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王妃讓那些守候在倫敦的新聞記者苦苦等了三個星期，全世界眼巴巴盼了二十多天，終于于7月22日下午4點多生了個大胖小子。

這個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孩子，剛落地就成了超級明星，推特上關於他的評論每分鐘出現兩萬多條。英國民眾歡呼雀躍，載歌載舞，為小王子的誕生而歡呼，為自己的國家而自豪；各國政要紛紛發表聲明，祝賀新王子誕生。世界各大媒體連篇累牘加以報道，英聯邦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鳴禮炮21響，以最隆重的禮儀歡迎小王子的誕生。美國福克斯新聞評論指出，世界上出現了“小王子熱”，英國王室的支持度甚至超過了奧巴馬。

英國王室並沒有什麼實權，為什麼還如此吸引眼球？在全世界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有電視評論認為，因為這是一個崇拜名人的時代。富而且貴當然是人們的嚮往，英國王室擁有一切：金碧輝煌的宮殿、優厚的年金，優雅的舉止，高雅的談吐。但英國皇室享有崇高聲望和他們自身的所作作為是分不開的。雖然王室偶爾也會出現一些醜聞，但瑕不掩瑜，王室成員上上下下都嚴於律己，非常注重個人形象，他們以自身高尚的德行為世人做出了榜樣。

在關鍵的歷史轉折關頭，英國王室總是順應民意，做出讓步和妥協，而不是訴諸武力。王室和貴族總是能在彼此寬容和妥協的基礎上達成協議，既保住了自己的基本利益，也照顧到對方的利益，因此形成了雙贏的局面。在這些交易中，王室的讓步和妥協至關重要，避免了流血革命，形成權力制衡的政治遊戲規則，奠定了源遠流長的法治和契約傳統。

英國也有革命，但不是你死我活的流血革命，而是代價最低的“光榮革命”。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以後，通過一系列立法，專制王權一步步受到限制，議會權力逐漸超過王權，最終實現了國王“統而不治”的目標。國王名義上仍是世襲國家元首、聯合王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國教的世襲領袖，有權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和各屬地的總督，擁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議會，批准和公布法律，統帥軍隊、宣戰和媾和等權力。但法律賦予英王的權力，實際上都是通過議會和內閣去行使，王權的存在只是國家的象徵。英國王室在讓渡政治權力方面為世界專制君主做出了好榜樣。

如果把英國的“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相比較，便可能看出孰優孰劣。法國大革命從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到熱月政變，經歷了五年的血雨腥風。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法國革命感想錄》中尖銳地指出，啟蒙運動通過對人的簡單抽象的概念，提出了建立一個完美無缺的社會秩序的烏托邦要求，最終卻把法國引向了一場災難。它把人的虛妄稱為理智，把人類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智慧，如宗教、傳統及人與人之間的具體聯繫通通拋棄，而代之以一些抽象口號，結果導致了不信上帝的人們互相屠殺。因此，伯克回答了當時困惑著人們的一個普遍的問題: 即一大群本來追求光明與理想的人們為什麼會在轉瞬之間變得如此冷酷無情？法國大革命大大延緩了法國民主體制的建立， 法國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動盪才最終確立民主體制。而法國大革命催生了美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其歷史作用更是消極的。革命，革命，多少罪惡借汝而行！階級仇殺撕裂了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傷痕，久久難以癒合，中國人直到今天還在品嘗革命的苦果。

遵守契約規則是實行憲政的前提。英國王室和貴族在幾個世紀前就為世人樹立了好榜樣。他們守信，重然諾，講規矩，在使自己的權力受到約束的同時也使自己的人身得到了保護。

一百年前，中國人也做過和當年英國人一樣的憲政夢。1908年，大清帝國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計劃實行憲政。但由於接踵而來的革命和戰爭，使這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百年中國憲政所走過的道路異常崎嶇坎坷，兩度“共和”，先後頒布過十幾部憲法，可是從未得到過真正實施。更為可悲的是，1949年之後，新的專制主義大行其道，中國人的憲政夢想徹底破滅，重新回到原點，直到今天。

中國的憲政之路為何如此艱難？民國時期著名的政論家張東蓀認為，這和政治家的個人素質有很大關係。在《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中，他指出，“任何好主義，好團體，只要有流氓無賴鑽進去，取得地位，就會把事情完全弄壞了”。憲政的實質在於限政，要求政客必須遵守規則，接受限制，而中國政客的特點恰恰在於不守規則，流氓成性。

有人指出，中國現代史上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鬥爭，實際上就是兩大流氓之間的鬥爭。其中一位是講幫規的註冊流氓，另一位則是不註冊的無法無天的流氓，最後結果是講規則的流氓敗給了不講規則的流氓。這位不講規則的流氓不僅把他的流氓習氣傳染給了整個團體，而且荼毒了整個國家。中國人不守規矩舉世聞名。而一個不守規矩的人，到哪裡都不受歡迎。在這樣的國度里實行民主憲政，其難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