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只眼睛看汉奸 汉人是个奇怪的民族，一个热衷抓“汉奸”的民族。既然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那汉人应该是个遍地死节之士、宁死不降的民族。事实往往相反。入关的清兵中蒙满八旗各只有六万人，却轻而易举征服了广袤的明王朝，许多地方都是汉奸部队代打的。两个清兵就可以押解一大队投降明兵的奇景，当时就出现了。当清朝轰垮的时候，这个宁死不能做汉奸的民族，居然许多人因为割辫子嚎啕大哭。 这个对于汉奸极度鄙视、对裸体极度忌讳的民族，老早就创作了汉奸秦桧夫妇的裸身跪像，以儆效尤。这应该也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创作。可偏偏这个民族一贯不乏乌泱乌泱的汉奸。至于那些人是否都应该算汉奸，我也不讲究了，反正汉人喜欢这么称呼。  这种裸身跪像，上个世纪又如法泡制了一套，这回的主人公是汪精卫夫妇。着实令日本鬼子领略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最近有博友为汉奸汪精卫缓颊，搏来一片打倒汉奸的拳头。依我看，汪精卫倒是一个最好的汉奸，难得的一个干实事、不夸夸其谈、无私、理性的汉人政治人才，他为国家奉献了自身，包括他的名誉。 汪精卫倡导和平运动，首先是基于当时中国抗日必败的常识。可惜大多数汉人就缺乏常识，一个个高调地喊抗日。谁若说句真话，就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中国战不起，打得越积极，会败得越快。蒋介石作为军事领袖，不能言和示弱。但他心底也知道打不起，也是希望有和平的解决途径。 其次，和平运动与军事抗战并不矛盾。不是说寻求和平了，就不抗战，就是把国家让给日本人。许多汉人思维很原始，说白了也就是智力有障碍，总以为谈和就是卖国，谁言和谁就是汉奸。于是搞外交的几乎都是汉奸，甚至战败后不得已出面签个条约的李鸿章都是汉奸．．．他们似乎相信依靠义和团的拳头血战到底就可以救国。而实际上抗战决心最大口号喊得最响的，通常都是那些不上战场的汉人。 第三，汪精卫异常清醒地看到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祸害，中国继续打下去，一定山河破碎国家糜烂之极，为共产党所乘。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今天回头看，我不得不佩服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眼光，中国的命运，恰为他不幸而言中。汪精卫犹如先知，早早预言了国难。在汪等眼中，日本的危害是一时的，而共产党的祸害将是长远的。 第四，同时汪等认为，德国和日本主要目的都是反共反苏联的，德国为了防范苏联而率先侵占波兰，日本由于恐惧苏联而侵占东北，属于方法策略不当。而苏联为了防范日本而怂恿中国积极对日作战。中日和平对双方都有利，可避免苏联坐收渔翁之利。汪等期待日本军政界理性的势力可以认识到这点而开启中日和平之门。 第五，汪精卫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当时，中国在军事上根本没有战胜日本的机会。打下去只有国家彻底糜烂。在近卫文麿下台之后，汪仍幻想以其人格的魅力，赢得日本政坛的认可，等待日本政界理性的力量，获得中日和平。尽管汪知道他的幻想也是与虎谋皮，可以说他是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去了，以一己的毁灭，为民族多保持一丝元气。对于他，牺牲的是个人的英名，搏求的是民族渺茫的生机。如果以为汪精卫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利益去做汉奸，实在是小人之心。汪精卫再蠢，也不至于那么打算盘。 当时，中国四亿人口已有三亿生活在沦陷区。沦陷区的百姓也是要过日子的，也是有社会秩序要维持的。国家越糜烂，共产党乘势兴起的机会就越大。这应该是汪精卫最担心的地方。出面维持社会秩序的，便是“汉奸”了。何况，汉民族一向就不缺做汉奸的人，当时多个伪政权业已成立。而能把汉奸做得那么有底线、能够不破坏抗战的，大约独独汪精卫了： 第一：汪精卫前往上海，没有带走国民党的任何军队。 第二：汪精卫没有拉拢任何国民党高层将官投敌。 第三：汪政权拒绝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并直言如果被逼参加作战，他的军队会倒转枪口。 第四：汪政权军队竭力扫荡共产党势力，对日军与共军的默契非常不满。在日本投降后，汪政权避免让东南落入共产党手中而交由蒋介石接受。 第五：汪政权将青天白日旗插回沦陷区，收回矿权、取消日租界和日本人的治外法权等。 第六：在抗战末期，周佛海已联络重庆表明会策应反攻（日本人吃了原子弹就突然投降，让汪政权失去洗脱污名的机会）。 第七：汪精卫统一了东北以外沦陷区的政权，反对华北特殊化（独立）。 第八：以日本的友好和平声明牵制日本在沦陷区的掠夺和暴虐。 ．．．．．．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一文中讲到了七十六号的特务机构的残暴，其实这特务机构并不在汪政权的控制之下。陈公博提及他向汪精卫报告特务机构的纲纪缺失，汪精卫叹息说：“你今天还以为特工是我们自己的吗？” 汪政权的坚持底线，被日本人骂为“和平抗战”。日本人一向不信任汪政权，对其军队只允许非常有限的落后的武器装备。在抗战的末期，日本实际已经图谋改组南京政府。 所以，由大体上看，汪精卫南京政权没有破坏重庆国民党政权的抗战，他在当时的沦陷区成立的是一个最能够不协助日本侵华的政权。正如汪精卫投身南京之前所说的，他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换句话说，汪精卫把一个汉奸政权的危害降低到了最小的程度。不能说他完全守住了他的底线，但应该算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当然，一个仰赖日本鼻息的政权不可能完全维护民族利益的，汪精卫的和平建国是失败了。但是，汪政权至少并没有让中国失去更多的权益。 再看看同时期的其他大汉奸。张学良这个汉人就太奸诈太坏了，９１８事变他不抵抗，锦州他不守；后来１２８事变，他不配合打；日本打入山海关了，他还拒绝救援。“日本鬼子真可恶。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抢东北的，得不到东北是不肯住手的，所以在奉天我也不抵抗了，锦州也让出来了。我以为他们总可以心满意足了，不料他们今天又要打入关。日本鬼子真可恶”。作为将军，张学良的不抵抗“送国”不就是汉奸作为？正是张的不抵抗让日本军野心膨胀，以为可以轻而易举拿下华北击垮国民党政权。张到了西北以后，怕跟共军打仗，突然把抗日喊得震天响，对蒋兵谏。西安事变，把蒋介石的经营多年的抗战布局给全盘掀翻。国民党仓促对日作战，果然兵败如山倒、一泻千里。 汪精卫等认为“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作机会”。也恰是西安事变，让汪精卫对共产党的“抗日”更有戒心。果不其然，抗战把国家的元气打得殆尽，而后有共产党夺取天下。 另一个汉人毛泽东，也是把抗日喊破嗓门，号称北上抗日的。结果拥兵陕北，坐山观虎斗，甚至与日军暗通款曲，配合日军，夹击重庆。陈公博的自白书言“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毛泽东这种汉人，有兵力而不抗战，勾结日俄，攻击中国的抗日政权，破坏抗战，不是汉奸是什么？而且是最卑鄙无耻的大汉奸。 当国民党政府还陶醉在抗日胜利的时候，待死的陈公博在狱中《未完成的致蒋书》里写了“…… 中国也有特别危险的情形，那就是国家因为科学和教育落后，国家的组织力还不及德日，农村还停滞在封建农业时期，而工业还停滞在家庭资本时期，以这样的组织碰到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又加上恐怖的行动，就很容易溃散…… 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在中国生存、发展，乃至于成为今日的情形，未尝不踏在历史上的辙迹（讲历次朝代末期的农民起义）。不过共产党更有一种主义作核心，更有一种组织作推动罢了。”可叹，这位陈汉奸犹如汪汉奸，是当年中国最清醒的少数人。而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历史的辙迹恰朝汪精卫陈公博所防范所欲扭转的方向走下去。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这汉奸里头，汪精卫是舍己牺牲、无私、正直；张学良和毛泽东只有一己之私，奸猾，口是心非。汪精卫不是带兵打仗的领袖，本可以高调抗日而坐享其名，却选择了个人的牺牲；张学良毛泽东手握重兵，理应抗日却避战拒战，毛终于夺得大位。汪精卫是汉奸中的翘楚，令我心生敬意；张汉奸和毛汉奸，无人格无担当，令我鄙夷不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