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小院是一幢典型的川北城镇普通民居，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市区，旁靠码头旁的一条冷清的小街上。小院内部有宽敞的堂屋和紧凑的天井，天井曾种有一颗石榴树。由小街进入小院要穿过一段黑暗狭窄的过道。小院里住着五户人家。小时候后回老家，伯父总是指着小院说，整个小院都是咱家的祖产，包括其它四家所住的房间，不过那些房间被国家“经租”去了。

 

实际上小院只是一幢临街房子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曾是我二祖父家的，是曾祖父留下来的。据说曾祖父是做米生意的，房子前部是店铺和仓库，后面是家眷住地。别小看小街冷冷清清，在过去以水运为主的几百年里，那里曾是繁华热闹市中心地段。我祖父死的早，父亲伯父全靠祖母拉扯带大。祖父和二祖父家分家时，祖父已死，祖母孤儿寡母的没依靠，说不起话，故前面部分被二祖父家占有，进入小院那一段黑暗狭窄的过道分家后留给我家进出的通道。但二祖父吸大烟，解放前早就败家把店铺抵押给他人了，他家后来挤在靠后的几间小屋里。不过祸兮福所起倚，解放后他家的成分低，说起话来仍然比我家底气足。

 

后来我才弄清楚什么“经租房”。1958年前后城市里所有已出租的私人房产由政府接管统一经营出租，收取房租，这类房产被称为经租房。“经租”大概是国家统一经营出租私房的简称。当时各地经租的做法和标准不尽同。政府房管部门负责经租房的经营，如出租、管理、收租、修缮等，并把其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不等发放给经租房的业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府就不再发放租金给经租房的业主。经租房业主从来没有办理过房屋产权的转移出让手续，他们仍然是其被经租房产的合法业主。

 

伯父重庆商科学校毕业，解放前就在银行工作，事事精打细算。所谓长兄如父，家事都他做主，一般不会和父亲商量，父亲也一切都维他是从。老家小院的户主是伯父，父母只是家庭成员，不入户主之列。父母解放后父母参加工作去了外地县城，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分家的事，故老家小院全归伯父家居住打理。为了多挣些零钱改善生活，伯父把多余的房间出租。先还给父母预留房间，后来见我父母很少回老家，除他家住的两间房和一个阁楼外，其它的所有房子都租出去了，包括原先的厨房和门房。五户人家把小院挤得满满的，进入后首先看到的是灶台餐桌，锅碗杂物，堂屋成了各家共用的厨房餐厅，天井是各家洗漱冲凉的地方。

 

所谓精明过了头，吃亏在前头。1958年私房经租改造，国家当起了二房东，老家小院租给四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二房东圈走了。经租时开了许多会学文件精神，最后签了一个协议，说明一切由政府负责经营，租金二八开，政府吃大头，原房东拿零头。上比资本家的工厂被“合营”拿股息不足，但比地主富农的土地被“土改”没收有余。共产党惹不起，谁敢说个不字，大家只有乖乖地在协议上签字画押。由于户主是伯父，房子是以他的名义租出的，这些事当然他做主，未与我父母商量就给办了。由于户口早已迁出，协议上没有我父母的名字，连家庭成员名单也未列入。事后告诉了我父母，我父母当时也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伯父告诉他们不要担心，国家只是经营出租，房子产权未有变动，仍是我们家的。他们根本未曾想到这一经租，他们的老家就实际被共产党夺走，从此再也要不回来了。

 

伯娘虽曾是大家闺秀，但不识字没工作，在家相夫育子。经租时开会都是她去，她家成份太高，胆小怕事，除了催促伯父早早签字把房子交割给政府经营外，该考虑的问题未有细想，该争取的好处也未有捞到。其实伯娘烦透了经营出租房这些杂事的，杂事都是她管，与房客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每月催收租金她放不下这脸面。交给政府经营，租金少点但省心。再说他家也不缺这些钱，伯父是银行老职员，工资在当时比较起来还算不低的。

 

私有房屋属于生活资料而非生产资料，不是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1954年宪法有“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明文规定。所以在1958年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改造的时候，是采用“经租”的做法，而没有采用“公私合营”或“土地改革”的做法。对经租房虽有“通过赎买，逐步改变所有制”的意见，但是从未宣布被经租的私有房屋变为“归国家所有”，也没有要求被经租的私房房主办理相应的产权变更及相应的经济法律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