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 西方基督教文化讲原罪,属于性恶论;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主流讲人性本善, 有失肤浅。 其实，儒家也并不完全讲人性善，荀子就说人性恶。儒家的性善论始于孟子，实际上非常精微思辨，是对儒学的一大提升和哲学化，乃“前圣所未发”。

我们对于性善论的理解，大都是从《三字经》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依照《三字经》的这句话，人性是指人天生本初的道德状态。于是，许多人质疑说，婴儿生下来乃是无知的，人性该是无善无恶；也有人说，幼儿就有恶的倾向、会抢夺、会撒谎．．．人性是恶的；又有人说，人一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是善恶杂陈……

其实这些都不是孟子所说的人性，甚至恰好是孟子所反对的人性的定义。要了解性善论的精妙，先得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对于定义没有共识，两千年来儒生才会各说各话，争论不休。这些关于人性的争论，早当孟子的时候，告子就和他杠上了。

告子认为“生之谓性”，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这也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性。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当时也有人以“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诘问过孟子；荀子说人性本恶。也就是说，几乎我们今天关于人性的各种说法，当时都已经有了。

《孟子》里记载的辩论，表面上看孟子说服了弟子。其实，孟子固然高明，告子也没有错。问题是他们各自说的是不同层面的“人性”。用不同层面含义的人性在辩论，当然谁都说服不了谁。最可惜的是，辩论了老半天，孟子甚至没给“人性”下个清晰的定义。难怪后世的儒生面对群经要一代代地困惑下去。

《三字经》从明代开始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启蒙读物，误导了中国人对于儒家人性论的理解。按理说《三字经》的作者是个饱学之士，出现这种偏差可谓荒谬。但中国古人往往就有这种毛病，经书一本本，气呀、理呀、道呀、德呀…… 玄之又玄；但这个圣人与那个圣人谈的道、理常常是不同的东西，大家对于定义没有共识，难怪两千多年下来老是“言不顺”。

什么是孟子讲的“人性”？首先，人性必需是人类的共性。但人的共性有多方面，“食色，性也”，嫉妒、骄傲、相竞等等也都是共性，而这些特征动物也会有。其次，人性还必须是人的特性，能把人与动物本质地区别开来的特质（essence）。这就是人的道德心，也就是孟子讲的人性了。

换句话说，孟子讲的人性，就等同于道德心。是应然，不是实然。它是ought, 不是is。是超验的，不是经验的。人性就是善，人性=善＝良心，不善就不是人性；恶不是人性，是兽性。如同说良心就一定是善的，不能说有坏的良心；说人性，也只有善的层面的意思。这就是孟子的性善论的意思。从这个层面看性善论，它甚至与荀子的性恶论并不相悖。

了解了孟子的性善论，就知道我们的日常话语如何深受孟子的影响。对于一个很没有道德的人，我们说他“没有人性”、“不是人”…… 如果不理解孟子的话，这样的说法就有毛病了：恶人也是人，怎么可以说恶人“不是人”？人生来就是会干坏事的，怎么说恶人“没有人性”？可是我们都习惯了这种说法，没觉得有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孟子的话语，说明我们的文化思维和道德观都浸淫着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为什么要高抬人性？为什么非要形而上地讲性善？西方有深厚的宗教传统，西方人的道德根据，来源于神的诫命。如果没有上帝，道德秩序似乎就要崩溃；于是有“上帝死了，一切皆可能发生”的恐慌。而孔孟讲道德，不是由宗教的角度来讲，乃是由人心的感动来讲的。孟子由人的道德心来谈人性，谈人与禽兽的区别，借由人性建立人世的道德秩序。

孔夫子收了那么多弟子，每天唠叨仁，倘若有学生问孔子：“仁固然好听，我为什么要追求仁？”孔子如何回答？他大约只能嗫嚅着：“人而无仁，如礼何”。这样的回答并不透彻。孟子就可以回答：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你还是人吗？没有仁，你和禽兽什么区别？孟子花了很多口舌，反复强调了人性、道德心、良心（本心）就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还是禽兽，你自己选择吧！

性善论，是儒家文化的道德支柱，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人文主义的光辉。它以道德理性的光芒，激发个体人格的自觉，去实践仁义礼智的道德人生，灼炼生命的尊荣。虽然孟子的性善论对于人的道德自觉过于乐观，但它决不是无视人在现实层面堕落的一种肤浅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