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明孰優孰劣？這兩種文明是否必然衝突，最終一方取代另一方？長期以來爭論不休，令人莫衷一是。

有中國學者相信輪迴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文明將再一次復興，引領世界潮流。其根據則是某些西方學者的斷言：21世紀將是太平洋的世紀，尤其是中國的世紀。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西方文明病入膏肓，只能呼喚東方文明來解救。他說："如果要使被西方攪亂的人類生活重新穩定下來，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為人類生活中依然活躍但不具破壞性的力量，我們就必須在西方以外尋找這種新運動的發起者。如果將來在中國產生出這些發起者，並不出乎意料之外。"

可惜，這樣的"發起者"至今難覓蹤影。湯因比曾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人，可見他對中共的歷史一無所知，不了解這個黨是怎樣撕裂中國社會，摧毀傳統文化的。而且這個黨目前正在被普遍的貪婪和腐敗弄得焦頭爛額，自顧不暇，自身難保，誰還能指望他們去解救西方？

輪迴說純屬不經之談。而西方學者心目中理想的中國也不是現實的中國，而是遠古的中國，想象的中國。湯因比曾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許多西方學者的通病是往往把傳統中國這個"他異者"過分理想化，而罔顧現實的中國。這種對中國的誤讀淵源有自，起碼可以追溯到歐洲的啟蒙運動。

啟蒙運動前後在歐洲出現了一股中國熱。那些啟蒙大師們絕大多數從未到過中國，只是看了幾本傳教士寫的書，便展開想象的翅膀，把中國描繪成人間天堂， 理想之邦。1688年巴黎《學術報》上刊文說："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敬、慈愛、親善、 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1697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其 《中國近聞》序言中說："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

歐洲知識分子竭力美化中國純屬別有用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啟蒙運動就是把中國當成一個武器，來攻擊歐洲的封建專制制度，用中國的世俗文化來改造歐洲腐敗的宗教文化。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就是"借孔子的名義，來辦他們的革命"。

中國文化缺乏終極信仰，但在啟蒙運動大師眼中，這並不是什麼缺點，反而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信奉的簡單樸素的"自然宗教"更合乎理性，合乎自然。萊布尼茨說："就我們目前情況而論，道德敗壞已達到這樣的水平，因此我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伏爾泰則認為，儒學是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因此他在自己的禮拜堂懸掛孔子像，賦詩讚美，晨昏禮拜。

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和歐洲的專制制度難分伯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在啟蒙大師的眼中，卻是另外一番景象。伏爾泰認為，"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他甚至主張法國要"全盤華化"。這和後來中國的"全盤西化"論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盛行中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全盤西化的副產品。

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書"派把啟蒙運動推向了高潮。該學派領袖狄德羅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孔子學說推崇備至。另一位代表人物，法國哲學家霍爾巴哈則強調，"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

我相信，這些啟蒙運動的領袖們根本沒有全面理解中國的統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他們可能根本不了解中國式專制制度的的腐敗、專橫與殘忍，不了解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明朝的特務統治，清朝的文字獄；不了解為什麼中國女人要裹小腳，男人要編辮子。

長達一個世紀的"中國熱"最終改變了歐洲，在法國引發了一場"精神的革命"。不僅知識分子言必稱中國，人們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上流社會以飲茶、用中國瓷器、穿着中國絲綢為時尚。中國題材的戲劇風行歐洲戲曲舞台，各國宮廷紛紛上演中國戲曲。中國園林藝術在歐洲大放異彩，貴族們競相模仿中國園林建造自己的住宅。一位英國詩人說："在我們這個年代，中國成為時尚，她成為智慧道德與智慧的象徵，為我們展現了令人激動的全新的生活。"

芝加哥大學教授顧立雅在考察了歐洲"平等"、"民主"觀念的來源之後認為，這些概念都是從儒學中提取出來的。他的結論是："中國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原動力之一"。在研究了美國開國先驅的思想歷程之後，他更得出驚人的結論： "傑弗遜的治國思想受到了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而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及其"根據人的才能而非名望來挑選官員"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國的科舉制度。

這簡直不可思議。人們不僅要問，如果事實的確如此，為什麼會出現牆內開花牆外香的怪現象？在儒家思想大本營的中國，為什麼至今仍未實現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理想？

對這個問題，可能見仁見智。瑞士中國思想史學者畢來德指出，問題的根源在於西方學者誤讀了中國，一直把中國看作"他異者"，以至於誤導中國人誤讀了自己。他批評國際漢學界脫離了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像把玩古董一樣，品味異類文化，而法國學者佛朗索瓦於連就是其代表。畢來德主張打破中國在本質上的他異性這個迷思，"...跳出這種循環思維，由反向思考，假定人類共同經驗中存有本質上的一致性，然後由此出發，試圖去理解我們研究的現實中國，並儘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來認知現實... 。"

畢來德在《駁於連》一文中指出，以於連為代表的一些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認識是荒謬的，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一成不變的，中國的社會制度也是難以改變的。他們忘記了歐洲人也是克服了一系列困難之後才推翻封建專制，實現民主的。既然歐洲的民主是一種漫長的、困難的、尚未結束的轉化的結果，為什麼在中國就不能發生類似的轉化呢？

儒學在經歷多年沉淪之後如今正在成為時髦。不少學者津津樂道儒學的現代化。但是學者劉澤華對此持懷疑態度，"我向讚美儒家的先生們提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儒家那麼高明，試問，它怎麼沒有把中國較早地引導到現代化的道路？在中國民族危機的時刻它怎麼拿不出自救的辦法？"

這些問題發人深省。如果儒學能夠救歐洲，助美國，為什麼不能救中國、助中國？如果儒學催生了歐美的民主制度，為什麼在它的祖國反而成了專制制度的護身符，直到今天？

歐洲人曾誤讀中國，而中國人也曾誤讀自己，耽誤了自己，這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能再自欺欺人，抱殘守缺。中國文化中有精華，也有糟粕。啟蒙運動使歐洲人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中國人也應該接受自由、民主、人權思想，而不能拒絕這些普世價值，形成和整個文明世界的對立。中華文化中的精華應該發揚，但其本身仍需要改造、轉化，就是使傳統民本主義的人民性，向現代民主主義的個體性轉化，使王權主義的聖化臣民，向自由主義的法權公民轉化。這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這個題目很大，本人有點力不從心。拋磚引玉，切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