判志》《苏州市志第一册》《苏州市志第三册》《殷殷关山血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一生》、《陆兰秀狱中遗文》《热血丰碑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1949-1995》《文革英烈》《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 贵州马绵征:(1940.1-1970.5.10)生前在贵阳市建筑公司工作。文革开始,积极投入运动,大辩论、大字报,随着运动的发展,感到迷茫了。1970年2月25日,由贵阳市专政机关直接主持,在贵阳糕点厂建筑工地上召开500多人的“群众批斗大会”,批判马绵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反革命罪行”。批判中主持人命令马绵征作自我交代。马绵征鼓足全身力量,呼喊:“打倒林彪!!!打倒江青!!!”马绵征立即被捕。1970年2月28日,马绵征被正式提审,录制口供,给判决书罗列“罪证”。

问:“口号”内容是什么?(审判者在明知故向) 答:打倒林彪、打倒江青......我连续喊了四、五声。如果你们还没听清楚,我现在加大音量再喊,直至你们满意为止......... 审判者连连摆手制止她再往下说。 问:军管会宣布逮捕你时喊了几声? 答:喊了两声。 问:这是什么口号? 答:这是革命口号。 问:你代表什么阶级说话? 答:我代表无产阶级,也代表公理和正义。。。 问:你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 答:因为他反对毛主席,他是大阴谋家。 问:你又为什么要喊反对江青同志的口号? 答:因为她反对毛主席,她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要坚决打倒她? 在牢房召开的批判会上,她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不容许任何人污蔑。现在形势很好,但是毛主席身边确实有两颗定时炸弹,一颗是林彪,一颗是江青。”做记录的犯人说:“你这样不行,我不敢记录。”马绵珍说:“你怕啥,不敢记我来记!”说罢,夺过笔,在记录纸上写道“打倒江青!”“打倒林彪!”“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堂堂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马绵征身陷囹圄之后,为抗议惨绝人赛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绝食斗争。一连五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六天,依旧不进饮食,“上面”慌了手脚,立即给监狱下了一道手令:“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马绵征不死,保证执刑时拉一个活的出去”监狱用尽各种方法,把她拷在担架上。灌牛奶、打葡萄糖针。最后两个多月一直如此。 1970年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二十万人公审大会,然后游斗,然后被枪决。为了不让她在临死之前说话,她被割断了喉咙。 1979年3月10日,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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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毛应星(1925-1970.4.14):西南农学院毕业,文革时在兰州农校任教。其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者,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上面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毛应星代为保管。文革中,这些照片、邮票成了毛应星的罪证。她被残酷批斗。她向党中央连续写信,决定到北京上访。信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两次去上访,两次被抓回。69年1月23日被逮捕。监狱里,她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部分笔记,共留下了30余万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贼,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70年4月14日被判处死刑。1980年11月29日平反,并被授予烈士。[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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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徽石仁祥(1942-1970.6.29):1964年参军,66年后被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68年退伍回和县水利局工作。回老家后,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将信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县县委书记马健、巢湖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熊玉坤、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及武汉、济南等军区负责人。内容有:“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口是心非地妄图逐步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坚决打倒林彪!”“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69年1月被捕。70年7月12日被杀。“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年,《安徽日报》和安徽省团省委极力为石仁祥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省委拒不同意。许多群众在合肥街头上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布案件的真相,宣扬了石仁祥的英雄事迹,同年12月28日省委发出《关于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但留了“尾巴”。1978年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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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林史云峰(1949.1-1976.12):生前是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1974年10月26日深夜,史云峰骑上自行车,把自己写好的25张传单,分别投给了省、市、区14个单位,并且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华的胜利公园正门前面的交通岗亭上。下面是传单中的一些内容。

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的路线!

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

所谓“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反党事件。政变暴乱,坏人上台,好人受气,党、国全变,后遗症已逐步愈演愈烈!

“文化大革命"三分成续七分错误,造成后果不可收拾。

“文化革命"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所谓“工农兵大学”实际是“后门大学”。

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夏!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

刘少奇主席是我党的优秀革命家,优秀理论建设者。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部好书!刘少寄主席并不全错!功大于过!

必须给受到不应该打击和以"莫须有"罪名非法“罢官”“降职”“挂起不用"的各级革命干部恢复名誉,解放这些同志。

刘少奇同志是以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野心家上台后阴谋搞掉的,千古奇冤!

必须给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恢复名誉!

祝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

向陈毅同志、贺龙同志致哀!

1974年12月24日晚,被秘密逮捕。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向史云峰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并宣布给两天上诉期。1976年12月19日被枪决。1980年3月22日得到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烈士。[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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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汤玲瑛(1934-1970.3.5):高中文化,文革时在醴陵红旗陶器厂工作。1968年6月,她从日记中挑选了几篇写成7张大字报,末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大字报标题是:“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大字报中她写道:“我坚决拥护刘、邓、陶,为什么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者。”大字报中力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针对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她在大字报中写道:我坚决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要继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把7张大字报一字儿排开,贴在了厂部职工食堂门口。1968年6月7日,汤玲瑛被抓到醴陵县关押、审讯,1968年8月被捕。1968年10月25日,地方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汤玲瑛有期徒刑20年。汤玲瑛在〈申诉书〉中揭露“中央文革有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用妖言惑众,蒙蔽群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狱中,汤玲瑛拒绝做“大事”(早请示,晚汇报)。她对管理干部说,“我为什么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难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只有林彪一个?”1970年3月5日,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提请改判死刑。上午在地区开过宣判汤玲瑛死刑大会后押回醴陵。下午在万人大会上再次进行宣判。没有通知家属,也不准许收尸。尸体由劳改队就地掩埋。1980年5月,中共醴陵县委、醴陵县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她洗雪沉冤。1982年,民政部批准汤玲瑛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骨终于从荒草萋萋的荒土冢中清理出来,重新入殓,举行隆重的仪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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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王笃良(1944.1-1971.8.6):生前是兰州部队某部通讯战士。1967年9月24日,在一个部队领导机关驻地写了四幅大标语:人民必胜,林彪必败!署名“西北启蒙队”。给自己的亲成、朋友、同学、同乡写了十多封信,披肝沥胆,捍卫真理。信中说:“林彪心里有鬼!”“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林彪)抓政治抓来抓去,抓成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压制不同意见,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林彪这个狡滑(滑)可笑的狐狸,他时时教育别人什么什么的,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他向来不提把所有的毛泽东着作叫所有的工农兵学通,他只提倡学老三篇,试问辛勤的工农兵,你动过脑筋(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要求人民限制或取缔林彪把军队用于压服一切人的一切权利!”68年3月10日被捕。1968年6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开除军籍,投入监牢。监牢里先后写出了《我的认识》、《我的想法》、《黑牢诗》、《责令》、《控诉》、《可笑的“拔河赛”》等十多篇文章和诗词,约五万多字。1971年8月6日被惨杀。1980年平反并被授予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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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北王怀静(1944.5-1970.3.23):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曾任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1965年21岁时入伍,曾被评为学习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文革时。某次班里组织学习讨论时,他公开批驳了林彪的一些提法,轰动全连。1968年7月被退伍。退伍后,亲自去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询问:对林彪的一些言论和提法,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对方答复是: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写成文字材料寄来。70年1月写了《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文,用真名真姓把信寄给了毛主席。2月23日被捕。3月8日河北省革委会批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3月28日王怀静在玉田县被枪决。从被捕到最后执行也就33天。从玉田押回村里批斗肃毒时,他的嘴里被带上嚼子(戳着一木头棍),不让说话。为体现群众专政,尊重人民意见,县革委会将这个案子拿到村里,让广大贫下中农集体讨论,如何处理。有人说:判他个四五年行了,年轻人,不懂事。工作组的同志瞪大眼:什么四五年?王怀静罪大恶极,四五年就打发了?县革委会主任张长瑞亲自到王怀静家,提醒老人家要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怀静划清界限。张主任问:“王怀静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全村贫下中农一致要求严惩。你们的意见呢?”两位老人只好说,“让政府决定吧!”张主任把一份强烈要求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怀静的签名信拿出来:“你们看,这是王生铺全体贫下中农的意见,你们也表表态吧。”这份签名信上,按满了全村人的手印。父母两人也无奈地在上面按了自己的手印。1970年3月20日玉田县公法军管会制作了判处王杯敬死刑的刑事判决书。其中有文字:“1969年7月以来,除在群众中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外,还明目张胆地三次向党中央投寄长达数万言的反革命信件。咬牙切齿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更为严重的是,该犯被拘捕后,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负隅顽抗,狂妄至极,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河北省志审判志》中说:“1973年8月唐山地委责成唐山地区公法机关进行了全面复查。经查;王怀敬1970年1月2日的信是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提倡的‘一帮一,一对红’,信中写道:‘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要害,不是两个相对,而是两个绝对的产物’,‘以我们实际体会,我反对林彪的一对红,拥护毛主席的开展谈心活动’。批判林彪提出的‘三十个字学习方针’。信中写道:‘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本身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企图叫人们走马观花看,他反对人们详细地串通学习...他们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纯粹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唯心论者,完全违反了毛主席所倡导的马列主义革命学风’中还说:‘目前,林彪修正主义出现不是个小问题了,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世界革命运动前途的问题了,不能等闲视之,在政治、思想、理论上肃清林彪流毒之必要,已经是时候了。’1975年11月16日,玉田县革命委员会以玉革(1975)58号作出《关于王怀敬案件平反的决定》,与此同时,玉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告王怀敬无罪的刑事裁定,并撤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玉田县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1980年王怀静终于获得彻底平反!被授予烈士称号,优秀共青团员,家属得到了1,000元抚恤金。[14]

《玉田县志》《河北省志审判志》《玉田古今名人录》《文革英烈》
  • 新疆忻元华(1934.7.27-1970.5.30):浙江鄞县人,文革时为新疆哈密水电段工人。从1963年2月至6月,忻元华为国家前途担忧,使用笔名或真名,给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48家报纸杂志社投寄信件九封共177份。1963年7月3日,忻元华以现行所革命罪被拘留。7月28日正式逮捕。

1967年元月15日,忻元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陈述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意见。24日将信交给了所在单位组织,并“请转呈毛主席”。第二天,忻元华经群众批斗,游街后,再次被拘留,同年9月11日第二次被逮捕。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但忻元华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有力批判。5月13日,忻元华被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5月30日上午,对忻元华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审讯结束之后,忻元华被立即绑赴公判大会,并游行示众,并执行死刑。下面是1967年1月15日,第十次给毛泽东写信的部分内容:

但是,您是否识知到,这以后您并没有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带头贯彻这个英明的决定。您是否意识到五七年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倾在无形中把您的“言者无罪”的庄严保证,演变成“言者有罪”了,您是否意识到您五七年的光辉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精神实质,后来上由于大规模的反右运动而名存实亡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一切党内外的有志之士都不说白话了都学习说暗语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大家都无可奈何地或者是别有用心地奉承您,迎合您,歌颂您,甚至连最纯朴的工人和农民也迅速地学会了在政治上说假话,喊万岁,而不敢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了。您是否意识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在政治上普遍地说假话的民族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您是生活在自我陶醉的海洋里,生活在歌颂的铜墙铁壁的重重包围的迷宫中?您是否意识到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千百万倍的糖衣核弹啊?您是否意识到您的豪华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您的自我陶醉的生活使您远远的脱离了丰富多彩、生动具体的现实世界,远远地脱离了最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您是否意识到这种豪华的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自我陶醉的生活,使您的身体逐渐发胖了,使您的思想逐渐变瘦了,使您的革命思想逐渐衰退了。你是否冷静地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在歌颂的铜墙铁壁的重重包围中,看不到祖国的真象,感觉不到人民脉搏的跳动,洞察不到工农劳苦大众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是生活在豪华的小天地,生活在歌颂的迷宫中,生活在高空云雾里,您是否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使您枉有一对健康的肉眼和耳朵,而在政治上你简直成了瞎子和聋子,成了骇人听闻的白痴啊?(毛主席啊!我是多么不愿意用这种刺伤你的自尊心的字眼啊!但是有什么更确切更通俗更形象化的名词来描述并作完全由于您的过错所造成的极其可怕现象啊!人所共知,这种可怕现象在斯大林这样伟大人物身上出现过啊)您是否意识到这种可怕的现象对您对祖国人民对党都是多么危险啊!您是否强烈的意识到,已经到了对谁都不敢完全信任的地步了。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真正是孤独得可怕啊!您已经强烈的觉察到原来同自己并肩战斗的最亲密的战友们都成了可怕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 难道您真的认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吗?难道您真的认为自己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人吗?难道您真的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党的化身人民的化身吗?难道,您真的相信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吗?难道您没有意识到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和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吗?难道您真的认为没有您就不会有一个新中国吗?难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诞生而仅仅是您一个人自己的天才创造吗?难道您的光辉着作中的光辉思想只用于改造别人,而不适用于改造和约束自己吗?

主席啊!七亿吨级核弹的引爆装置马上就要发爆了,请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啊!

笼罩着整个祖国上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乌云,必将在空前觉醒的亿万人民风暴的袭击下,迅速地被驱散,一个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无限美好的世界,已经在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运用革命者应有的勇气和智慧,去迎接这个无限美好的明天的早日到来吧!

1980年7月,乌鲁木齐铁路局在忻元华的家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忻元华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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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张开元:文革时为民航沈阳管理局通信兵。1950年6月-1969年6月9日。67年说:“毛主席的话一句就顶一句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学习毛主席着作,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的理论,不能分开来。”“林彪提出要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穿了就是林彪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1969年九大前夕,他写道:“说什么‘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这不是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吗?这不是他为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吗?这不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吗?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干部或是党中央副主席,只要他有错误,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而且有权毫不犹豫地予以尖锐的批判,揭发。”1969年4月11日到6月,给毛泽东写了四封信。揭露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靠打红旗反红旗,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坏东西”,指出林彪“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葬送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写道“林彪成不了什么气候,只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轧碎。”信的末尾写上:民航沈阳管理局通信战士张开元,还请毛主席看后转给林彪看。在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后,就向别人公开了自己反林彪的观点。在一次交谈中,他说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林彪有实权。他担心林彪会伤害毛主席,准备写第二封信寄给毛主席。那人向上作了汇报。上面使花招把他的第二封信骗到手,作为罪证,并限制了他的自由,但他不屈服,继续写,并要求公开辩论。看守所中,愤怒地高呼,“打倒林彪!”用手铐在水泥墙上刻下“打倒林彪!”“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张开元以微弱坚定的声音呼喊了“打倒林彪!”以后,头上立刻被罩上棉裤,捆上麻绳,几个人轮流殴打。随后,张开元被宣布为“自杀”了!这个身高一米八十的健壮青年战士,死时体重只有五十三公斤。年仅十九岁。连一把骨灰也没给留下......

73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批示和上级党委的督促下,民航沈阳管理局为他平反,并追认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78年,迫害他的主谋和凶犯才受到制裁。

《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华青年英烈辞典》《文革英烈》
  • 辽宁张志新(1930.12.5-1975.4.4):文革时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70年8月20日,被以“现行反改造”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批斗会上说:“林×××讲: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我认为也不是不可以怀疑,不一定都对,也可以问一个为什么。”“我认为,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这些年,什么都提毛主席,放在党的上边。我不反对宣传领袖,但不要宣传得太过分了。”“我对林XXX没有什么信赖。”“林XXX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方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1975年4月4日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1979年3月平反,并被授予烈士。2019年中国官方将张志新列为“最美奋斗者”之一。[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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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宁夏朱守忠(1920-1970.2.11):194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58年反右时被清除出党,到宁夏支教,在中卫中学任数学教师,历次运动中当门卫,去农场,文革中公开言论:“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主席本人都通不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有人胡扯什么,谁反对林彪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依法惩办’。简直是越说越不成话了。难道真的想用‘强权’代替真理?难道真的想搞法西斯独裁?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因此,这使我对‘天天读’这一套,更加不以为然。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主席当做偶像,佛像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主席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我总表示怀疑。”被批斗。69年4月19日被捕。在“交代材料中坚持自己观点,1969年11月24日被判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时年50岁。1980年5月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17]

《宁夏审判志》《宁夏通志14司法公安卷》《中卫县志》《中卫县教育志》《虹口区志》《虹口区教育志》《宁夏通志人物卷》《文革英烈》《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宁夏简史》《中国要案录》《上海高校英烈谱》《宁夏革命先烈(第二辑)》《金山文史资料第3辑》《中卫文史资料第1辑》《群星闪耀中卫英模谱》《划破夜幕的陨星》《宁夏百科全书》《当代宁夏史通鉴》《春风化雨集(下)》《当代宁夏日史》《文革英烈》《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以上的烈士事例,均在《文革英烈》中有详细介绍。贾正玉和毛应星的事例已发在《华夏文摘》。据《文革英烈》的作者称,准备把文革中的英烈在《华夏文摘》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陈寿图—百度百科[1]

  2. ^ 方运孚—百度百科[2]

  3. ^ 官明华—百度百科[3]

  4. ^ 贾正玉—百度百科[4]

  5. ^ 青海的文革英烈贾正玉[5]

  6. ^ 刘振武—百度百科[6]

  7. ^ 陆兰秀—维基百科[7]

  8. ^ 陆兰秀—百度百科[8]

  9. ^ 毛应星—百度百科[9]

  10. ^ 甘肃的文革英烈毛应星[10]

  11. ^ 石仁祥—百度百科[11]

  12. ^ 史云峰—维基百科[12]

  13. ^ 汤玲瑛—百度百科[13]

  14. ^ 王怀静—百度百科[14]

  15. ^ 张志新—维基百科[15]

  16. ^ 张志新—百度百科[16]

  17. ^ 朱守忠—百度百科[17]

来源[编辑]

不平.《文革英烈(上)》:《HeroesandMartyrsintheCulturalRevolution》VolumeI.成家出版社,2019-04,ISBN978159356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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