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伟毅案是我律师生涯中一起刻骨铭心的案子，当时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我们在给孩子打官司的过程中的付出，今天讲起来我自己都感动，但社会给我的更多。

官司打了几年，我和孩子的家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逢年过节我和老人家都是互通电话，二○○二年我到丹东去看了一趟老人和孩子，他们拿出一样东西让我泪流满面。那是我这些年在节日、小伟毅生日寄给孩子的四张两块钱的汇款单，他们把汇款单复印下来，装裱在相册里面。在他们看来就是对我的帮助最好的一种纪念。

在丹东我带着孩子在当地转的时候，因为当地对这场官司进行了跟踪报导，出租车司机不要我们的车费，公园不要我们的门票，我在小商小贩的摊上给孩子买东西卖主不收我的钱……。我跟当地人开玩笑说，我应该考虑搬到丹东来生活，这样我一生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但是，六年多的律师生涯我们也很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法制的丝毫进步。国内媒体在邹伟毅案后采访我，他们说该案是全国医疗事故赔偿额最高的，你应该感到高兴。我说，就孩子的具体权益而言，他能获得赔偿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是，在我介入此案之前，为什么没有一个部门想起要给这一老一少解决问题？为什么司法部门要拖六、七年才能还给孩子一个公道？为什么当孩子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全中国站在他一边的律师寥寥无几，而当像被告这样角色需要律师的时候，迅速的就能使得东北一流的律师参加到和残疾孩子斗争的行列中来？

关于医疗领域伤天理、灭人的案例太多了。这种案例首先是由于医院的技术和财产规模方面的强势，以及他们属于国家机构，使得他们处处占有强者的地位，加上司法部门没有道义和对法律责任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使得这一类型案件的处理极其不公正，甚至是伤天害理。这几年为改变这种局面，我不遗余力地做了点事，由于我的每一起案件几乎都能在国内引起大规模的报导，也确实在全国范围改变了一些观念。

周成汉戴上瑞士捐赠的耳蜗

周成汉与邹伟毅有着一样的遭遇，同样是超剂量使用药物的医疗事故，同样是双耳失聪，同样是我为他打的官司，但他没有小伟毅的幸运。

医院把孩子治残了，卫生局局长亲自作医院的代理人，法庭上的那种嚣张和无耻的程度，使任何文明世界都会发抖。他在法庭上公开讲，绝不能让你们赢得这场官司，万一你们赢了，只要我在位一天，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周成汉的祖母当场气得昏倒在地，法庭出来没半天就死了。

这场官司打了三、四年，打得异常艰难。我在吉林省高院法庭上发言时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说：“法官先生，一个社会，当道义没有了力量，真实没有了力量，良知没有了力量，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力量的社会。今天在这法庭的国徽下真正演义的是什么？是道义、良知、人和真实在你们的手上全部丧失了力量，是公、检、法、医院、卫生局、党委、政府联手和一个手无寸铁的残疾孩子在斗争。”

这不是情绪化的语言，是真实的悲痛！

这场官司最后悲壮地胜诉了，判赔四十八万多，但尽管我们竭尽了所有的力量，到现在受害人一分钱都没拿到手。这是制定法令和执行法令者的耻辱。这个孩子现在戴了一个耳蜗，这个耳蜗不是拥有十三亿人民的中国给他的，而是瑞士驻中国大使看到关于孩子的报导后，给孩子捐赠了这个耳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