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檜是漢人口中首屈一指的漢奸，近千年來飽受詬罵。有趣的是，英明聰慧的康熙皇帝並沒有把秦檜當作奸臣佞賊。他的《御製文集》第三集卷十九《宋高宗父母之仇終身不雪論》中說： 金兵破遼之後，兵已滿萬，人強將猛，非宋之所敵，明矣。備責不能臥薪嘗膽，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則高宗何辭？若論李綱之忠言不聽，岳飛之丹誠不用，設使諫行言聽，則必勝金兵於朱仙，生還二帝於汴京，朕實不信也。何也？ 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無慣戰之良將，下無用命之士卒，天下雖有勤王之名，真偽莫測，虛實難分。高宗久在金營，孰強孰弱，自有切見，若使復仇雪恥，再整江山，實不能也，勢使之也。孟子曰：“寡眾弱強不敵也。” 若論講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因祖之仇，戊午起兵，戰必勝，克必取，所向無敵，有往必成。神威聖武，深仁厚澤，猶念中國塗炭，數次議和。明朝引南宋講和之非，始終不悟， 歸罪兵部尚書陳新甲為秦檜，棄市示眾。發天下兵迎戰，如袁崇煥、毛文龍、洪承疇、祖大壽、唐通、吳三桂，前後千餘員，凡出關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遺。財賦因之已竭，人心隨而思亂。百萬雄兵，盡沒東海，億兆窮民，罹於邊戍。元氣盡傷於關東，闖賊蜂起於隴西。賊至京師，文武逃散，無一死於難者，豈非當日不主議和者乎？ 偏安社稷，猶存一線之脈絡，若為雪恥復仇，同死於國難者，尤不知於明末同乎？異乎？文天祥云：“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實千載忠君之語，君與社稷並而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無悔，不顧社稷，以死雪仇，又不知當時議論如何耶？ （以上摘自維基百科的秦檜詞條） 康熙沒有認為漢奸秦檜和宋高宗的議和策略是錯誤。當然，康熙的論斷前提是基於不同的歷史認知。漢人的歷史記載，當時宋朝軍事形勢大好，岳飛很快就可以打垮金兵，收復失地。但是康熙認為岳飛李綱等主戰派當時並沒有能力徹底擊潰金兵。康熙是滿人，是金人的後代，可能他別有金人歷史的來源。我看漢人歷史的記載也未必就準確。如果宋高宗只是害怕他哥哥宋欽宗回來當皇帝，也不至於私心到勝利在望的時候，不願報仇雪恨，反倒俯首稱臣給金國進貢去。 這裡我們不爭議當時雙方軍事實力究竟孰強孰弱。假若軍事實力不濟，言和是務實理性的選擇，“偏安社稷，猶存一線之脈絡”。 康熙並不認可和談就是恥辱和錯誤、或者寸土不讓血戰到底之類的匹夫之勇就是道理。 康熙再舉明朝滅亡的教訓為例。明軍與滿人久戰不勝，滿人要議和，但明朝拒絕做第二個南宋，把主和的兵部尚書陳新甲作為新一代的秦檜殺了。明朝傾全國之力打仗，民窮國蔽，前線勉強堵住滿人，後方給農民起義端掉京城。假如明朝的秦檜成功，明朝當時還不至於全盤輸盡。徹底亡國了，還談什麼報仇雪恥、民族大義？待滿清入關了，不願做漢奸也得做，反清復明的口號喊個幾十年也只能不了了之。 這本來是很簡單的道理，許多漢人居然不懂。愛國就非得是主戰，一副敢死敢拼的樣子，凡主張和談理性的漢人都打成漢奸。敢死敢拼就能救國？僧格林沁的八旗騎兵還不勇敢，八里橋之戰不只有挨槍子的份？以前愚昧的年代不明白，今天還不明白。這當然得歸功於共產黨愚蠢的歷史教育。鴉片戰爭以來，凡是議和條約，都是喪權辱國；凡是簽約談判的，都是漢奸國賊。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就是這麼評價的。鴉片戰爭以來，明明打不過，非要蠻幹，誰蠻幹誰愛國；簽了和約，又常常不遵守，於是再打再議和。奕訢是賣國賊，李鴻章是漢奸，郭嵩壽是漢奸…… 到義和團的時候，對洋人只有一個“殺”字，用洋貨、信洋教、與洋人打交道的都是漢奸。 中華民國在大陸的覆亡，與明末就頗有類似處，外患內亂並起。明朝若單線做戰，還可以支撐；而同時與農民起義軍和滿清做戰，就必然傾覆。民國其實更不濟，光對付個日本就必敗無疑，更不要說中共還在內部搞蘇維埃政權紅色恐怖。對江西蘇區的第三、四次圍剿都是因為日軍在北方發動侵略而中途告吹。攘外還非得安內不可。蔣介石無日不想雪恥，忍辱負重，為抗戰作戰略準備。當時國際列強惟有蘇聯與日本直接對立，也只有蘇聯出於私心願意支援國民黨抗戰。蔣介石意圖枚平中共後再聯蘇抗日，這是當時最正確的戰略選擇。可是蔣的意圖不能公開講。當時蘇聯要利用中國牽制日本，是不會為了消滅中共而與蔣翻臉。無奈人算不如天算，蔣被張學良綁上抗日的戰車，共產黨這內患被姑息下來。最終猶如明朝，民國為抗戰打得國蔽民窮，固然僥倖撐到日本敗亡，卻被共黨內亂所摧毀。重蹈歷史覆轍。 汪精衛與蔣介石都看到了中共的威脅，也都知道自身的軍事不濟。蔣為軍事領袖，必須表現得堅強無畏；汪主管行政外交，必須理性主事。兩個人都是中國政壇不可或缺的角色。結果蔣就成了愛國敢戰的岳飛；汪就是主和賣國的漢奸秦檜。汪還挨了憤青軍官孫鳳鳴的三顆子彈，簡直冤透了。蔣與汪之間有芥蒂，蔣不容汪插手軍事。西安事變，蔣被迫允諾積極抗日。但具體對中共許諾了什麼，對汪等許多人是個謎。西安事變被逼抗日，汪更加警惕中共和蘇聯的漁翁之私。汪精衛知道對日全面作戰，民國政府是沒有勝算的，最後不是亡於日本，就是亡於中共。後來軍事上節節失利，汪精衛去南京組織偽政權了，兩人分道揚鑣。可以做個類比：汪精衛要選擇的是南宋的議和妥協的道路（但可以不偏安）；蔣介石被逼走上明朝兩線做戰的道路，最終也是敗亡。 在理性評價汪精衛妥協道路的時候，我們不僅僅只是用蔣介石的失敗來印證汪精衛的先見之明，我們還要考慮在領土主權上的“寸土不讓”是否是天然的最高的價值。我們是否該考慮老百姓的意願和生活？ 戰場設在中國，“焦土抗戰”“全民抗戰”，結果總是生靈塗炭。花園口決口，固然阻礙日軍機械化部隊行進，淹死若干有限日軍，但是淹死幾十萬中國百姓，造成千萬流民；長沙大火，幾千人喪生，長沙城盡毀；重慶遭空襲，光大隧道慘案就窒息而死數千人…… 我們是否想過：如果有選擇，這些死於抗戰的百姓，他們是否願意被犧牲還是寧可做淪陷區的次等皇民？我們是否有權選擇讓他們死於焦土抗戰，而決不允許他們做亡國奴？黎民蒼生的苟活價值，是否就低於民族尊嚴的價值？尤其是焦土抗戰到底還是失敗了？汪精衛一直顧念的為國家多保持一絲元氣、為百姓多減少一份苦痛，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後來美英參加對日作戰，國際形勢逆轉；而日本並沒有如其宣傳地以防共為第一要務。這是汪精衛所無法預料可測的。但是，汪精衛的漢奸之路，不是賣國求榮、不是貪圖富貴、也不是貪生怕死，而是承載了民族痛苦的無奈與頑強的奮鬥，並非膚淺的嗤之以鼻所可以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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