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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毕业附中, 六八崇明务农。 七七大学圆梦, 八九次年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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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强权和真理 2014-06-25 19:02:53

文章写于67-68

 

主席在青年时期曾经创办了《湘江评论》,里面有主席的一段文字:“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随时代的前进,当然这些特性也有所改变,由于科学发达了的缘故,神鬼、物象、运命可以说已经没有人迷信了。然而要说到迷信强权,则可以说是比当时更为迷信。如果当时是四十分之三十九,那么现在大概是七十分之六十九点九。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有原因的。当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的强权是资产阶级的强权。然而劳动人民尚且有这么多人迷信。到了现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现在的强权是无产阶级的强权,迷信无产阶级的强权岂不是极其正当的么?这个特性发展到怎样一个地板了呢:不迷信强权已经快成为罪状了。

列宁曾经说过:“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现在呢,也许改成“真理是强权者说出来的”更为恰当些。

现在的习惯,强权就是真理。谁的官做得越大,谁的话也就越成为“真理”。

譬如,两位同志在辩论一个问题,一个同志在对方说完了某句话以后说:“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这时,形势立即起变化。这时无所谓这句话有无说服力,乃是因为出现了强权──主席的缘故。

再如,“造反有理”在某些地方曾经被打成反革命标语,后来是当然的平反了。其平反的理由则是:“这是主席说的。”而不是什么“我们要造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之类的话──这已经是后话了。

再举一个例,文化革命中,内部消息传得多了。马路上,大批判专栏中经常出现转抄有某位首长的讲话或者主席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都可以说是比较“精彩”的。那么对这些讲话采取什么态度呢?大家也都有所体会,就是看看,不发表意见也不引用──不管。因为这些文章的本身是无所谓真理不真理,只要知道,它是否确实系某人所作的就行了。确实的,当然就是真理。然而现在还不知道确实不确实,倘若发表意见就会惹出麻烦。中央是禁止私自翻印主席未发表的指示的。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只知有强权不知有真理。倘若这指示是伪造的或传错了怎么办呢?岂不成了“伪造的真理”?

在清华的《井冈山》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署名陈伯达写的文章,后来有人说话了,知道这篇文章不是陈伯达写的,而是某个黑帮分子写的,于是道歉并进行批判,可是文章的本身是无所谓的,重要的乃是,作者是谁?

再如,关于”怀疑一切“这句口号,曾经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主席发表了意见,于是争论到此为止了。这里一是“这意见是主席的呀,当然我心服了”一是“再争下去,岂不。。。”

再如关于芭蕾舞剧《白毛女》也曾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后来的争论结束就是因为有某人来表了态。

文化大革命,很多单位分成了两派,这时倘若有强权一表态,形势立即会起变化。这里并非两派经过了辩论逐渐明白了是非,乃是因为强权的表态,使他们明白了是非。发展到后来,很多派都希望强权表态支持自己,因为自己手中的真理不足以使自己胜利,而强权者的表态到可以使自己胜利。

再如,现在的电影,唱片是如此的少,难道没有开放的都是毒草吗?当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原因就是强权者没有表态。

总之强权者说某个作品是香花,那么一切美好的词句都可以用上去。当然最耀眼的一个字眼是“里程碑”,倘若强权说某个作品毒草,那么凡所能想到的贬义词,所能找到的帽子,都可以摔上去,这样做,是绝不会错的。

 

我们要知道某句话是否真确是否反动,最关键的一条要知道这句话属何人所说。讲这句话的是革命者。这句话就该赞扬。讲这句话的是反动分子,这句话就该批判。倘若还不知道讲这句话的是怎样的人呢?只能采取三不主义:不表态,不引用,不批判。

要搜集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吗?那是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将他平常的讲话搜集起来就行。之所以这些话都是黑话就因为他是反革命。只要他是反革命,“于是凡有言论,全部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全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谁有不同意见吗,那就是为反革命翻案,反戈一击尚可,顽固不化打倒,最好的方法:“不理解只许放在肚子里,不许讲出来。”

譬如在戚本禹下台以前,文章中引用一下戚本禹的讲话是颇有些令人敬畏的,颇有些很强的说服力的。其意思是,戚本禹都如此说了,可见我的意见不错。

然而戚本禹到台了,于是这也就成了罪状。其意思是,你的意见同戚本禹的一样,可见这是错的,你的文章中引用戚本禹的讲话,你就是同他一丘之貉。

再如,何是成了反革命,就因为有强权者表了态,有《解放日报》《工人造反报》等等,而并非因为何是的文章“反动”。可怜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不过不要紧,只要有强权表态就够了。说服力的有无是无所谓的,反正所唱的是独脚戏。

所以陆荣根写了一篇文章就被送上了西天,就因为他触动了当时的强权──陶铸。

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的《修养》曾经被某些人当作教科书,当作经典著作来读,并非因为《修养》正确,乃是因为写修养的是赫赫大人物刘少奇。刘少奇到台了,《修养》当然的毒草。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刘少奇倒台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硬要证明《修养》只有坏人才要看。那么难道你们这些好人过去就没有看过一遍《修养》吗?假如你们看过的,那么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批判,任其流毒全党全国全世界呢?莫非新华书店销售了这些多《修养》全到地富反坏右手中去了,还是说当时做英雄不稳当呢?

这样说,难免有一些同志要发怒,说现在没有人提出异议是因为《修养》被批倒批臭了。那我只能说中国人的觉悟提高得真快呀。觉悟没有提高得这样快的当然只能是反革命了。我还想说一句:无论是刚开始批判,还是批判了一段时间,总之是没有人说第二句话的。

为什么有些人如此容易中《修养》的毒?就是因为他们"只认有强权,不认有个人"的结果。所以刘少奇下台以前,是强权,他们就中毒,刘少奇一下台,他们的毒就立即消光。戚本禹一上台他们又中毒,戚本禹一下台,他们的毒又立即消光了。这些同志极容易中毒也极容易消毒。每打倒一个走资派,他们都会发现:我中了毒了。

这种“中毒”其实是不能算是“中毒”的。他们的脑中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思想,里面全是强权的语录,因为这是最行时的话语。假如他们是真的“中毒”,消毒就必然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在别人批判时会出现"虽然你们这样说,我仍然有点想不通。。。"之类的词句。现在没有,就可见他们并非真正“中毒”。譬如江青同志对她的孩子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坏书。”她的孩子反驳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人家都说好。”这可以说是迷信真理。要是换了一些江青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定,他就会立即醒悟,立即反戈一击。对于他们本来就无所谓真理,强权就是真理。这样当然也允许,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发展到后来,谁要是象江青的孩子那样一发问,立刻加上“炮打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的罪名,这就似乎有点可恶了。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当然是一条真理。其实不单是主席,林付统帅,周总理,江青同志等等的话统统都“句句是真理”,以至于王洪文,任立新的话也带些“句句是真理”的味儿,所以有谁敢商榷一下就立刻成了反革命。戚本禹也曾经有过一段“句句是真理”的“光荣历史”。

记得某一篇文章中说到在封建社会是“老子说了算”,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说了算”,那么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分析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是“强者说了算”,大约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理说了算”。

这样说,难免有一些人要发怒,他说现在的时代是“真理说了算”,“毛泽东思想说了算”。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列宁)然而现在对于那一个强权的那一句话是有过争论的呢?没有,可见现在是“强权说了算”的时代。譬如何是认为无产阶级也应该运用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一武器,他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许多语录来说明他的观点,他认为他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这个观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那么这时是哪一个“毛泽东思想说了算”呢,当然应该进行争论。然而没有进行争论,何是已经成了反革命,归根到底还是强权说了算。

为什么说“从社会存在的矛盾分析起来”现在是强权说了算呢?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而且如前一篇文章所说,中国人是很善于上纲上线或者说很善于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掌权的社会,强权就是代表无产阶级,所以谁敢与强权发生争论,当然就站到无产阶级的反面去了。

在文化革命中,有一个风行一时的口号。“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谁反动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为什么会出现这句口号的呢?就因为中央文革是强权。

那么你们保卫得怎么样呢?陶铸没有保住,王力关锋没有保住,戚本禹没有保住,正是在你们的“保卫”声中,陶铸下了台,王力关锋下来台,戚本禹下了台,然而你们并没有誓死。

你们的誓死的实质,不过是有人稍微对姚文元提了一点不同意见,就连忙大叫“砸烂狗头”仿佛这就是“誓死保卫”似的。试问当彭真,当中宣部的黑帮在使用权力压制姚文元的时候,你们到那里去了呢?这时候姚文元顶过来了,那么难道如今全国有人说了半句话姚文元就受不了了?要你们去“保卫”了,没有你们的保卫就危险了?幸亏你们的革命行动才保住了姚文元?你们这些人物真可称是“保卫中央文革”的特等英雄,真该给你们一个特等勋章。

所可惜的只是戚本禹之流干了那么多分裂中央文革的勾当,你们没有去砸烂狗头,你们的“誓死捍卫”只不过是你们成为稳当的英雄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许当别人在反戚本禹的时候,当陆荣根在反陶铸的时候,正是你们“誓死捍卫”的良机。

正是在你们的口号中,姚文元的话也“句句是真理”了,对于姚文元的话也“不理解,只许放在肚子里,不许讲出来”,你们的威力何其大也。

向你们致敬,你们这些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英雄们。

向你们致敬,中央文革正是靠你们保住了,没有你们的保卫,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向你们致敬,你们这些砸烂了很多个反对中央文革,不,反对中央文革的某一个成员,不,反对中央文革的某一个成员的某一句话的人的狗头,但就是没能砸烂陶铸,没有砸烂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狗头的英雄。

有一个倒台了的组织:中央军委文革,可惜的是垮台得早了一些,如果能迟一些垮台,在垮台前再刮一场三四级的小风,那么一定会有很多“稳当的英雄”大叫“誓死捍卫中央军委文革”,这是必然的。

既然有强权,当然也有强权的反面,对于后者怎么办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者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笑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

这是一句很英明的语言,然而它只说出了一个方面。

看近来的形势,人物一旦倒台,则旧势当然的失势,连他童年时代的“爸爸”“妈妈”都含有一些反动的气味了。

这两方面加起来,我想这才完全些。

总之中国人的习惯,随着一个人地位的变化,升高或者倒台,就要对他们以前的事从新评价,换句话说,凡某人将来的地位是同现在不同的,则现在的评价肯定是错误的。别的不必说,红革会犯了错误,解放日报事件中的作用就要从新评价了:这是贪天之功呀。假如它没有犯错误,当然就让它贪下去,贪下去。再如描写主席过去生活,经历事情的书可以说有几本,然而差不多没有一本不可以加上“恣意贬低”这一条罪名,这是因为主席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假如在主席的青年时代叫主席当时的百侣谈谈对主席的看法,必然也是贬低的。

鲁迅当然是反对这一个特性的。举一段鲁迅语录:“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句话却还是对的。”

按照某些先生的逻辑,鲁迅大概又可蒙上“为托罗斯基翻案”的罪名了。这段语录是写在文章里,登在报纸上,收录在《三闲集》中的。不过,鲁迅不正是和托罗斯基派打仗很英勇的么?

现在,如果有那一个不识相的小物竟然发现了强权与强权之间的话也有“矛盾”,或者强权与塌台人物的话居然也统一,那可怎么办呢?譬如在刘少奇戚本禹在台上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话与主席的指示不符,或者发现杨成武的大树特树与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有矛盾,怎么办呢?或者在刘少奇倒台后,发现他的某一句话也合于毛泽东思想。

这就是他犯了一条罪状:太认真,应该按照鲁迅先生所悟出的秘诀去办:“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已经认真了怎么办呢?“不理解只许放在肚子里,不许讲出来”最好的方法是当个逍遥派,千万不要想出什么揪出走资派的主意。这是白赔了老命的生意。

 

反革命=修正主义=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塌台人物。

 

“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更加认识到权字的重要了”这样的话已是屡见不鲜了。文章里,口头上,或多或少都表示了同一种意思。听到了这种话而且竟然有这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叹息,他说明了中国的现状,权字比理字更为重要,纵使你有千条理万条理,你没有权就只能失败,中国的现在不是权为理服务而是理为权服务。只要有了权,总能找到理论根据,而且是反对就要成为反革命这样的理论根据。这样的认识是可喜的,它看出了中国的特点,河里的水涨到田里来了,被人们发觉了自然是好事,把它堵起来,是共同的语言。然而没有人说应该疏通河道,没有人说应该改造这种现状。应该让权字为理字服务,应该让权字和理字的重要位置颠倒过来。可是没有人说,这就是我感到深深的叹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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