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过去已经快二十五年了，但时间并未磨灭历史的记忆，六四情节深印在国人的脑海中，六四也成了中共当局挥之不去的梦魇。每年六四之前都要采取大动作，打压，抓捕，而今年尤甚。当局如临大敌，草木皆兵，从清明节开始防范，行动逐步升级，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抓捕行动，在北京以泄密罪和寻衅滋事罪拘捕了高瑜、浦志强、胡石根、徐友渔、郝建、刘荻、向南夫等人，在广东等地也展开了抓捕异议人士行动，罪名也是“寻衅滋事”。

所谓“泄密罪”和“寻衅滋事”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真正的原因是恐惧，这种恐惧是无论高喊多少个“自信”都难以缓解的。

据说王歧山曾向人们推荐阅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观点震聋发聩：革命并不经常发生在人们处境最坏的时刻，反而更可能爆发于经济条 件改善以后，尤其是当改革带来物质条件的完善之时。“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中国一些学者试图把这种“托克维尔悖论”解说成一种“松动崩溃”意义上的“托克维尔定律”。

托克维尔描述的大革命前夜的法国社会和当下的中国的确很相似：“当人们读到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 徵，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尽管战惊恐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严加防范，可是，暴力革命还是发生了。托克维尔警告说，当专制者试图变革时，它带来的不是稳定，反而是动荡的浪潮，加速埋葬旧制度。而当人们以为告别旧时代，却发现他们创造的新现实不过是旧制度的延续。

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既然改革会导致革命，那干脆就不改革，既然松动会导致崩溃，那就干脆收紧。既然“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 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那就干脆不改善他们的处境。从“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以及司法独立）、到封网、控制舆论、打击公知，镇压抗议示威，应该都是循着同一个思路。

我要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邪路”！祸国殃民，莫此为甚！

我要告诉王岐山，你的托克维尔已经被严重误读。托克维尔只不过是二百年前一个法国业余历史学家，他的所谓“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繁荣加速革命到来”的论点只不过是他个人的粗浅观察而已，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此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是危险的，必定走向歧途，甚至带来灾难。

再说，这些论点并非托克维尔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他之所以提出这两个观点，目的只是为了启发读者去探寻大革命的真正起因，而在他看来，真正引起革命的恰恰是旧制度政府取消政治自由的行政集权政策，以及采取的新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善政从来好于苛政，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过去多年实行的刚性维稳政策造成的每年十几万起群体抗暴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样的反压迫反暴政事件每天都在中国上演。

由于中国政治家的急功近利、自私和短视，中国政改长期滞后，又因为左右互争，利益集团阻挠，目前已陷入僵局。代表利益集团的政治精英以“托克维尔悖论”为根据竭力反对改革，极力夸张“改革是找死”，纯属别有用心。用两百年前发生在欧洲的法国革命作为今天拒绝改革的借口实属荒唐可笑，误国误民。东亚的日本、南韩、台湾都顺利实现民主转型，难道不是更好、更近、更实在、更值得效法的榜样吗？中国在20世纪初的确发生过改革成为革命催化剂的悲剧，但历史已经到了21世纪，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难道还不如前人吗？中国政府要想真正避免革命，就应该果断启动宪政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清偿历史旧账，把希望还给人民。时不我待，否则就真的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