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幫會中一條“道德準則”是：“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幫會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與數十年間奉為圭臬的革命話語之間，顯然有親緣關係。我們應該好好查一查，長期以來國人用來表決心、獻忠心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話語？ 老高按：我寫過多篇文章、作過多次節目，談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流氓的關係：向忠發、顧順章等人士固不必說，陳獨秀這樣一位學者，之所以參與創立中共，動機中固然有其崇高的理念的引導，也有客觀處境中因其流氓行徑受到北大處理這樣一個事件的驅使。這在中共黨史上都是掩飾不了的史實。而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甚至從蘇聯回來的書生們，對流氓的推崇更是連篇累牘，白紙黑字，在湖南農民運動、江西土地革命、抗戰後在山西和東北、進而擴展到全國的土改中，無不強調了發動流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有讀者不信，必要的話，我可以將這些革命領袖、導師們推崇流氓的語錄公布於此，不，“重新”公布。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王彬彬最近有篇奇文《想革命，找流氓！》，雖然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環境中無法說得很深很透，但是也頗具啟發。尤其是他提醒說：“江湖話語”與我們整個社會數十年間奉為圭臬的話語之間，顯然有着親緣關係。這樣的情形應該並非個別。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長期以來，作為正面的東西出現在各級教科書上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話；長期以來，我們用來表決心、獻忠心（甚至獻愛心）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話語。 想革命，找流氓！
王彬彬，琴川漫談 王彬彬，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 流氓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不僅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種流氓革命，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略有聲色的革命，都與流氓有密切關係。在打家劫舍、殺人越貨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時，沒有大量流氓發揚那種流氓精神，還真不行。 社會動亂的年代盛產流氓。在這樣的年代，要進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絕流氓，不可能不廣泛地依賴流氓。 準確了解了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國的革命。反過來說就是，不了解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國的革命。 1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書”中，有一本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2005年4月）。薩孟武，中國現代著名學者，所長為政治學與社會學。《水滸傳與中國社會》最初出版於抗戰之前。20世紀60年代，作者在台灣做了較大的增刪。北京出版社所印的，應該是增刪後的版本。 薩孟武將宋江們所盤踞的梁山泊，視作一流氓社會；將梁山泊“好漢”們的打家劫舍、殺人越貨，視作流氓革命。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麼？不消說，它的構成分子，以流氓為主，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蓋等七人，晁蓋雖是山東濟州鄆城縣的富戶，但他不喜歡結交文人，‘專愛結識天下好漢’（第十三回），其下有吳用為不第秀才，公孫勝為雲遊道人，劉唐飄泊江湖，沒有一定職業，三阮打漁為生，並做私商勾當，白勝為閒漢。梁山泊的好漢大率出身於流氓，沒有正當的職業，或在山林‘剪徑’，或在江湖‘揩油’，我們雖然佩服他們的義氣，而對於他們‘迫上梁山’的環境，也該予以相當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與同情，而諱言他們的出身。”（第6-7頁） 其實，不僅僅梁山泊的革命是一種流氓革命，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略有聲色的革命，都與流氓有密切關係。在打家劫舍、殺人越貨中，在攻城略地、逐鹿中原時，沒有大量流氓發揚那種流氓精神，還真不行。中國有古語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僅有“秀才”的革命，那是成不了什麼氣候的。但是，要革命，要造反，完全沒有“秀才”行不行呢？也不行。在中國歷史上，略有聲色的革命、造反，大抵是“秀才”與流氓共同完成的。 不過，這革命和造反中的“秀才”，卻必須是流氓化了的“秀才”，或是甘願與流氓為伍、認同了流氓的價值觀念的“秀才”。在“秀才”與流氓共同進行的革命、造反活動中，“秀才”與流氓的關係有兩種： 一種是“秀才”發動、領導流氓革命、造反。梁山泊就屬這種形式。宋江本是刀筆吏，“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潯陽樓的“反詩”雖然寫得不怎麼樣，但畢竟是會做詩的人。總之，宋江好歹也算個讀書人。梁山泊如果沒有李逵、劉唐、白勝、三阮這些流氓，固然不成；但如果沒有宋江、吳用這樣的讀書人，也決不能那樣轟轟烈烈。 “秀才”發動和領導流氓革命、造反的例子，歷史上很多。所謂“太平天國”的革命和造反，也是一例。洪秀全、馮雲山，都是多次考秀才而不售。雖然未售，但畢竟有考秀才的資格，畢竟多次進入考秀才的考場，勉強也算得個准秀才。沒有楊秀清一類流氓，這場革命和造反，固然鬧騰不起來；但如果沒有洪秀全、馮雲山一類人的籌謀，沒有他們弄出一種邪教作為意識形態，也不會有那麼大的“成就”。 “秀才”與流氓的另一種關係，是流氓藉助、利用“秀才”而發動和領導革命、造反。當然，更準確的說法，是一個（或一群）大流氓，發動和領導許多小流氓革命和造反，而在這過程中，卻注意藉助和利用“秀才”：劉邦和朱元璋是兩個很典型的例子。 不過，“秀才”發動和領導流氓革命、造反也好，“秀才”被發動和領導革命、造反的大流氓所藉助和利用也好，作為“秀才”，都要在自身完成一場“轉變立場”的革命，都要在“身份認同”上完成一次造反。必須放棄讀書人的價值觀念，必須改變讀書人的思想情感甚至生活方式，而向革命和造反隊伍中的流氓看齊。 革命和造反之所以需要“秀才”，是需要“秀才”的知識、眼光，而並不需要“秀才”原本可能有的屬於讀書人的價值觀念、思想情感。換句話說，革命和造反，只需要“秀才”的技能，而並不需要那種“知識分子精神”。在革命和造反中無論是作為發動和領導者的“秀才”，還是作為被藉助和被利用者的“秀才”，都必須在保留“秀才”的技能的同時，在精神上最大限度地流氓化，最大限度地與李逵、劉唐、白勝、三阮們“打成一片”。 2 薩孟武的《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以這樣的話開頭：“在中國歷史上有爭奪帝位的野心者不外兩種人，一是豪族，如楊堅、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劉邦、朱元璋等是。此蓋豪族有所憑藉，便於取得權力，流氓無所顧忌，勇於冒險。”（第1頁） 薩孟武指出： 貧窮的普遍化就是暗示中國社會快要發生大亂。……此種歷史都可以證明：因貧窮而作亂的，多由流氓發動。他們沒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樂既未嘗過，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們最肯冒險，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於雲霄之上。他們個人雖然沒有勢力，而成群結隊之後，就可以橫行江湖。紳士們怕他們搗亂，農民怕他們魚肉，他們在中國社會上，乃是化外之民，隱然成為一個勢力。 流氓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重要的角色……（第5-6頁） 社會動亂的年代盛產流氓。在這樣的年代，要進行革命和造反，也不可能拒絕流氓，不可能不廣泛地依賴流氓。 1925年至1926年間，毛澤東寫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以這樣的話開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句話後來成為毛式名言之一。我們今天讀到的這篇文章，臨近結尾，有這樣一段話：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遊民無產者，為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這裡說的，其實就是薩孟武所謂的流氓。薩孟武對中國流氓的看法是：“中國的流氓不曾勞動，也不想勞動，社會並不依靠他們而存在，他們卻要依靠社會討生活。他們完全是一種過剩人口，縱令他們全部滅亡，也不妨害社會的存在，反而他們的滅亡卻可使社會的秩序因之穩定。”（第4頁）而毛澤東在這裡，雖然也指出了他們“有破壞性”，但對他們的同情、肯定、欣賞卻表現得很分明。 3 流氓應該各個民族各個國家都有，但中國的流氓自有“中國特色”，因而，中國的革命與中國的流氓之間，也會表現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關係。 在中國生活過五十年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在《中國鄉村生活》一書中，專門談論了中國的“鄉村地痞”： 可以說，不充分了解鄉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國人的生活。換句話說，準確了解了中國地痞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國社會。 如我們所知，地痞是中國的一大特色。這並不是說別的國家就完全沒有或不常有獨霸一方的人，而只是說中國地痞運用權力的模式是獨一無二的。這一模式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中國人的民族特性—-即渴望和平，不願捲入爭端。我們的祖先曾經野蠻而好戰，他們之中也有地痞，但其特點與中國這樣平和的民族中產生出來的地痞有着本質的區別。（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13頁） 按明恩溥的理解，中國地痞的存在是以其他人的膽小怕事、苟且偷安、能忍則忍為前提的。當然，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地痞往往是最貧窮的人，他們無所失去，因而也就無所畏懼。而良民百姓則往往上有幾片瓦、下有幾寸土，令他們深為牽掛。中國有一句俗話，叫“赤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把流氓地痞與良民百姓的關係說得十分生動和深刻。 1948年，趙樹理發表了小說《邪不壓正》，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鄉村的流氓地痞在“土改”中的活躍，一定程度上讓人們意識到鄉村政權怎樣被流氓地痞所掌握。小說發表後自然招來非議。1950年1月15日，趙樹理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邪不壓正>》一文，為自己辯護。其中說： 據我的經驗，土改中最不易防範的是流氓鑽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容易和貧農混淆。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貧農，早在封建壓力之下折了銳氣，不經過相當時期鼓勵不敢出頭；中農顧慮多端，往往要抱一個時期的觀望態度。只有流氓毫無顧忌，只要眼前有點小利，向着哪方面也可以。這種人基本上也是窮人，如果願意站在大眾這方面來反對封建勢力，領導方面自然也不應拒絕，但在運動中要加以教育，逐漸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實實做個新人，而絕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為幹部，使其有發揮流氓性的機會。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沒有認清這一點，致使流氓混入幹部和積極分子群中，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 趙樹理不是托派，但他對“土改與流氓”問題的憂思，也沒有被主流政治接受。從《邪不壓正》開始，趙樹理就不斷被批判，“文革”中更是在批鬥中被打斷肋骨、摔斷髖骨，最終慘死。 我不知道，僅僅思考過“土改與流氓”問題的趙樹理，在“文革”中是否又思考過“文革”與流氓的關係；我也不知道，如果趙樹理能在“文革”中熬過來，在“文革”後仍然能夠思考，他是否會思考整個這場革命與流氓的關係。 但是，在這方面，值得探究和思考的問題的確很多很多。明恩溥說，準確了解了中國地痞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國社會。那當然也可以說，準確了解了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中國的革命。反過來說就是，不了解中國流氓的特點和作用，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國的革命。 記不得在哪本書上看到，江湖幫會中的一條“道德準則”是：“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幫會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讓我想到我們從小就很熟悉的那句話：“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這句“江湖話語”與我們整個社會數十年間奉為圭臬的話語之間，顯然有着親緣關係。這樣的情形應該並非個別。我們應該好好想一想、查一查：長期以來，作為正面的東西出現在各級教科書上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江湖黑話；長期以來，我們用來表決心、獻忠心（甚至獻愛心）的那些話，有多少原本是流氓話語。 近期圖文： 對微信該不該禁，哪一方的理由更充分？ 蘇聯坍塌之後，回想牆上那一道道裂縫 如何避免中美之間墮入最糟結局 一葉而知秋：讀《世界總有兩種面孔》有感 回憶33年前舉行“中國的一日”徵文 讓偉人活在大時代，讓凡人活在小時代 中國歷史上冤案平均多久能平反昭雪 趙紫陽在大躍進中“反瞞產”始末 勝利者不肯寫歷史，失敗者樂於寫歷史 華人自由派學者談博爾頓眼中的川普對華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