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山遍野寻挖药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样干活的煤窑童工，从为了混口饭吃参军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贩，从一个陕北的农家娃到赫赫有名的「十大杰出律师」之一，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个人奋斗，多少上天眷顾，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饥寒和奴役，欺压和屈辱，因为拥有那些浓浓的亲情和来自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爱，于是有了后来一宗宗惊全中国的中国公民维权案，有了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愤然上书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有了全球风起云涌的维权绝食接力运，也有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有喜有悲的失败和成功。

二○○五年的第一天，当北 的高智晟律师回顾他身后四十年的岁月时，充满感触地说「上天待我不薄。对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一九六四年我出生在陕北农村。那是中国人普遍贫穷的时代，我们在这普遍贫穷的环境里又是属于最穷的。记忆中的父亲常常坐在炕头上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父亲在医院那段时间我们已经倾家荡产。他走的时候家里欠了医院八十块钱，连尸体都领不出来。

那年代八十块钱很值钱，对我们家更是天文数字。记得当时一个姓马的老师的哥哥在公社当书记，是他到医院作了个担保，才让我们把尸体抬回去。

从那以后我们家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家中七个孩子，老大十七岁，小的才两三岁。我几个哥哥，包括姐姐到了十四、五岁时都到外面去「自谋生路」了，长大后曾经问起母亲为什么这么小的年龄就把我们打发出去，母亲没说什么道理，只是说她了解我们。把我们送出去，也许我们能活下来，如果把我们留在家里，可能都得饿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家里就靠我和弟弟满山遍野挖药材维持生计。那时十天一个市集。这十天挖的药材能让下一个十天有饭吃，下一个十天再为下下一个十天挖药材。就这样我和弟弟整整干了两年。

我十五岁就和弟弟出去打工，在陕西的黄陵煤窑里挖媒。现在每当看到一幕幕血腥的矿难事故，就想起我们当时的情境。现在由于全社会的关注，有关人员在形式上对这种矿难事故多少还有点顾忌和在乎，那时候死个人真的就像死个蚂蚁。

说是「打工」，实际上我和弟弟一分钱没有挣到。开始我们在一个煤窑里挖媒，把一栋煤拉上将近2.5里的慢上坡，给一块钱。当地人有能力的雇骡子拉，我们就用人力拉。我们年龄最小，力量最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拉出来十七栋煤。

在那巷道里只要听到有人大声呵斥或吵嚷，我的心就会发慌，狂跳不止，我就怕他们欺负我弟弟。当时有人要欺负我，我都感到很麻木，无所谓，但他们欺负我弟弟我会觉得揪心的难受。

一天下来，把当天拉煤的数字记在窑洞的墙上是我们兄弟俩最兴奋的时刻。九个月下来整面墙上都记满了数字。可后来的结局证明，这些数字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我们当时活了下来。

那次塌方，把我弟弟的腿给砸了，砸得骨头都露出来了。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疯地在现场找破旧报纸，烧成灰，死命地摁在我弟弟的伤口上。把弟弟从巷道里背出来的时候，头脑里根本没有送医院的意识，只是希望弟弟不用干活，老板给养一段时间。可老板说我们那九个月吃超了，分文不给把我们赶了出来。

既然是吃得花销远远大于劳 所得，还顺便把我们那床脏得能敲出声音的被子也扣下了。那一幕是很悲惨的，书上经常说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我们那会真是牛马不如，可那是一九八○年。

六神无主的我把弟弟背到一个农民废弃的窑洞里，晚上被窑子主人发现了，他和他婆姨来问「你们是不是小偷？」我们不说话，问什么也不答，觉得自己和死去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婆姨非常善良，说「别问了，看来是两个可怜的孩子，就让他们住这吧。」他们走了不到半小时又折回来，给我们送了点吃的。那是他们的食物，那些东西今天想起来真是连猪都不吃。

男主人非常瘦小。我们正吃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干活？我迫不及待的说愿意，只要给我吃的，能把我弟弟养活。他说「我们也很穷，你弟弟的饭我们管不起，但你给我干活，我每天付七毛钱。」

当时七毛钱能买到两大袋饼乾。我每天去干活，委托主人给弟弟买两袋饼乾，送点水。整整一个月，我两头不见太阳，早上天不亮就去干活，晚上回去天已漆黑了。每天晚上回到窑洞，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我弟弟，感觉他身上的温度，他均匀的呼吸……

一个月以后，弟弟的腿奇迹般地好了，没有花一分钱的医疗费。穷人的生命力极强。

弟弟好了以后我和他合计，我叫他到西安找二哥，我自己之前给另外一个人修桥打工，他欠我四十三块的工钱，我要留下来要那些钱。

向那个农民预支了十四块钱（我看到他也是向别人借的），我把弟弟送上了车。他在车上，我在下面，我们兄弟俩大哭。当时心里非常茫然，尤其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弟弟，毕竟他那时候只有十五岁。

之后我继续给那农民干活，二十天把工钱抵完后，我又多干了一个星期，给他的窑洞倒土。临了这个农民抱著我流著泪说「你是个好孩子。你拿了十四块钱以后完全可以走掉，你要走掉了我们心里也不会有多少怨恨，可你不但没走，还给我多干了几天活！」

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复杂的思想，第一是要把那四十三块钱要回来；第二是想当兵。我的二哥当过三年兵，听说部队上吃得很好，另外我隐隐约约的想过当兵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住的窑洞离要钱的地方相隔四十公里，我平均两、三天去一趟，每次总是悻悻而归，最后只好放弃，身无分文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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