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是汉人口中首屈一指的汉奸，近千年来饱受诟骂。有趣的是，英明聪慧的康熙皇帝并没有把秦桧当作奸臣佞贼。他的《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中说：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 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仇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 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因祖之仇，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 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 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仇，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仇，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以上摘自维基百科的秦桧词条） 康熙没有认为汉奸秦桧和宋高宗的议和策略是错误。当然，康熙的论断前提是基于不同的历史认知。汉人的历史记载，当时宋朝军事形势大好，岳飞很快就可以打垮金兵，收复失地。但是康熙认为岳飞李纲等主战派当时并没有能力彻底击溃金兵。康熙是满人，是金人的后代，可能他别有金人历史的来源。我看汉人历史的记载也未必就准确。如果宋高宗只是害怕他哥哥宋钦宗回来当皇帝，也不至于私心到胜利在望的时候，不愿报仇雪恨，反倒俯首称臣给金国进贡去。 这里我们不争议当时双方军事实力究竟孰强孰弱。假若军事实力不济，言和是务实理性的选择，“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 康熙并不认可和谈就是耻辱和错误、或者寸土不让血战到底之类的匹夫之勇就是道理。 康熙再举明朝灭亡的教训为例。明军与满人久战不胜，满人要议和，但明朝拒绝做第二个南宋，把主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作为新一代的秦桧杀了。明朝倾全国之力打仗，民穷国蔽，前线勉强堵住满人，后方给农民起义端掉京城。假如明朝的秦桧成功，明朝当时还不至于全盘输尽。彻底亡国了，还谈什么报仇雪耻、民族大义？待满清入关了，不愿做汉奸也得做，反清复明的口号喊个几十年也只能不了了之。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道理，许多汉人居然不懂。爱国就非得是主战，一副敢死敢拼的样子，凡主张和谈理性的汉人都打成汉奸。敢死敢拼就能救国？僧格林沁的八旗骑兵还不勇敢，八里桥之战不只有挨枪子的份？以前愚昧的年代不明白，今天还不明白。这当然得归功于共产党愚蠢的历史教育。鸦片战争以来，凡是议和条约，都是丧权辱国；凡是签约谈判的，都是汉奸国贼。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评价的。鸦片战争以来，明明打不过，非要蛮干，谁蛮干谁爱国；签了和约，又常常不遵守，于是再打再议和。奕訢是卖国贼，李鸿章是汉奸，郭嵩寿是汉奸…… 到义和团的时候，对洋人只有一个“杀”字，用洋货、信洋教、与洋人打交道的都是汉奸。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覆亡，与明末就颇有类似处，外患内乱并起。明朝若单线做战，还可以支撑；而同时与农民起义军和满清做战，就必然倾覆。民国其实更不济，光对付个日本就必败无疑，更不要说中共还在内部搞苏维埃政权红色恐怖。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次围剿都是因为日军在北方发动侵略而中途告吹。攘外还非得安内不可。蒋介石无日不想雪耻，忍辱负重，为抗战作战略准备。当时国际列强惟有苏联与日本直接对立，也只有苏联出于私心愿意支援国民党抗战。蒋介石意图枚平中共后再联苏抗日，这是当时最正确的战略选择。可是蒋的意图不能公开讲。当时苏联要利用中国牵制日本，是不会为了消灭中共而与蒋翻脸。无奈人算不如天算，蒋被张学良绑上抗日的战车，共产党这内患被姑息下来。最终犹如明朝，民国为抗战打得国蔽民穷，固然侥幸撑到日本败亡，却被共党内乱所摧毁。重蹈历史覆辙。 汪精卫与蒋介石都看到了中共的威胁，也都知道自身的军事不济。蒋为军事领袖，必须表现得坚强无畏；汪主管行政外交，必须理性主事。两个人都是中国政坛不可或缺的角色。结果蒋就成了爱国敢战的岳飞；汪就是主和卖国的汉奸秦桧。汪还挨了愤青军官孙凤鸣的三颗子弹，简直冤透了。蒋与汪之间有芥蒂，蒋不容汪插手军事。西安事变，蒋被迫允诺积极抗日。但具体对中共许诺了什么，对汪等许多人是个谜。西安事变被逼抗日，汪更加警惕中共和苏联的渔翁之私。汪精卫知道对日全面作战，民国政府是没有胜算的，最后不是亡于日本，就是亡于中共。后来军事上节节失利，汪精卫去南京组织伪政权了，两人分道扬镳。可以做个类比：汪精卫要选择的是南宋的议和妥协的道路（但可以不偏安）；蒋介石被逼走上明朝两线做战的道路，最终也是败亡。 在理性评价汪精卫妥协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用蒋介石的失败来印证汪精卫的先见之明，我们还要考虑在领土主权上的“寸土不让”是否是天然的最高的价值。我们是否该考虑老百姓的意愿和生活？ 战场设在中国，“焦土抗战”“全民抗战”，结果总是生灵涂炭。花园口决口，固然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行进，淹死若干有限日军，但是淹死几十万中国百姓，造成千万流民；长沙大火，几千人丧生，长沙城尽毁；重庆遭空袭，光大隧道惨案就窒息而死数千人…… 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有选择，这些死于抗战的百姓，他们是否愿意被牺牲还是宁可做沦陷区的次等皇民？我们是否有权选择让他们死于焦土抗战，而决不允许他们做亡国奴？黎民苍生的苟活价值，是否就低于民族尊严的价值？尤其是焦土抗战到底还是失败了？汪精卫一直顾念的为国家多保持一丝元气、为百姓多减少一份苦痛，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美英参加对日作战，国际形势逆转；而日本并没有如其宣传地以防共为第一要务。这是汪精卫所无法预料可测的。但是，汪精卫的汉奸之路，不是卖国求荣、不是贪图富贵、也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承载了民族痛苦的无奈与顽强的奋斗，并非肤浅的嗤之以鼻所可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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