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切嗜血、贪婪及残暴无度的专制制度一样，中共的这种制度是不需要由他人去颠覆的。这种制度下，权力机器的运过程就是高产敌人的过程，这也正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专制制度都不能长命的内在规律。专制的纯度越高，这个专制制度的寿命即会越短，这是颠灭不止的历史规律，“虎狼之秦”的短命足可镜鉴。人类制度运 史已彻底地证明，人类社会是可有长生不老制度的——产生于民意的，捍卫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权价值的制度。

几天前，当上海市近六十位上访者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望着他（她）们消失在严寒中的背影，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深痛，不觉中热泪涌流。脑海里，杜阳明老人无助的眼神，老人离开时深弯着腰用颤抖着的手去扣厚厚的外 笔签名的、饱含他们血和泪的控诉材料（材料中的字、词、标点均未改 ）。

“我是董春华，今年已年近七旬。因不服行政违法和暴力拆迁，我的丈夫蔡新华（七十二岁）赴北上访，被非法收容关押十三天后遣送回上海，不料当天他即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二○○四年七月，我的小女儿蔡文君因赴北上访，被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此后又因她去上海市信访办要求行政覆议，又被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劳教一年，至今被关押在上海市青浦女子劳教所。”
这位老伴因在上访时被非法关押十几日后突然死亡，接着上访的女儿也被非法劳教的老人写给我的材料上写着“一个老党员的控诉”。

“ 我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刘华琳，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我持车票乘车上北，在上海市火车站站台上遭到上海市政府信访办206官员与另一同志的阻拦（至今车票在206官员手中），我朝出口处走准备回家，无业人员宋某和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洪某朝我冲来，那些不明身分的人围过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206官员目睹了这一切绑架、殴打行为，没有加以阻拦，我被打伤摔倒在地，他们数人将我拉起塞进一辆出租车内，被关进学校校长办公室一整夜，有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参与。第二天又将我抬上面包车送到市公安局办公室，接受长达十五～十六小时的审讯，前后近三十小时，不给吃饭、睡觉，不允许看病，丧失人地进行摧残。在此期间没有出示过任何关押的法律手续。二十三日深夜，公安局姓谢的警察告诉我，公安局长要对我实施‘刑事拘留’，并扣上‘妨碍公务’的罪名。关进 狱，我被拘留二十天后又被判以五 四十八天的劳教。在关押期间我的公职被开除，私人住宅遭强迁，财产被抢劫，包括钢琴、电脑及所有钱财。”

“在无端被关押五 多天的日子里，愤怒、屈辱、无助交织折磨着我，我教的学生无数，他们中有几个相信自己的老师是无罪而被政府关押的呢？高律师。”

刘新娟是这次来找我的上访者中被上海市政府迫害的最严重者之一。

“ 二○○三年二月十五日，我给‘市人代大会’送了三 信，十六日上午八点，在去娘家的路上，发现有联防队员跟踪。一下车，我被编号41954 的警察和七宝派出所、新龙村联防队拦住。41954 警察用雨打我，至多处青肿伤痕，我被押上警车。在派出所没有留置手续的情况下，我被非法关押了两天两夜，期间41954 嚣张的恐吓我，‘你已经告我们了，我们一定要把你搞透搞臭，要毁掉你终生，还要毁掉你儿子，房子不让你住，把你全国播放，你上访没有人相信你，我们只要一个电话。’二十四小时内不肯给我验伤、疗伤，后来又押我到七宝医院，却不让吃医院开的药。

十八日，我被警察顾峰高、赵永林押到闽行看守所，这时才开出十五天行政拘留书。二十二日下午，看守所以治病为名，押我到上海提篮桥 狱，并对狱人员说我装病。事实上，我当时已绝食四天，血压也很高，身体虚弱、全身疼痛。之后，我被关进戒毒者的牢房，全身上下被捆了五天五夜，每顿只吃两调羹食物，又不让喝水。我被他们像死人一样在地上拖来拖去。值班医生看我实在不行了，就给松了绑，开出B超检查。当时我已四十八小时没尿了。B超检查时，我恳求医生，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医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有关部门两次派人到看守所看过我，可以肯定，他们就是在这两次总共不到两小时的会面里偷偷给受尽折磨的我做了所谓的精神病鉴定。

三月三号，也就是拘留十五天到期的日子，七宝派出所根据非法鉴定结论，不通知家属又把我从看守所强送到闽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关押，医院强制我服用精神病药。我每天站在医院病房的门口，通过探望其他病人的熟人才得以通知到家住附近的兄弟。

在家属多方恳求下，于三月十七日被医院关押了十四天后才出院。由于在这段时间内服用精神病药物，精神受到摧残，暴力殴打致使后背脊椎珠骨错位，无法行走，只能以轮椅代步，继续信访，反映被非法迫害的情况。但迫害远没有结束，二○○三年六月三日，我坐轮椅上访时，再次被七宝派出所强制送到闽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由于我不肯吃药，院方就强制我吃药、打针。

对我的反抗，医院就 用多名医生、护士，男精神病人对坐在轮椅上的我进行捆绑、殴打、撕坏衣裤，使用器械撬开嘴灌药，弄得口腔鲜血淋漓，注射针头把臀部肌肤扎得血流不止，喷溅到墙上。医生毫无人，强制给我一个没有精神病的人注射癸氟奋乃静针剂。更为残忍的是，对每月只能用两针的药剂，医院却硬给我用四针。一位年轻的护士不忍心为我注射，护士长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边流泪边给我注射，因为她们深知药剂对没有精神病的人的毒害作用，第二针后我便痛苦地满地打滚。我责问医院陆科长：‘医院怎么可以没有医德 ’，陆科长直言不讳地叫嚣：‘这里不是医院，是监狱。’

用药后的难受感觉真的无法忍受也无法形容，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昼夜睡不着，口苦得比吃了黄连还苦，眼神呆板、迟钝，眼睛睁不开，视力下降，连人的脸部都看不清，整个人精神崩溃，恍惚生命在慢慢离开身体。医院知道我的生命可能出现意外，前后又为我注射七、八针解毒剂。用药后的第五个月，我连数字都不会数，记忆力明显减退，完全是变了个人。医院的一位护工实在看不过去了，偷偷对我说：‘太残忍了，你这种情况，如果是北来人调查，我肯定实话实说。’我曾在医院偷着借用他人手机给区长打电话，区长秘书表示知道我被关在精神病医院，但不肯救助。主任医生多次警告我以后不能再上访。

我儿子多次要求医院、派出所放人，但他们互相推诿，就是不放。我儿子又要求医院出示所谓精神病鉴定书，但对方以机密文件为由予以拒绝。我儿曾尝试担保出院、申请转院等方法，均遭拒绝。多方求助无门，我儿愤然割脉写下血书，寄往上海电视台。

然而记者的到来也不能给予任何帮助，还关照我儿，我的遭遇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但是，作为我们个人无法去申请鉴定，当地政府也不会允许我们轻易的去做这份明显对他们不利的鉴定。无奈之下，我儿和我父母、兄弟只能恳求医院、派出所放人，而派出所又逼我儿违心地多次写下保证书，保证我不再上访，并承担一切后果。

受尽摧残的我终于在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出院了，前后两次我总共被医院关押了二四十六天。医院还硬要收取伙食费，否则不肯放人，为了救人只能付钱。他们给我母子缚上精神枷锁外加威胁压力，迫使我们无力也不敢再有反抗。任何人也无法再次承受长时间的残忍折磨。我儿因我的悲惨遭遇而受到牵连，又为我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却无力帮助，而在心理、精神上万分痛苦、自责。大学毕业后无心找工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