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宋彬彬說話（馮敬蘭）——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五-高伐林-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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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宋彬彬說話（馮敬蘭）——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五	2010-08-08 15:21:50


	細心的讀者或許發現，我對卞仲耘之死的關注重心在漂移：2004年重點是在弘揚對文革惡果的揭露、介紹勇於揭露文革真相的人，今天的重點則偏重對研究“文革”的思維方式的反思和質疑上。　　我從年輕到今天，受騙無數，得出的一個痛苦教訓就是，研究歷史，要摒棄那種似是而非的“三段論”推理演繹——對這種思維方式，我甚至有一種似乎滲透到本能的強烈反感：　　大前提：紅衛兵傷天害理、禍國殃民；　　小前提：宋彬彬是紅衛兵；　　結論：宋彬彬傷天害理、禍國殃民。　　以我有限的鑽研歷史的經歷，深深體會到：　　大前提不正確，小前提正確，那麼結論必然不正確；　　大前提正確，小前提不正確，那麼結論也不正確；　　大前提正確，小前提也正確，結論卻也未必正確！　　以我有限的鑽研歷史的經歷，深深體會到：歷史事件十分複雜，歷史人物也十分複雜。如果說，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從事政治鬥爭的人，常常有必要將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符號化”“臉譜化”甚至“漫畫化”“妖魔化”，那麼我們就要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還其複雜性的這一面；如果說，許多人熱衷於“大歷史”，偏重於在宏觀視野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毛澤東詩句），那麼我們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提醒人們不要輕易對某些事件和人物貼上簡單化的標籤，要將“神”和“鬼”都還原成“人”——當然，人也是有好人和壞人之分的。　　我常給人舉出的一個實例：　　人們從官方宣傳中得知的是：鄧小平與江青是死對頭，鄧小平是周恩來推薦接替自己的；但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黨史專家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一書中卻詳細披露了這不過是個靠不住的“神話”：鄧小平在文革後期其實是毛澤東啟用，用來制衡周恩來的。1973年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剛剛復出的鄧被毛點將參加，一連開了六次，眾多人發言批周；第六次會議上，鄧小平做了雖然簡短，但份量極重、直點要害的“批周”發言。幕後的毛澤東聽了匯報，才發話，宣布“批周”結束。　　我後來向中共一位研究黨史、有條件接觸內部檔案的領導幹部求證這件事，他不僅認可高文謙陳述的事實（但他嚴厲批判了高文謙的觀點），還告訴我：你知道在毛澤東得知周恩來病重之後，是誰推薦鄧小平嗎？——是江青向毛澤東推薦的。　　歷史就是這樣複雜！能無慎乎？　　順便說一句：關於卞仲耘之死，網上已經有了無數文章。我這裡很多都是炒的現飯。請感興趣的讀者繼續在網上追尋真相，追查真兇！——高伐林2010年8月7日我為什麼要為宋彬彬說話作者：馮敬蘭轉載自“共識網”，原載網刊《記憶》49期仔細閱讀了《記憶》48期關於“師大女附中文革專輯”的“編續往來”，很高興能通過這個渠道聽到各種意見。對於幾位讀者的質疑和批評，更要表示特別感謝。有質疑就會有新的發現，有批評才會碰撞出新的思想。寫這篇文章，謹為再做說明。　　我是原北京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1968年6月13日離校去北大荒，1991年調回北京，一直供職於國企，2005年退休。　　我就讀師大女附中期間，是一個不起眼的初中學生，從未進入校領導的視野，甚至不記得和卞校長打過照面，可是她的慘死卻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中。1996年文革30年，我發表過一篇散文，題目叫《記憶的瘡疤》，想起校長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車上的情景，反覆追問自己：那些出身好、教養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學，為什麼竟在光天化日下毆打、折磨女校長至死？是什麼讓她們如此殘忍和冷血？　　有批評者認為，從《記憶的瘡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訪談”，十四年間我的立場發生了改變，與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麼，我就先從這個話題說起。　　一、我為什麼要為宋彬彬說話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確提到8月5日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宋彬彬是負責人。一些著名作家、學者也循着這個脈絡對宋彬彬發出了強烈的譴責。我重讀舊作《記憶的瘡疤》，在字裡行間尋找，卻沒有“紅衛兵”這三個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稱她們為“最激進的左派學生”、“趾高氣揚心狠手毒的打手”、“參與暴力行為的那些同學”。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寫了《烈日下的集體謀殺》，發在搜狐的博客網站，文中寫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從校長走進校門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開始執行了。她被喝令打掃廁所，喝污水，被強迫在正午的日頭下，把建築渣土從這裡抬到那裡……飢餓、病痛、中暑、脫水還不算，不時有女學生過來抽耳光，踹幾腳，更殘暴的是那些‘監工’（許多目擊現場的同學都深深記得她們的名字），她們用帶釘的木棒和銅頭皮帶給校長造成了遍體鱗傷。心靈的恐懼和絕望就不用計算在內了，校長終於倒在了烈日下。”這類文學描寫不同於歷史考證，籠統地用“紅衛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嘗不可。可是，我沒有。我不是紅衛兵，犯不上蓄意為她們遮掩，為什麼我的文字裡“紅衛兵”沒有出現？我想，只因為當時我在校園裡沒有看見“紅衛兵”。那些行為張揚的同學，包括施暴者，後來或許以“紅衛兵”的面目出現在抄家、打人、驅逐“黑五類”的“破四舊”行動中，但是8·5那天，她們尚沒有明確的紅衛兵身份。　　2007年9月，現更名為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母校，高調、鋪張地舉辦了建校90周年的慶祝活動，由於評選宋彬彬為知名校友，在海內外遭到了猛烈的抨擊。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業工作，宋彬彬從來不在我的視野里。我上網查看，不禁大吃一驚，網上流傳着多種關於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來一直屬於公共話題。對她的指控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宋要武”組織殺人比賽的，內容實在離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類是“事實”，紅衛兵打死了校長，宋彬彬是負責人，至今拒不認罪，應把她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是當年在校生，儘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導致校長慘死的游斗校領導活動是高一學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實的新證據，證明宋彬彬是發起、組織或領導者。可是，來勢兇猛的輿論審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沒有具體的證據。　　2007年臨近年底，我在博客寫了一篇質疑文章，題目是《請放開宋彬彬》。文章中說：“實驗中學今年九月的校慶活動，在網上遭到猛烈抨擊，批評文章多言辭凌厲。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觀點，即校方缺少對文革的正確認知，但我反對對宋彬彬本人繼續妖魔化。” “迄今為止，我沒有看到過當年在校的學生（66、67、68三屆學生約40個班）有人舉證宋彬彬參與暴力的事實，也沒有看到過網上和民間流傳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實據。實際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個戴着白色化學鏡框眼鏡、清秀善良、文質彬彬的高年級女生（她的班級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沒有過任何接觸，即便在文革中，也從未有過她張揚狂熱、盛氣凌人的記憶。我相信，母校的同學多數會持有這個印象。” 　　我雖寫過幾篇文章譴責8·5暴力活動，但是從來沒有把宋彬彬和校長之死看成因果關係，這是我一貫的立場。我公開為宋彬彬說話，希望本着有一說一、有二說二的原則，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給她一個面對自己和公眾的空間。不說出施暴學生的名字，不等於可以嫁禍於宋彬彬。宋8·18給毛澤東戴了紅衛兵袖章，成為當時的公眾人物或曰文革符號，不等於8·5事件的責任就應該歸咎於她。既然8·5校長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經成為標誌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學的一種版本，一個聲音，當事人的聲音，絕對不應空缺。　　我知道，公開為宋彬彬說話是一件冒險的事，事實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來許多謾罵和侮辱。政治掛帥者批我“為文革翻案、為紅衛兵翻案”，自恃高貴者譏我為“小可憐、小市民，拍幹部子弟馬屁”，聰明伶俐者罵我是“蠢婦、不要臉，是學校的恥上加恥”，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麼死的”（運動中自殺）。一時間在一些博客和實驗中學的博客網站留言板上，罵我的聲浪甚至超過了對宋彬彬的討伐。文革初我十六歲，僅因為對個別幹部子弟有意見，就被上綱為“仇視幹部子弟、仇視黨的階級路線”而被批鬥被孤立，臨近六十歲時，因為反對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為文革翻案，為紅衛兵翻案”。這些未脫文革窠臼的霸道語言像一面鏡子，讓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絕對化思維如此根深蒂固，蠻橫的姿態和狂暴的語言除了發泄憤怒，難道更能接近事實真相嗎？　　我決心弄清真相。2007年歲末，我開始參與母校文革初期的調查。我知道，只有心態平和、實事求是、多頭調查、反覆質疑（包括對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關於個人記憶的可靠性　　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斷自我否定中確認了這一點。重要的是一經發現，就要及時糾正。　　感謝劉雙先生的批評。我在五人訪談中提到，大批軍訓的學生回校前，我在校園裡看到宿舍樓前貼了一長溜兒譚力夫的講話，以為對聯是他的發明。查閱了北大學者印紅標著《失蹤者的足跡》一書，證明劉雙的記憶比我準確。同時我要感謝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時到頭》一文中，指出我在“訪談”里對林莽先生發難，把林先生講的兩次提審說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記憶的深色裙子說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驅和無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聽過一遍就永生難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憤怒。其實，我在《記憶的瘡疤》中，已知的時間和人物的記憶錯誤也有三處。　　個人記憶與事實真相不能等同。不說久遠的過去，就是發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記憶也會千差萬別。作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傷痛和記憶。但是，傷痛是傷痛，記憶是記憶，傷痛不能保證記憶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過三次採訪，都被問到“林莽從圖書室窗口看到的紅衛兵們，一律穿草綠軍裝，戴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釘頭皮帶，腳上是翻毛牛皮軍靴”，我是否也見過？劉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軍靴的腳踩了卞校長的頭？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現場，不知道劉婷婷做過什麼。但是，當時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熱的時候，我校激進的學生都是女赤衛隊員的打扮——把褲腿挽到了膝蓋，連鞋都不穿。至於紅底黃字的紅衛兵袖箍更沒看見，宋彬彬8·18給毛澤東戴的尚且是從紅色橫幅撕下的布條連夜趕製出的粗糙毛邊黑字袖章，8·5當天怎會有特殊工藝製作的紅底黃字紅衛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訪談中限於篇幅，沒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為歷史作證——評胡杰獲獎紀錄片《我雖死去》），本文為再次表達我對林莽證言的質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獲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兩次提審他之後做出自殺決定的。第一次提審，宋讓他交代少年空軍學校的事，旁邊站着一個1米8多的粗壯男生，當胸重重給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來。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與歷史老師朱學希（應為朱學西——編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審，宋彬彬坐着，讓他們跪着，旁邊站着幾個女紅衛兵。紅衛兵們用皮帶抽他們，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師被抽得更厲害。那天夜裡林莽決定與母親一起觸電自殺。他至今清楚記得，宋彬彬與眾不同，兩次都沒穿紅衛兵軍服，而是綢襯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歲了，對生命中最殘酷的一幕記憶猶新，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 　　由於我在“訪談”中表示了對林莽的質疑，王容芬女士為此向2006年採訪林先生的友人求證。她說：　　林先生2008年又給王友琴女士講了一遍，與2006年的講述完全一致。這個證言兩年前經我傳出後，林先生受到許多惡言惡語，包括網上圍攻。”王容芬女士的友人很悲憤，認為“歷史的敘述變形了。大家可以說這段的真實細節，但不是這樣的說法，這簡直是不顧受難者的傷痛……他不計較卞當政的時候給自己劃了極右，一家遭遇了人間慘劇，他仍然做電影裡紅衛兵暴行的證人，擔當的已經夠了……現在才跳出來寫作的這一群，他們為的是與道義毫無關係的目的，我為她們羞恥。她們繞過了最要緊的東西，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　　王容芬女士身居國外，親自訪問林莽不容易，無人會苛求。我倒要問問“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裡？既然當事人是兩位（林、朱），“同時被毆打的朱學希老師也還在世”，去拜訪過後者嗎？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麼地方、以什麼身份提審老師，難道就無所謂嗎？“她們繞過了最要緊的東西，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血淚。”——至於這種視自己為道德化身的文學語言，除了矯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審”林、朱二位老師，應該不是心血來潮的孤立行動。我在《訪談》中披露了歷史教員朱學西老師與林莽老師不同的記憶。林莽先生指認宋彬彬的證言，是迄今為止我所看到的最為具體的文字，有細節、有過程、有後果，可以說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遺憾是缺少時間和地點兩個元素。近幾天我仔細讀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記（1966年日記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頭緒），試圖找到林老師被提審的那個“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訪談中已有詳細敘述，同年9月開始大串聯，起初是有資格的極少數“紅五類”，國慶節後很快就失控。女附中變成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附中”，校園裡到處是穿着軍裝的青年男女，哈軍工把我校作為“聯絡站”持續了幾個月，而本校學生多去外地串聯或呆在家裡。1966年冬天，被“血統論”壓制的學生強烈反彈，紛紛成立各種組織，聲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現一樣，“老紅衛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強硬分子組成“聯動”，炮口直對中央文革小組。學校仍處無政府狀態，但大食堂照樣開伙，接待外地串聯學生，負責後勤工作的是解放區來的副校長李天義，因是工農幹部沒有受到大衝擊。　　1967年初開始軍訓，南口駐軍裝甲兵4636部隊進駐學校，學生分裂成四三派（紅色造反團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東方紅公社，具體成立時間不詳），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作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隨後就是派性鬥爭、大聯合、年末學校成立三結合“革命委員會”。局勢穩定後，解放軍撤離（1968年元旦過後，該部奉命開赴越南戰場），但高團長等領導還在（是否“三結合”進了革命委員會？日記沒有記載）。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寫到：“解放軍撤走了，指導員在汽車上揮舞帽子與我們告別的情景至今還浮現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學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數同學提前報名下鄉， 11月16日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去內蒙插隊的同學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為赴北大荒的同學送行。12月15日學校公布了首批畢業生分配方案，有19個同學將走上工作崗位。需要說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長胡志濤，四四派批校長胡志濤。整年沒有針對校領導和老師的集中鬥爭。　　1968年從1月4日開始寫日記，幾乎全是到西單食品商場、西城肉聯廠、21路公共汽車等處勞動。1月14日記：“今天新生開家長會，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新生何時入校我沒有記憶。因為女校對男生缺少管理經驗，抽調在校66屆學生做新生輔導員，近日我班一同學告訴我，她也當過輔導員。1968年整個春天都在整治學生，一是反對中央文革的“聯動分子”，二是反對血統論同時也無視新政權的四三派頭頭和骨幹。與此同時，少量表現好、出身好的學生陸續去工廠報到，接着就是六六屆學生大規模的上山下鄉。我是1968年6月13日離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學。　　劉進、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學校“籌委會”後，據我和一些同學回憶，她們再沒有擔任過任何組織的頭頭而拋頭露面，後來成立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也沒有她們的事。那麼，宋彬彬以什麼身份提審老師？又在哪年的某個深夜提審了老師？據朱學西老師回憶，他被提審並屢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過程中，我認為這更合情理。我們到北大荒的頭半年，陸續得知學校改名“150中學”，進來了工宣隊，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幾位老師先後自殺。宋彬彬比我們離校更早，由她提審老師，既沒有機會，也沒有資格。　　最後，我還要說到“綢襯衫”和不管什麼顏色的裙子。自從1966年八、九月恐怖的“破四舊”運動以後到1968年6月我下鄉北大荒，記憶里沒有看見過哪個同學穿裙子，倘若有，一定會被譏笑為“小資產階級”，那人肯定不會是“革命後代、共產黨員”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見外賓，穿了一件仿唐裝的連衣裙，我們看見報載後驚呼：哇！以後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提到以上細節，只是為了說明：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記憶重複100次，仍舊不可靠。林莽老師勇敢地站出來作證，我對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堅持對他某些說法的質疑，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繼續迫害。質疑是對另一種可能的發現和探尋。在同一事件100個不同的記憶樣本中，必定會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許就離真相不遠了。　　三、為什麼要“糾纏”於細節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時空兩個方向，過程代表了時間，人物是空間活動的主體，而林林總總的因果關係讓一個事件呈現出錯綜複雜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這樣。　　我第一次聽說王友琴的名字是從初中同學葉維麗那裡，大約十年前，我們談論校長之死（多年來我們經常談起的話題）時她說，咱們學校有個叫王友琴的同學，也寫過文章，她比咱們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來，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從實驗中學網站的校友錄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學生，原來是我們的學長。對她傾畢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難者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氣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贊同王友琴學長的觀點：“也許沒有必要去細究或複述這些細節。但是過多地捨棄細節卻可能使我們失去總體性的把握。” 　　幾個月前我讀了王友琴在1986年寫的《女性的野蠻》，文章敘述了她的同學發動游斗校領導的過程，作為在場者，她講得有聲有色，而且行文質樸。我不妨摘錄幾段：　　①保工作組的一派人多勢眾，似乎正在全盛時期，但在工作組問題上，卻已顯得不夠緊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　　②見班裡同學去打黑幫，我卻無事干，就下樓去看。　　③如果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發生的罪惡未加制止，那麼就是罪惡的同謀——但是我在十年之後才學會了這句話。　　④當時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在廣播喇叭里說，昨天晚上，校長死了。　　那個高三學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確的指向。我們一看就知道她叫劉進，而不叫宋彬彬。當時學校沒有“文化革命委員會”這個機構，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籠統給了個稱呼。　　十幾年後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記憶，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捨棄了舊的敘述，提出了新的邏輯鏈條，即紅衛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長；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我相信這是王友琴學長經過調查得來的而不是憑空想象的。當年的教師組織“星火燎原” 戰鬥隊編寫了一個師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記（截止到1966年10月），說到紅衛兵時，原文是： 7.31“紅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紅衛兵”成立。這句話語焉不詳，我們曾經很想訪問那個組織的負責老師，因為這位老師年事已高身體不好，稱完全記不起是誰做的“大事記”。我們在五人訪談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組的同學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前身叫“紅旗”。成立宣言用紅紙黑字張榜貼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欄里。從《女性的野蠻》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幾個同班同學並不屬於這個組織。而以血統論為唯一標誌的“紅衛兵”，因至今沒有找到公開宣示的證據，成立時間、鬥爭綱領、組織原則、人員組成更是一團亂麻，導致許多校友、老師，都沒有界限清楚的記憶。　　認定宋彬彬為8·5打死校長的紅衛兵負責人，有一件關鍵物證，就是7人名單。名單來自於王晶垚先生，我們必須感謝王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張紙片成為有力的物證。劉雙先生說，五一那天他打電話再次向王先生求證：“他說那字條不是醫院轉給他的，是他要求7人寫的。這裡沒有因年老記憶不好的問題，因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這麼說的。”“我問是誰的筆跡，他說是劉進的筆跡。但是，李松文承認是自己的筆跡應該沒有問題。但是，不是李松文親口講的，是轉述。可信度有多大？看來要驗筆跡或測謊啦。”（見《記憶》48期編讀往來·劉雙來信）其實要確定是否李老師筆跡，當面去問他即可，比驗筆跡和測謊容易得多，幾乎沒有成本。　　2008年初，這個紙片在幾個博客里反覆張貼，有人說兇手就在裡面！我看到後，第一反應就是李松文老師寫的，他教我們初三幾何，天天在黑板上畫圖、板書，字體流利而內斂，很像老實厚道的老師本人。我的同班同學看了47期《記憶》，也有幾個電話里說，那名單一看就是李老師寫的。在這裡，我要特別表達對李松文老師的敬意，行事風格謹慎質樸的李老師，在當年和現在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為我們樹立了榜樣。　　名單豎着寫，我們是從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學長是從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結論當然相反。老師和在場學生為醫院搶救“黑幫”做擔保，和家屬“要求女附中權力當局留下姓名”完全是兩回事，這裡產生了根本不同的記憶，我認為也很正常。簽名透露的信息，不僅否定了王友琴學長關於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的判定，還提示了工作組撤走後 “學生代表會”的現狀，七人中第一個是老師，第二、三、四、五個是在醫院搶救現場的學生，第六、第七是“學生代表會”成員劉進、宋彬彬，她們在名單裡的位置，正說明是以個人名義而非“組織名義”出面。　　有批評者認為，我們的“訪談”是在否定“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王友琴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是對王友琴“雞蛋裡挑骨頭”。我不禁想問：誰有權利壟斷對歷史的解釋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來如何對8·5事件研究出了現在的結果。這個結果雖然給她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也讓她遠離了事件本身，遠離了真實的自己。至於諸多學者在研究中採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責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們，當年冷漠地看着校長被殘害致死，後來又以同樣的冷漠任憑同學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們。　　有批評者認為，糾纏於8月5日有沒有紅衛兵，否認8·5事件的組織者和施暴者當時不是以紅衛兵身份出現，本質上是在為紅衛兵辯護，是在為宋彬彬脫罪。放眼於文革這一空前浩劫，籠統地指控紅衛兵，誰也不會持異議。我在“訪談”里也說過——對於我來說，紅衛兵就是幹部子弟的別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為文革暴力的“樣本”，又牽扯到另一標誌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來龍去脈、因果關係，是不容迴避的責任。只有釐清一個個“個案”，才有大歷史宏觀的敘述。　　還有批評者認為，從來就沒有什麼“權力真空”，818之前，權力掌握在高乾子弟為主的紅衛兵手中。我們對母校文革初期“權力真空”的時間邊際，認定為工作組撤離後的一周。胡志濤校長在她的《生活教育論》一書139頁第三自然段里寫到： 1966年8月5日，我起個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個念頭驅使我向市委走去。腦子裡的一大串問號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別是昨天出現的打人現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陳述了工作組進校以來的情況，七月底工作組撤走後，學校處於無人管的混亂狀態，我特別強調了昨天的打人問題，我說：“這說明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請指示，我們該怎麼辦？”他聽後卻用平靜的口氣勸說道：“你回學校去吧！”我站着沒動。這時，我多麼希望他能說出一句：“你們迴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學校去了。”他站起來看我不走，又補充了一句：“回去吧！我們會向區委通報的。”我懷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門。一路上，腦子裡開展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長，我是一個長期受黨教育的共產黨員。上級指示，我只有服從。無論如何，我得硬着頭皮回去。　　我們在訪談中談到的每個細節，時間、地點、人物都經過多方調查和反覆求證，限於篇幅不得不幾次壓縮，誠如郭建先生所言“經過作者精心選擇”，若郭先生發現哪個細節“似是而非”，歡迎指正。　　最後，我個人認為8·5事件中，作為工作組時期的骨幹，有一定影響力的高年級學生，劉進、宋彬彬有她們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是導致校長死亡的直接責任或間接責任，而是道義責任。事實上，8·5那天她們已經承擔了這個責任，兩度去勸阻，將校長送至醫院，連夜向市委匯報，8·6早上向全校通報。校長之死，不是當年的她們和老師學生們能夠預見到的，因而苛求她們並無道理。　　為了釐清母校那段文革歷史，當年的學生代表會主席，而今年過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劉進辛苦奔走了幾年，訪問了幾十位老師、校友，寫下幾萬字的調查報告（包括100多個注釋），交給學校存檔。可以說，她把責任一直承擔到了今天。　　寫到這裡，我想起那些毆打、羞辱過老師的同學，我仍然希望她們能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經歷，給當代一個解釋，給後代一個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鍋，不等於自己就可以永遠隱藏在歷史的汪洋里。我想起製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報記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長江日報，如果相關的當事人還健在，希望他們能站出來還歷史一個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檔案應該還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龍路派出所，有查閱權限者，也可以作證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實，文革中改名衛東、忠東、紅衛、愛黨的不計其數，改名本是尋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葉維麗、於羚和我第一次約劉進、宋彬彬談她們文革初期的經歷，那天談了6個小時。一周后，再次對她倆進行訪談，從上午十點談到晚上九點。二年多以來，我們就同一主題進行過十多次談話。宋彬彬不是一個健談的人，她誠實、誠懇、善良，並有着她那個年紀少有的單純。背負着巨大的精神壓力，我無法了解她的內心經受着怎樣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站出來為她講話的原因。　　相關文章：　　駁宋彬彬等辯解（王容芬）——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四　　回憶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三　　我看卞仲耘之死（葉維麗）——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二　　卞仲耘之死（王友琴）——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一　　專訪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參與打死校長　　專訪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惡是殘害生命　　專訪卡瑪：始終凝望中國八九點鐘的太陽


			文章評論

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10 18:45:57

Thanks to Liny and whs, both of you really wrote very clear Chinese, that is what I try to say, actually higher than what I try to say.
My logic, if you lov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818, please stay in Beijing to continue revolution, but definitely not stay in US. If you are normal person, you stay anywhere is reasonable. (I want to back to Shanghai, but now Shanghai is too expensive to live, my family lost everything in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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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9 22:22:44

Thank you, Whs.
I can't write so clear words.
I say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I thought that they just tried to prove: first,they did not beat their teachers, then secondly prove: they were right also in 1966. How about thirdly, they are all right in US and at same time insist on that Cultural Revolution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and 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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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9 22:03:38

Yes, Whs. Actually my English, writing, typing are not good, I can only copy Chinese character existing in Blog , sometimes may lose this window or jump to another line.I just can't help saying something.
My words may not be very clear, because I try to say softly. I suffered in Culturaal Revolution, I can't let others suffer again now, even they did so bad in 1966. I try to say half, hope they may understand whole.
As you said, they still consider they followed Mao, nothing was wrong, it's ok, but if so, they should insist on doing revolution in Mainland now. Why came to US to defense for Cultural Revolution?
I may believe that 宋彬彬 did not directly beat teachers. But as a Political sign, as a Historical sign, followed 8-5 and later on 8-18, she should say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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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時間：2010-08-09 20:08:58

樓上這位老金這英文看着也的確夠累人的，你找個網上中文軟件把想表達的意思表達清楚了不好嗎？：）有一點你可能不會想到，宋要武這批人自始至終就沒有認為自己是錯的，跟着毛主席幹革命，有什麼錯？不信你去翻一翻上海四人幫死黨朱永嘉的文章去，他老人家還在證明從歷史的觀點看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咧！：）到美國怎麼了，從古至今，中國的哪一個革命者不是崇洋媚外的，你給我舉個例子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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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9 19:55:10

Sorry, my typing is bad too. last three should be as
3.) ......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school, followed 8-5, certain leader of this scool in 2007 still liked 8-18, they forgot in this school, first killed its teacher on 8-5, then use this to followed 8-18 要武?
4.) "我作為原來曾經在中央機關工作過的人員"(not me, I was low class person in 1966), is still thinking that 宋彬彬 should love her 政治符號 in 2007, but still feels good in US?
5.) I hope I am wrong, no a lot of 特殊 groups in US. And I hope 宋彬彬 is different from 1966 now. Why so difficult just say sorry to your teachers and do not use 8-18 to show how to 要武 again.

If Mr.高 may forward comments to those girls, thank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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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時間：2010-08-09 19:32:39

有回憶文章指出，宋彬彬上天安門是很偶然的，是有人讓女附中派代表上天安門給老毛獻花，由劉進決定讓宋上，而她自己留守在天安門城樓下面。歷史有時候喜歡開玩笑，如果劉進自己上了，也許就沒有“要武”的這番談話了。當然老毛的喜歡天下大亂的意思還會以其他方式表達出來，但是起碼不會在這個時候表達。而紅衛兵和要武的關係，也許，只是也許，就沒有這麼直接了。宋才是個高三的學生而已，猜測說她那麼別有用心地搶上天安門，似乎也不那麼靠譜。當然了，這回憶的真實性，也有待老高這樣的熱心人去查證。我知道我說的那番話（重要不重要）會引起老高這樣的回應的，原因是我們確實在關注一件歷史事件的兩個方面，老高更關心宋在校長被打死事件中的清白度這個着眼點上，某種意義上忽略了宋在整個文革大歷史時期的暴力對待老師同學和黑五類子女們的歷史符號作用，而正是這種作用，造成了全中國千千萬萬個"卞校長"的死亡，不管宋本人自己覺得如何冤枉，點兒背你就不要怨社會，你enjoy了天安門上的風光，就要承擔這個符號的歷史譴責，歷史的報應一點都不過分！其實這才是我想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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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時間：2010-08-09 19:28:55

Liny說您“沒有時間太仔細地去閱讀和琢磨”，很遺憾您在沒有仔細閱讀和琢磨的情況下就匆忙發表了意見。
我不是當事人和知情人，但試着回答您的某些問題：

——“馮本人和參加訪談的劉進、於羚、葉維麗是否都是宋彬彬的朋友？”在我貼出的《回憶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師大女附中文革資料之三》的一開始，就介紹得很清楚了；

——“馮女士為什麼閉口不談另一個重要的見證人——當年的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當時的見證人不少，任何人寫文章，都不可能列出所有的見證人。如果她們列出了陶洛誦，也一定有人會舉出其他某位見證人，質問她們為何不列出；
我相信陶洛誦見證的真實性，但是在我看來，這一見證，未能解決我們這裡說到的關鍵性的問題。即宋彬彬當時到底是以什麼身份說了那句話？是領導者，還是旁觀者？這句話，即使表明了她當時的真實態度（她在今後的歲月中當然應該為這種態度而反省、懺悔），對於當時的施暴者，是否構成了慫恿、教唆、指示？她當時是否還說過了勸阻、制止的話（當然，肯定是勸阻、制止不力，未能避免惡果）？

——“卞校長死後，劉進和宋彬彬趕到北京市委匯報，這有力說明從8.1到8.18這段‘權力真空’期間，劉宋兩人是學校的‘隱性掌權者’”。匯報和聯繫醫院搶救，並不意味着她們必定就是“隱形掌權者”，還有另外多種可能：也許是覺得對不起自己的黨票，也許是作為學生對老師負疚，也許僅僅出於人的良知和惻隱之心。咱們不能像去年那位南京法官的思維邏輯：某位年輕人扶起了老人送往醫院，就斷定必是他將老人撞倒的，否則他為何要去做這些事呢？

——關於宋彬彬上天安門城樓的經過，我作為局外人無法判斷到底是否毛、周、汪精心策劃，非“宋”不可。但是我作為原來曾經在中央機關工作過的人員，就我所知，決策者的許多決定，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周密策劃。這一點，在我下面要貼出的一些文章中，將會陸續披露。

——關於您所寫的宋彬彬改名的思想活動，都是猜測。我們可以拒絕相信宋彬彬的表白，但是說“宋小姐當時只怕受寵若驚都來不及”，又有任何根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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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9 19:28:19

Sorry, my pinyin is too bad, I only can copy your existing characters
1.) Some one knows the name of killer, can't speak out? too high class?
2.) As History Professor Dr.XXX in US, does not know 政治符號 of 8-18? As a low class Ph.D in Engineering, I cosider this 政治符號 is that Mao on purpose, happened to use 宋彬彬,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kill more teachers. History Professor does not research history?
3.) Dr.宋彬彬 likes her 符號, to use it on 2007 as a VIP in her mother school.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school, followed 8-5, likes 8-18 to kill its teachers?
4.) 我作為原來曾經在中央機關工作過的人員, is still thought that宋彬彬 should love her 政治符號, but feels good in US.

Sorry, not so gentleman as me now, just ashamed of certa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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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時間：2010-08-09 17:33:03

whs說，“回到你的三段論，其實群眾的邏輯也沒有那麼差”。但願如此！

whs還問：“宋彬彬是否親手打過卞仲耘很重要嘛？卞仲耘到底是被哪一個（或者哪幾個）初中女生打死的很重要嘛？對卞仲耘的家人來講，人還不是死了？能復生嘛？”——當然重要。死者長已矣，但是是誰打死的，主犯、首犯、從犯是誰，她們自己和其他所有有關和無關的人，應該如何反省、吸取血的教訓，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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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時間：2010-08-09 17:32:10

感謝諸位關注這一話題並發表意見、提供更多資料！我很感動，畢竟還有你們這樣的人，如此執着地要追尋44年前“文革”暴行的真相和真兇，要釐清有關各方的思路。

金金魚提出若干問題，坦白地說，我英文不那麼好，沒有完全看懂。請教了一些朋友，也未必瞭然，很抱歉不便貿然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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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9 16:49:55

Please read Liny's comments, every point is key!!
I believe 馮敬蘭 said 宋彬彬 did not beat her teacher on 8-5, but she is love 8-18 with Mao to encourage kill more teacher, otherwise why took that photo as her most important evident to be VIP in her mother school?
I just do not understand why she did not stay China to insist her 1966 title, if she is so care her 1966 title.
So 高伐林 is wrongly to think we shouldn't use her title to judge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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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留言時間：2010-08-09 14:04:18

高先生：欽佩你對文革史實的鍥而不捨的求索精神，預祝你最終能對師大女附中8.5事件作出一個使絕大多數人都能認可的結論。不過我想說的是，師大附中的8.5事件只是毛氏文革大戲中的很短的一幕（當然是很重要的一幕），而宋彬彬只不過是文革舞台上被毛澤東馴化了的一個小演員（雖然當年是非常耀眼的演員，但她的符號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因此，不管對宋彬彬如何評價，都無法改變對毛氏文革的性質和後果的整體歷史定位。我覺得應警惕有人藉口給宋彬彬“恢復名譽”，試圖製造思想混亂，改變對文革的整體評價。

你接連貼出的幾篇文章都很長，說實話我沒有時間太仔細地去閱讀和琢磨。總體上我傾向於王友琴的看法。關於馮敬蘭《為宋彬彬說話》和前面的那篇訪談錄，我有以下幾個疑問：

1.馮本人和參加訪談的劉進、於羚、葉維麗是否都是宋彬彬的朋友？若如是，那麼如何判斷他們沒有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又如何判斷該訪談中每個人說話的可信度？馮女士如果真想主持公道，還原真相，就應該像王友琴那樣，大大擴大訪談的範圍，尤其是與“非利益相關人士”的訪談。

2.馮女士為什麼閉口不談另一個重要的見證人——當年的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根據陶的證詞：8月5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全文見後）
由此可見，宋彬彬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打人，但她是默許和支持打人的。為什麼訪談錄要把宋彬彬在8.5事件中的責任撇得乾乾淨淨？

3.卞校長死後，劉進和宋彬彬趕到北京市委匯報，這有力說明從8.1到8.18這段“權力真空”期間，劉宋兩人是學校的“隱性掌權者”（儘管沒有正式成立紅衛兵），在全國首例打死人的情況下，她們感到事態嚴重，責任重大，因此必須向上級報告。卞校長死後，宋彬彬聯繫醫院，也應該是處於同一考慮。

4.宋彬彬把8.18上天安門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過程描繪成完全是一個隨意性和偶然性的事件，這既是對歷史的歪曲，也是對廣大讀者智商的輕蔑。人們知道，在當年的歷史大背景下，毛澤東集中上百萬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他要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展示他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這是何等嚴肅的大事，哪一個細節安排不是周恩來、汪東興等要員們反覆研究、精心布置的？讀者當然要問：為什麼在數百萬紅衛兵中偏偏挑中了宋彬彬？如果她沒有特殊的背景和在文革初期傑出的表現，這無尚的榮耀能輪得到她嗎？

5.宋女士把改名宋要武一事說成是光明日報記者強加給她的，這又是一個忽悠民眾的自欺欺人之談。這個欽賜的“宋要武”，在當年使那個看似文質彬彬的女中學生一瞬間成為海內外最耀眼的政治明星，黨的報紙廣播鋪天蓋地地宣傳宋要武，宋小姐當時只怕受寵若驚都來不及呢，還會害怕記者採訪嗎？不錯，宋要武在文革中只是一個政治符號，但毛澤東正是利用這種符號才使得億萬紅衛兵瘋狂地、喪失人性地為他的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最終導致了那場空前的民族大浩劫。毛死後，鄧小平全面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作為一個政治符號的宋彬彬遭到億萬民眾的批判、非難甚至責罵，與其說是針對宋女士的，不如說實質上是針對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的。今天，頭上已經帶上了博士帽的宋女士不應該時空錯位，把後來的想法和感受倒掛到1966年，那不是一個實誠人的作為。不錯，我相信宋女士在後來的生命歷程中一定有過悔恨，有過痛苦，但那絕不是1966年的心情。

6.文革過去幾十年了，我沒有看見過作為當年文革明星人物的宋女士對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行為做過任何公開的道歉和懺悔。相反，我看到的是她在文革結束31年後，為努力爭取成為師大女附中90年校慶的“傑出校友”而進行的活動。據說，宋彬彬調動了可觀的力量參與了競爭，她不僅在自薦詞裡累述自己的“工作履歷”，“教育背景”，“專業技能”，還向校方提供了至少七張照片，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那張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袖章的照片。宋女士的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一方面在她的履歷中故意漏掉了1966－1968那段極為重要的世人皆知的經歷，另一方面又把那張在其人生經歷中最眩目的天安門照片放在首位——那是她競爭傑出校友的最大資本啊，怎能割捨？宋女士果然如願以賞，2007年9月9日在女附中立起了一面“知名校友”宋彬彬的展牌！難道這就是宋女士在訪談中說的：“想到卞校長被學生暴力毆打死於非命，其他校領導老師們身心遭受重創，40多年來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這個機會，我想再次表示對他們的歉意和追悔”？換一個有點理智的人，會以這種方式去觸動億萬人幾十年前的歷史傷疤嗎？看來，宋女士仍然不改初衷，為了出名，什麼都顧不得了。所以我才有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感慨，啊啊。

附：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的證詞
我在1964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部。我的初中是在北京女十二種讀過的。女十二中在1949年以前是個教會學校，名叫貝滿女子中學。
師大女附中在北京名氣響亮，我看中它的原因是升學率百分之九十九。我們高一（四）班全部都是從外校考入的尖子學生，同學之間團結友愛，個個爭強好勝。
但整個校園裡瀰漫着一股潛藏的等級觀念，有人喜歡有人愁。這個學校里太多了，畢業的毛澤東的女兒，林彪的女兒不算，我在校時有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部長的女兒大把抓。
我們班沒有太大的幹部女兒。文革時，我的同桌高濱濱突然被圍斗，我才知道她是自殺了的“東北王”高崗的女兒。在高二（四）班，她應該算是最大的，儘管已經失勢。
從一九六四年毛澤東喊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落實到女附中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前，政治空氣就遠比學習氣氛濃烈。
共產黨撕破面紗露出猙獰面目，於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們這些在邢臺軍訓的學生突然被召回，一進學校，許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白紙黑字的對聯貼在宿舍樓門口。還有“打倒黑五類子弟！”“打倒資產階級狗崽子！”等等。原來在我們參加軍訓的十天裡，形勢大變。反工作組的學生已經成為英雄。學生按出身血統分為三、六、九等，什麼紅衛兵、紅外圍、黑五類子弟等等。紅衛兵的出身必須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下中農才行。
幾天以後，8月5號，我親眼看到，在學校里，三個校長，兩個主任一字排開跪在操場的高台上。紅衛兵勒令他們說：“我是黑幫，我是牛鬼蛇神。”有幾個女學生提着棍子不時打他們。校長卞仲耘當晚死去。紅衛兵頭目第二天在學校的大喇叭里恐嚇：“任何人不許往外說，誰說出去誰負責。”
文革前學校學生里有些人入了黨，後來改名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黨員。她爸爸是宋任窮，是東北局書記，總管東北三省。校領導和老師對家庭有勢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們學校由鄧榕傳達她爸爸鄧小平的指示，我看見白老師（共青團負責人）與鄧榕並肩而行，鄧榕滔滔地說着什麼，白老師謙恭的態度就好同對待首長一樣。
宋彬彬是紅衛兵的頭頭之一。8月5號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後。我聽到她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我們學校是“紅八月”打人風的始作俑者。不久後，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門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她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當時我是在電視上看的實況轉播。毛主席跟她說“要武嘛”。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她後來去了美國。她對8月5號發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還沒有表示過道歉。
一場名叫“文化大革命”的殘暴動從這一天開始。我的另一個生活也從這時開始。

2007年6月8日
寄自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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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時間：2010-08-09 09:30:36

宋彬彬是否親手打過卞仲耘很重要嘛？卞仲耘到底是被哪一個（或者哪幾個）初中女生打死的很重要嘛？對卞仲耘的家人來講，人還不是死了？能復生嘛？你們搞了十多年的歷史真相研究，幾百萬字的材料，到現在連個兇手的名字都不敢披露，這研究就已經很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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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時間：2010-08-09 09:25:36

哦，還有，回到你的三段論，其實群眾的邏輯也沒有那麼差啦，紅衛兵作為一個群體是否傷天害理，禍國殃民，這個可以另外討論，但是市井小民都知道，沒有老毛那樣的人支持指使，靠幾個中學生是玩不出那麼大的花樣的，我覺得問題的中心在於，紅衛兵特別是文革早期那一批人，做為一個群體，哪怕是僅僅做了幾天工具，是否發自內心的反省過，懺悔過，並以真誠的態度尋求受害者的諒解，共產黨做為群體不那麼做，不等於你做為個人（身在海外，受了西方教育，總該有一點宗教反思吧？）不可以那麼做，而這個紅衛兵群體，以我個人的有限觀察，發自內心的反省過，懺悔過，並以真誠的態度尋求受害者的諒解的人極少，可以說幾乎沒有，這才是“宋彬彬打人事件”的歷史本質和“真相”。老高你其實有點兒搞錯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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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時間：2010-08-09 09:05:50

以宋彬彬，劉進和馮女士等老三屆（不管是不是紅衛兵），不知道有沒有想過，文革造成的血腥，孽債，是不會被遺忘的，血債終有一天要血來償！你馮女士寬容了，遺忘了，正義了，不等於別人也會寬容，遺忘，和“堅持正義”，這正是你要出來澄清但卻遭受那麼多語言暴力的原因（之一），老高的努力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從大歷史的角度也是不足夠的，如果有一天，文革中的受害者族群，用同樣的暴力手段，向文革的利益者族群討還血債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單單澄清真相，就顯得那麼徒勞無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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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asygoing

留言時間：2010-08-09 01:34:36

馮敬蘭 is right to say 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 This coincides with Dr. Elizabeth Loftus, a well known psychologist specializing in research in human memory, especially false memories.
林莽 indeed could be wrong with his memory. ["宋彬彬比我們離校更早，由她提審老師，既沒有機會，也沒有資格。"]
I was a little kid when CR broke out. I don't remember the exact dates my parents were attacked/criticized--all I remember was I cried hard and wanted to hide.　　

It seems to me if people interview a few key persons involved such as 李松文,朱學希,劉婷婷 or even 袁淑娥, we may learn a great deal more about the truth, unless someone on purpose would block the truth from being getting out.

宋彬彬 is just a convenient target to be used as a scapegoat, the real party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rincipal's murder is (1) Mao, who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ose who lashed out with sticks and belts at the victim on 8.5.1966--the 高一 students,perhaps including 劉平平/劉婷婷, but not 宋彬彬.

Much as I admire 王友琴 for her effort in writ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ve got a serious question for her. I'd like to question 王友琴 why she's scapegoating 宋彬彬.
By blaming the wrong person you let go of or cover up the real guilty one.
So who is 王友琴 tries to cover up for? 劉平平劉婷婷? or 鄧榕? (if so they are harder to blam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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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8 19:22:06

Ms.馮敬蘭 "我決心弄清真相。", "寫到這裡，我想起那些毆打、羞辱過老師的同學，我仍然希望她們能站出來說出自己的經歷，給當代一個解釋，給後代一個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鍋，不等於自己就可以永遠隱藏在歷史的汪洋里" Why you haven't give 弄清了的真相? Or give the reason why can't tell the real killer name?
I am not smart enough, util now I can't understand why I and most of my friends felt that at very beginning, first, or first and second beating and killing in Shanghai were come from Beijing, most are 高幹 daughter, girl is worse than boy? So they never feel sorry when the girl did bad. I hope my thought is wrong.

請感興趣的讀者繼續在網上追尋真相，追查真兇！——高伐林2010年8月7日
May somebody transfer my comments to 馮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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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魚

留言時間：2010-08-08 17:24:36

Sorry to post again, now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Ms.馮敬蘭 may know who really beat and killed your 校長, why not tell us the name to clear history, or give the reason why can't show these names. 校長 was killed, some one still want to protect the real killer. Ma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give the "title" of "要武" on 8-18, do you think this title is not one of the reason to kill more teachers after 8-18. So many killed teachers are not 煎熬, but some one came to US, because her title, suffered 煎熬. Now we believe your story, 宋彬彬 did not beat her teacher, she is not under 煎熬, now do you think a relieved Ms.宋彬彬 may consider other person's 煎熬, 被妖魔化 and death in 1966, and try to say some words to your teachers?

Also why you said: "我不禁想問：......,這個結果雖然給她帶來了巨大的聲譽，也讓她遠離了事件本身，遠離了真實的自己。至於諸多學者在研究中採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責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們，當年冷漠地看着校長被殘害致死，後來又以同樣的冷漠任憑同學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們"? Are you 當年冷漠地看着校長被殘害致死, but did not say anything? Now you try to say so many, but not give real killer (you know them)? If the real killers and their top boss (wh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do not have duty for killing, who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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