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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让后代知道饿死数千万人的“家丑” |
| | 有位网友义正词严地质疑披露大饥荒真相者：“据说有一本书《墓碑》，墓碑是要有名字的，把饿死3000万人的名字刻上墓碑，全国各地立几百块，几千块……可以吗？有吗？”当然有。可不可以，就得问当局了。几位热心人士仅仅要调查统计清楚汶川地震死了多少学童，就被抓的被抓，挨打的挨打
老高按：昨天贴出了《中国最富和最穷地区的大饥荒记忆》之后，承蒙“雾重重”网友不弃，又立即在后面贴出了四篇质疑“饿死三千万”的长文，除了再次贴出署名“数学”的文章《从几个角度论证不可能饿死三千万》之外，另三篇是：《如此荒唐的“三年饿死三千万”》（作者：菜里佛）、《“饿死三千万”，最后一根毒刺》（作者：星逝夜潭）、《“饿死三千万”质疑》（金小丁）。
我昨天说过，“要说服那些质疑甚至根本不信大饥荒饿死几千万民众的人，其实无须打口水仗——事实胜于雄辩，摆出事实，自然就能说服人”。
有网友已经注意到，所有这些质疑文章，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是在纠缠“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上，而不是大饥荒本身。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准不准确？当然不准确！不须质疑者大加挞伐，我首先就表示怀疑；所有从事大饥荒调查的学者，杨继绳，冯客，贝克……无一不对自己在调查的基础上所计算、所统计出来的数字表示很有保留，表示“只是估测”，並非准确数字。真正相对准确的数字，只可能等到当局认识到吸取历史教训的重要和必要，全方位地开放档案资料，组织全国性大规模普查，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才可能做到——即使到那时，也只可能做到相对准确，能精确到万、千，就很不错了。君不见，日寇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在一座城市、短短月余的屠杀，到现在也拿不出准确数字，只能统称“三十万”，而被日本否认大屠杀的人士抓住稻草？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历史学家黄仁宇强调进行“数目字管理”，而中国在1959～1962年期间並沒有实现“数目字管理”。从我上篇博客文章转载的两篇资料就可以看出，江苏宝应，是经济比较发达、管理也相对完善的地区，数字就精确得多；而相对落后得多的贵州，山高皇帝远，居住分散，有些村庄究竟有多少村民都没闹清过，就很难准确统计饿死人的数字。
那位署名“星逝夜潭”的作者，在文章中义正词严地说：“据说有一本书，书名《墓碑》，墓碑是要有名字的，把饿死3000万人的名字刻上墓碑，全国各地立几百块，几千块，每块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名字，每年清明鲜花敬献，时时刻刻警醒后人。可以吗？有吗？”
我真的怀疑他是否在中国生活过，是否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哪怕粗浅的了解，与那位“何不食肉糜”的皇上有的一拼！汶川地震之后，几位热心人士仅仅要调查统计清楚四川震灾究竟死了多少学童，就被抓的被抓，挨打的挨打。“星逝夜潭”居然说这种风凉话！
这里就有一例建碑的：河南信阳农民吴永宽建起一座“粮食关”的碑，刻上了村里72个饿死者的姓名，“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查了几天。”（见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声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发生过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学者、人士，讲得很具体——或者，从宏观上进行过规模不等、程度不等的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统计；或者，从微观上，就讲自己和亲属经历的个案，或者自己所见所闻所知的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县的情况；倒是那些否定发生过大饥荒的人士，并不调查，也不针对具体个案，只是质疑大饥荒论者的数字的统计、计算方式。
鲁迅说过：食客说厨师做的菜不好，厨师不能反击说，那你来做呀！我们当然不能对这些质疑者说：你说数字不准，那你调查呀！重申我昨天所说的：“有他们不断地质疑，有助于揭露大饥荒信息者更严谨，更准确”，我们应该感谢包括“雾重重”在内的朋友，他们的质疑、推敲，对于达到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学结论，绝对是有好处的。
不过，我还是有点奇怪：质疑者声称揭露大饥荒者是“疯狂造谣污蔑，恶毒诽谤攻击”（见星逝夜潭文），话说到这么重的份上了，那么，与其追究统计和计算方式，何不针对揭露大饥荒者、大饥荒亲历者们所提供的那些例证，去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看看到底那些县、那些村、那些家，是不是饿死了那么多人？
署名为“山谷风暴”的网友說得多好啊：
如果把焦点转移到争议饿死多少人上面，就是故意避重就轻。事实上，不管饿死几百一千万也好，三千万四千万也好，都是惨绝人寰的。犹太人二战被外族杀了几百万，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前苏联二战死了数千万，还年年阅兵纪念二战胜利；南京大屠杀不管死了三十万还是更多更少，不会减轻侵略者的罪孽。一个饿死大批人的政策若不能直面深刻反思，大跃进文革如不能正确面对，最终会重新摔倒，重现“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
也巧，今天看到一篇读后感，附后供各位参考。文中所提到的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第299期的专题，我曾经读过，专题的全文共24,000多字，配有多幅插图，披露了记者在多省调查写出的深度报导。因为太长，这里我只放上该刊专题的编者按和记者分头采访报导的标题。这些文章我在“明镜历史网”（http://www.mingjinglishi.com/）上介绍过，有兴趣的朋友，尤其是像“雾重重”等质疑的朋友，不妨前往一读，或者直接访问《南方人物周刊》的网站。
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
何与怀，纵览中国
5月21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第299期出版，封面赫然醒目地印着：“1959-1961 大饥荒”。该刊以极大篇幅发表其记者何三畏、刘洋硕、林珊珊所写的深度调查报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公开地坦诚地报道和评论上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人为灾难，冲破了当局几十年的禁忌。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中国读者确是等待得太久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经出版就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
本来，在中国民间，对那场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如天津作家杨显惠悲惨感人的《告别夹边沟》……我还想到北京的章诒和在《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五十年无祭而祭〉序》）一文中讲到的那位不知名的安徽作家。
章怡和发人深省地描述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人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儿。”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说，这是他的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章怡和看，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这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上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只有一间小屋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
章怡和问道：“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章，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章怡和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章怡和心头顿感刀割一般，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这位来访者告诉章怡和：他成了孤儿，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几十年来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章怡和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屋，开始写往事。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
又是一个令人悲恸欲绝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这些勇敢坚定锲而不舍地追寻历史真相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让自由的灵魂归来吧。就像《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所说，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也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南方人物周刊》，题为：《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她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李泓冰悲愤地发出一声怒吼：别拉着13亿人陪葬！
“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这是我几年前为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一书所写的评论的标题。又一次，我坚信我在此文中说的话：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附：《南方人物周刊》封面专题：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2012年5月21日
（高按：因为太长，只放编者按和几篇记者分头采访文章的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编者按：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记者 刘洋硕 发自河南信阳
牛寨大队的1960
记者 刘洋硕 发自安徽阜阳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记者 林珊珊 发自四川隆昌、成都
廖伯康：我的大跃进 3小时等于20年
记者 何三畏 发自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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