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偉毅案是我律師生涯中一起刻骨銘心的案子，當時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們在給孩子打官司的過程中的付出，今天講起來我自己都感動，但社會給我的更多。

官司打了幾年，我和孩子的家人的聯繫非常緊密，逢年過節我和老人家都是互通電話，二○○二年我到丹東去看了一趟老人和孩子，他們拿出一樣東西讓我淚流滿面。那是我這些年在節日、小偉毅生日寄給孩子的四張兩塊錢的匯款單，他們把匯款單複印下來，裝裱在相冊裡面。在他們看來就是對我的幫助最好的一種紀念。

在丹東我帶着孩子在當地轉的時候，因為當地對這場官司進行了跟蹤報導，出租車司機不要我們的車費，公園不要我們的門票，我在小商小販的攤上給孩子買東西賣主不收我的錢……。我跟當地人開玩笑說，我應該考慮搬到丹東來生活，這樣我一生就沒有什麼成本了。

但是，六年多的律師生涯我們也很痛苦，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國家法制的絲毫進步。國內媒體在鄒偉毅案後採訪我，他們說該案是全國醫療事故賠償額最高的，你應該感到高興。我說，就孩子的具體權益而言，他能獲得賠償我當然感到高興。但是，在我介入此案之前，為什麼沒有一個部門想起要給這一老一少解決問題？為什麼司法部門要拖六、七年才能還給孩子一個公道？為什麼當孩子需要法律幫助的時候，全中國站在他一邊的律師寥寥無幾，而當像被告這樣角色需要律師的時候，迅速的就能使得東北一流的律師參加到和殘疾孩子鬥爭的行列中來？

關於醫療領域傷天理、滅人的案例太多了。這種案例首先是由於醫院的技術和財產規模方面的強勢，以及他們屬於國家機構，使得他們處處占有強者的地位，加上司法部門沒有道義和對法律責任起碼的尊重和敬畏，使得這一類型案件的處理極其不公正，甚至是傷天害理。這幾年為改變這種局面，我不遺餘力地做了點事，由於我的每一起案件幾乎都能在國內引起大規模的報導，也確實在全國範圍改變了一些觀念。

周成漢戴上瑞士捐贈的耳蝸

周成漢與鄒偉毅有着一樣的遭遇，同樣是超劑量使用藥物的醫療事故，同樣是雙耳失聰，同樣是我為他打的官司，但他沒有小偉毅的幸運。

醫院把孩子治殘了，衛生局局長親自作醫院的代理人，法庭上的那種囂張和無恥的程度，使任何文明世界都會發抖。他在法庭上公開講，絕不能讓你們贏得這場官司，萬一你們贏了，只要我在位一天，你們休想拿到一分錢！周成漢的祖母當場氣得昏倒在地，法庭出來沒半天就死了。

這場官司打了三、四年，打得異常艱難。我在吉林省高院法庭上發言時眼淚都流出來了。我說：“法官先生，一個社會，當道義沒有了力量，真實沒有了力量，良知沒有了力量，這個社會就變成了一個沒有力量的社會。今天在這法庭的國徽下真正演義的是什麼？是道義、良知、人和真實在你們的手上全部喪失了力量，是公、檢、法、醫院、衛生局、黨委、政府聯手和一個手無寸鐵的殘疾孩子在鬥爭。”

這不是情緒化的語言，是真實的悲痛！

這場官司最後悲壯地勝訴了，判賠四十八萬多，但儘管我們竭盡了所有的力量，到現在受害人一分錢都沒拿到手。這是制定法令和執行法令者的恥辱。這個孩子現在戴了一個耳蝸，這個耳蝸不是擁有十三億人民的中國給他的，而是瑞士駐中國大使看到關於孩子的報導後，給孩子捐贈了這個耳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