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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被糟践的一代，不甘心被糟践的一代

　　作为过来人，只要你拒绝遗忘并从常识出发去思考，就不能不发现，在这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大浩劫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再有的最美好年华，还失去了、至少是部分地失去了善良、正直、宽容。作为一名当年的中学生，我们既是“文革”这一民族耻辱与灾难的受害者，也是作恶者、施害者

　　老高按：前几天我引用独立学者冯胜平的一句话说：其实我们这一代（50岁以上的人吧），其实都是“War Trash”——冯所说的这个概念，是借用美国华裔作家哈金的小说《战废品》的书名，而哈金这一说法，则是化用美国人的“White Trash”说法。是啊，我们这一代，都被毛泽东发动的无数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被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改造了基因，从此不可能再去除；我们是毛泽东超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小白鼠（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都是他老人家的社会试验品）；我们终身带上了毛时代特有的偏见、局限，尽管我们想努力摆脱沉重羁绊、想再次洗脑去除毒素、想人生归零另起炉灶……我们的努力十分悲壮，但却难以根除我们灵魂深处所中的毒！
　　“War Trash”这种说法，颇引起一些人反感、不快，他们在跟帖中，或者在自己博客上发出文章，口诛笔伐。
　　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我宁愿相信，这些朋友，是毛泽东造就的“War Trash”的例外——他们不是“战废品”，他们是如假包换的“精英”——只是从他们自己所取的博客名字及其文风（例如“战斗在何处”云云），我们依稀能看到一点“文革”的孑遗而已。
　　但就这一代人的主体、绝大多数人而言，难道不是被时代所践踏、所遗弃的人吗？我在谈到知青、谈到老三届的文章中，都曾经表露了这样的观点。是的，其中确实有终于赶上了高考的头班车、幸运如我者，但只占百分之几的幸运儿，怎么能被用来証明一代人没有被耽误、被糟践？
　　更何况，就是这些幸运儿（包括我），灵魂深处，也早已被注入了毛泽东时代的毒素呢！矢口否认自己中毒，极力要将自己撇清，在我看来，就是已经中毒的特征之一。不承认自己有病，列举自己作出的成就，都並不表明自己不是病人——焦裕禄不是也在肝癌的折磨下作出了超人的努力吗？
　　感谢宋彬彬，尽管她的道歉，还不能让我满意，但毕竟推动了一代人、几代人对“文革”、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人们会对她的道歉感到突然吗？关注文革的探寻研究的人知道，这实际上是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来年众多人呼吁推动，水到渠成的结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多年锲而不舍地追寻真相，下面链接的文章就是証明）；而她的道歉，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开始，必将会触动更多人正视历史，正视自己的过去。
　　承认自己客观上就是“战废品”，当然并不意味着主观上甘于充当“战废品”，更不是认定这一代人的所有成员都永远被历史划入“另册”。事实上，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不甘于屈服于厄运，迸发出最大的生命能量，他们以悲壮的努力，挑战和改变了命运。他们是从“战废品”起步这一事实，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下面我转贴一篇文章，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当年的普通中学生、现在的普通老百姓的反省。共识网在将他这篇文章发于首页时，将标题改为《被糟践的一代》，饶有深意，让人联想。他清醒认识到自己属于“被糟蹋的一代”，让他对人生、对时代有了更透彻的洞见。

我的“非典”中学生活
段协平，共识网

　　“非典”，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是也。知道它的学名叫SARS，是后来的事了，但国人对10多年前那场灾难，还是习惯称“非典”。
　　47年前，我的中学时代，严格讲是刚刚举行了高中毕业考试，正准备迎接高考时，也“非典”了，不是非典型性肺炎，而是非典型性学校生活。

　　一

　　不妨先考一考如今在读的中学生甚至比他们大好多70后、80后：
　　如果我告诉你，我曾在临汾三中读了三年高中，通过了毕业考试，却没有拿到毕业证，不仅没拿到毕业证，还不让参加高考。我没有犯校规，没有犯罪，官方也没有就剥夺我高考权利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说法，最高领导人一句话，说不让高考就不能高考了。当然，一国之大，也找不到一座高校，能让我如毛泽东当年一样，在北大旁听。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不幸，而是我们那一届上百万人的共同遭遇，你信吗？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高中阶段不是三年，在我后来每次填写履历表时，高中阶段不得不写上六年，没经过那一段岁月者，还以为我因故休了几年学，甚或留级留了三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尴尬，而是那一届学生都有的尴尬，与此相类似的是，我的学弟学妹们，上初一、高一，只念了一年书，却有四年的学籍，上初二、高二，只念了两年书，却有五年的学籍，但都不具备相应的学历，这是当年上千万学生共同的遭遇，你信吗？
　　如果我告诉你，1963到1965年进入临汾三中者，不管上的是初中还是高中，也不管通过毕业考试还是无缘毕业考试，大家离开学校时，没有举行毕业典礼，没有全班学生集体合影留念，也没有与班主任和科任老师合影留念，没有依依惜别。在一个自己说不清理由也记不清的日子里，伤感也罢，落寞也罢，或少心没肺，或怅然若失，大家在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日子里，以不同的方式，零零落落离开学校。在离开学校那一刻，也许还有人抱有一丝重新走进课堂、完成学业的希冀，那就是一份天真了。很多人就此一生再没有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所有这一切，你信吗？
　　不要忙着回答，还有更荒唐的：
　　我们刚刚通过毕业考试，没有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没有发生战争，往日还算安静祥和校园，一夜之间就乱成一锅粥，教室里读书声听不见了，图书馆被捣毁了，学生斗老师，学生斗学生，打倒校领导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贴满墙壁，昔日受尊敬的师长，无不灰溜溜，或成惊弓之鸟，整天战战兢兢，忙不迭地请罪，或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忍痛销毁自己心爱的日记、文章、书籍、与家人的合影照片。在“破四旧”的堂皇名义下，所有不合时宜的言论、行为以及物件，都足以成为被打倒、被凌辱的罪证。当然，也有老师与昨日的弟子今日的红卫兵、造反派套近乎，以获取一张“免死牌”。
　　在那场铺天盖地袭来的动乱中，昨日的师道尊严形同手纸，曾经的同窗友谊断裂为南极在全球变暖中的冰块。师生都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今天这一派占校为王，威风八面，另一派灰头土脸，被撵出学校，隔两天又颠倒过来，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两派中，不少学生，特别是所谓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成为阶下囚，有的还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对很多师生来讲，三中一度被恐怖笼罩；发展到后来，大家喊着打打杀杀口号，唱着造反有理的歌曲，到大街上游行示威，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满世界揪斗“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大家用最能羞辱人的办法，比如在人名上打叉、给人脖子上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来贬损人格。“砸乱某某的狗头”这样血腥的大标语，我们敢写；随便抄家这样违法的事，我们敢干。从一本旧书、旧报纸、旧照片里，我们能发现“恶攻”“反攻倒算”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治常识，社会常识、生活常识，无不被我们挑战被我们颠覆。再后来，在“要武嘛”的号召下，大家已经不满足于早先的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即所谓的文斗，开始了号称“文攻武卫”的武装斗争。不少人拿上木棍、长枪、短炮，追随社会上这一派那一派，相互残杀。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中，我们有四位校友，他们分别是齐吉臣、陈强、张秀玲、梁银保，死了，死于自己人手下。他们熬过了“人相食”的三年大饥荒，却没有熬过文化大革命。
　　总之，整个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一个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病，如“非典”般，一样地不可预料、不期而至，猝不及防，一样地肆虐传染，不可把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了结。不同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先是全民惊恐，继则同仇敌忾，1966年那个夏天，有的人热得狂躁不安，有的人冷得浑身发抖，有的人欢呼，有的人哭泣，有的人看到了机会，有的人感受到绝望，有的人跃跃欲试，终于能奉旨革命了，有的人面临灭顶之灾，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把一场文明的葬礼当做盛宴，把万劫不复当做浴火重生，飞蛾扑火却又豪情万丈。
　　你很难相信，至少你心存疑惑。因为在你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这一章。
　　这是荒诞的一章，血腥的一章，耻辱的一章。
　　这是不堪回首的一章。

　　二

　　这一切，都是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下进行的，并受到制度性的嘉许和鼓励。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6年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
　　这一切，我亲身经历。
　　一晃，近四十年过去了。岁月的刀锋固然能够把很多坚硬的东西削为齑粉，时间的长河能够沧海桑田，也有人在刻意掩盖当年的一切，但是，作为过来人，只要你拒绝遗忘并从常识出发去思考，就不能不“惊呼热中肠”（杜甫诗），发现，在这场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民族大浩劫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永远不能再有的最美好的年华，还失去了、至少是部分地失去了善良、正直、宽容。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们既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民族耻辱与灾难的受害者，也是作恶者，施害者。审判那场浩劫始作俑者的罪错，并不能代替对我们自己的拷问和审判。
　　曾经有老师这样安慰我：你们那时年轻，单纯，无知，不懂事，容易上当。同龄中人也不乏这样的自慰者，认为有错也是上面的错，自己是无辜的，是受害者。更有甚者，居然还津津乐道，声言青春无悔。最近，我读了临汾市原政协副主席方熔先生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批评山西师范大学“老三届”某校友的“文革”观时，援引了这位“学兄”的一段话：“上次校庆，我曾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而言是高尚的事业，现在我还这样看……我认为我们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未虚度”。
　　这位大学生走得也太远了。
　　这是不能原谅的。
　　徐贲在《宋彬彬的“错”和“罪”》一文中，对这番现象做了分析：“‘文革’期间的迫害、残杀不是出于所谓的‘无知’，而根本就是明知故犯，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明知故犯，因为它可以给当事人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别的个人利益。宋彬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年少无知，但‘有良心’的红卫兵，这样的道歉里缺乏真诚的忏悔，她只是认了一些小‘错’，而根本没有看到（或承认）自己在极权之恶中该承担的那份‘罪’责。”很多中学生也许没有暴打自己的老师，但落井下石的批判总是有的。有，就应该老老实实接受徐贲的这番分析和判断。
　　不错，我当时年轻，但已经谈不上单纯，至少不完全单纯。单纯总是和善良相伴，那时，我们善良吗？我们能够搪塞一下的充其量也就是所谓无知，但在常识的解剖刀下，这样的辩白也苍白无力。准确为那时的我们画像，愚蠢，恐怕是少不了的颜料。愚蠢当然容易上当受骗，愚蠢总喜欢与邪恶为伍，愚蠢离无耻有没有一步之遥，真不好说。
　　问题是，我们的愚蠢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一般来讲，作为老三届，特别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在随后不管是参建了工作，还是恢复高考后上了大学，都较为社会上人们认可，普遍认为我们终究接受了完整的小学、中学教育，基础不错。就一般功课特别是数理化来讲，也许是这样。但是，这是“授业”即“术”的层面上的教育，在“传道”层面即人的教育方面，虽然也有些正面的东西，比如尊老爱幼、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勤劳节俭等，但从整体上讲，是不堪的。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能首先得到中学生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也无法解释，“文革”刚开始，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能活活惨死在一群女学生的铜扣皮带之下。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回看一下我们在“文革”前接受了些什么教育。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三忠于、四无限”，诸如此类，已经成为我们的圣经。我们完全匍匐在全知全能的神坛下，顶礼膜拜，三呼万岁。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这叫个人迷信，叫愚忠。而个人迷信，无异于邪教，或者就是邪教。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语文、历史、政治课和时事报告等，已经为我们规定了黑白、是非、对错、美丑的标准，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书本、报刊已经提供提供了现成的并且是正确的答案和结论，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够去怀疑、去分析、去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成了不需要也不能独立思考的一代，唯一能做的是，做螺丝钉，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那里，毫不犹豫，绝不动摇。时刻听从党召唤，成为我们最大也是唯一的价值取向。我们被完全工具化。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 1949年前的中国是“万恶的旧社会”《收租院》里的刘文彩、《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诸如此类的大坏蛋，就是“万恶的旧社会”的基本面，因此，一定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血债要用血债还”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被我们奉为圭臬。我们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仇恨。
　　那年月，我们被告知，虽然新中国成立十几年了，但外有美帝国主义和苏修忘我之心不死，台湾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内有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复辟、变天，反攻倒算。因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还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把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解放出来，打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那时我们就学会了意淫。
　　中国政法大学从日云在一次讨论通识教育的演讲中曾指出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靠权力支撑，形成对学生和公众的单方面灌输，其内容与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是背离的……当今的中学教育之恶劣，怎么说都不过分。它不但通过极端的应试教育，摧残了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仅存功利之心，失去了对真理的热爱，同时，还出于政治需要，向他们灌输了大量的偏见，简单僵化的思维方式，特别是违背现代文明基本价值的思想观念。……压抑和腐蚀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现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虚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灵。”比起今天中学生所受的教育，我们那个年代更加荒唐，匪夷所思。
　　所以，有人说我们是被洗脑的一代，被奴化的一代，被毒化的一代，被糟蹋的一代，以我切身的经历，这番评价并不过分。
　　内心不是没有过纠结：比如，我们虽然被谆谆教导，新社会幸福生活比蜜甜，一边却不得不为自己每月的伙食费发愁，而我，因为买不起菜票，以致患上色盲症。我们经历过饥肠辘辘的三年大饥荒，但课本上、报刊上分明是一片莺歌燕舞。你不能公开说吃不饱，穿不暖，那是反动话。那三年终于熬过去了，我们也没有哪一天放开肚皮吃顿饱饭，但还是要忆苦思甜，向那尊制造了绝对贫困的神千恩万谢并宣誓效忠。前两年，央视满世界问你幸福吗，被世人讥讽为“被幸福”。其实，我们早就被幸福了。
　　原先，我们还觉得海瑞、包公是“青天”，接着就被告知，这批清官比贪官还坏。我们不懂，却要装懂，我们有疑问，但不敢说；
　　我们明明看不出被批判的书籍、文章、戏曲、电影有什么不对，也要鹦鹉学舌，所谓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执行慢了也不行；
　　我们内心清楚那些老师、长辈，有德行有学问，但我们要像躲避麻风病患者一样，远离他们；
　　我们的人格被彻底分裂，我们成了两面人。
　　我们被鼓励告密，所谓大义灭亲，检举身边的同学、亲人不合时宜的言行，在当时，这是很时髦很露脸的事情；
　　我们努力做所谓好事，没有好事也要制造好事。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押上被告席，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都被判决为毒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被我们一次次突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卖友求荣这样的闹剧，每天都在上演。
　　为了所谓进步，我们已经学会口是心非。当我们连不说话的权利都失去时，我们学会了说假话，说违心的话，进而学会了望文生义，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表态，学会在需要哭的时候，比别人哭的更像更恓惶，在需要笑的时候，比别人笑得更甜更灿烂，在需要仇恨的时候，比别人更凶更狠更厉害。
　　我们生活在“亲不亲，阶级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非白即黑式的阶级斗争思维和日甚一日严酷的环境中。
　　我们的心灵已经被污染，不得不用复杂的眼光看世界，看人生。
　　有一个例子：我们班有位叫胡德元的同学，为出身问题所困扰，按照忠诚老实，向党交心的一贯教导，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苦恼。正愁没典型呢，这下好了，组织关心了他，从此，他更加抬不起头。随后，一连串的厄运降临头上。先是被捕，随后隐姓埋名，逃命天涯，整整十几年中，黑人黑户。他的一生就这样被糟蹋了。
　　我们想单纯也单纯不起了。
　　唯书、唯上、紧跟、拥护，这一套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东西，我们要么无师自通，要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脑筋慢慢开了窍。
　　我们毫不犹豫地丢弃基本的常识、常情、常理，成了神的打手，恶的帮凶。内心最阴暗的一面、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兽性，在“文革”中被召唤出来，大模大样，招摇过市。
　　什么是无知、单纯？当有人落井时你去下石，当有人让你去杀人时，你拿起了刀子，那不叫无知，叫无耻，不叫单纯，那是脑残。你在应该、也能够“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时候，放弃了，你放弃的是良知。

　　三

　　该说说我了。
　　在那三年里：
　　我参与了《十二问范传芳》这张直接刺向校长的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的泡制。
　　我还参与了对范校长发表在《北京晚报》上文章的批判，那篇文章的题目是《生活在温暖的海洋里》文章记述了自己在北京生病住院期间所受到的关爱。
　　在对学校乔明云书记、对张传芳校长、对教导主任王文汉和李耐等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批判会上，与其说我拳头不比别人举得低，口号不比别人喊得弱，毋宁说我还想压人一头。
　　还写了哪些大字报，开过多少批斗会，记不得了，能记得的是，用现在的眼光看，无不是深文周纳，无不是莫须有，无不是诛心之论。罔顾良知，在当年我写的那些大字报里都能得到解释和印证。
　　1966年下半年，学校老师和同学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非我族类，其远必诛。对立面的学生，当然还有老师和校领导，自然成了我口诛笔伐的对象。
　　心里阴暗到极点。
　　比如对乔明云书记的批判。曾经有学生说，曹操倒灶于蒋干，雷锋倒霉于电杆。在一次大会上，乔明云书记对此进行了批评。“文革”开始后，有学生把这两句话栽赃到乔书记头上，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对其进行批判。乔书记冤枉，但百口莫辩，也不允许辩解。我对此事心里是清楚的，但还是加入到墙倒众人推的行列。
　　再后来，我们走向社会。我虽然因为胆小，没有参加社会上的武斗，但我主办的《金猴评论》却无不以抹黑对方妖魔化对方为能事，无不以给自己一派灌迷魂汤、打鸡血为能事，从而为加剧两派的对立情绪，为后来临汾乃至晋南地区的武斗，推波助澜。应该说，我身上也沾有我们学校死去的四位同学的血，沾有在临汾武斗中死去的无数人的血。
　　1969年6月底一场炮火连天的大战，以牺牲上百人的代价，使晋南以武斗为主旋律的文化大革命走到了高潮，走到了极致。是那张“7.23布告”为这场武斗划上句号，我们就此灰头土脸，风流云散。
　　我们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被抛弃。
　　从1967年底离开三中，将近两年，我没有回到过三中。1969年底，要离开临汾了，仅仅因为要转移户口和粮食关系而踏进母校。
　　这就是我的中学“非典”三年生活。
　　这里面有多少值得反思和总结的历史教训！
　　不能不说的是，同是在“文革”中，有的人在武斗烽烟刚燃起时就选择了退出，当了所谓的逍遥派。更有人站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遇罗克，比如李九莲，钟海源。他（她）们和我同龄，却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把那场民族浩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在他（她）们包括圣女林昭、张志新面前，我的良心，越到后来越不得安然。

　　最近，在共识网上看到一篇题为《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的文章。我想以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结尾：
　　“在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奥斯维辛以后的神学’来。这种神学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永远不忘奥斯维辛遇难者的惨叫……奥斯维辛是，并且永远是一场对我们认为神圣着的一切所犯下的暴行。’然而，在中国这个缺乏宗教传统因而也就缺乏忏悔意识的国家里，除了巴金先生以外，很少人直面文革的惨剧。正像任不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善于遗忘的民族必然寡廉鲜耻。德国宗教学者默茨认为：‘破坏回忆是极权统治者的典型措施。对人的奴役，是从夺取其回忆开始的。……受难回忆总是重新面对政治权力的现代犬儒主义者。’（默茨《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秋雨的遗忘和不忏悔，再一次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帮凶，再一次对历史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这一次犯下的罪行，甚至比当年参加文革写作班子的罪行还要严重。他由于自身对责任承担的恐惧和道德的缺陷、理性的软弱，陷入了毁灭记忆的疯狂之中，从而成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禁想起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一段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的方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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