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60岁的刘淑琴老人，六年里五次被非法抓捕劳教。老人异常平静地向我们讲述了她被野蛮折磨的经历。

“ 第一次被抓是2000年2月，警察疯狂地连打带踢拖着把我们推上警车，送到八里堡拘留所，非法关了15天，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我们一共被抓去10多人，受到了难以言尽的折磨，之后街道和派出所不断来骚扰。第二次是2000年12月31 日去北京上访，我在天安门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天安门警察扑上来用电棍猛击腰部，强行拖上警车。后送到宣武区看守所的一个操场上，大冬天让我们 100多人坐在外面的地上半天，后来我被投入一间地牢似的房子里,墙上全是冰霜, 警察逼我脱光了衣服后,指使人用大水管往我身上喷水,让我光身子睡在光光的地上,什么盖的也没有,屋里马桶臭味难闻,每天好几个警察轮番提审,警察晚上不让我睡觉,提审折磨了38天,毫无结果。

2001年12月31日,为了揭露政府对法轮功的谎言,我和几个功友出去挂条幅,被人举报抓住,“610”的警察不停地暴打我.晚上12点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在那里,警察用拳头打我的眼睛,打得我两眼冒火星,一阵发黑,又打我的脑袋,连击了好几拳.面对这野蛮行径,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警察又让犯人拿来沉重(28公斤)的脚镣,给我戴上.被关押了22天，受尽了生不如死的折磨。后警察勒索了我家不少钱才把我放了.

2003年2月28日,我刚被放出来没几天，绿园分局的一伙警察又闯进我家,其中警察苑大川专门翻我家的抽屉, 4000多元现金全部被搜去,没留任何票据.其中一个警察把我孩子从国外带回来的香水装进自己的包,苑大川正翻我的钱,我指责他们的野蛮强盗行径,苑大川就打我两拳,给我戴上手铐,他们为所欲为地翻我的家,翻的家里一片狼藉.后把我绑架到绿园分局刑讯室,给我上刑,坐老虎凳,折磨了两个小时后,又换上绑绳,绳很细,警察使劲勒我，手绑在背后,从前胸到后,五花大绑,推出行刑室.另一伙人把我推上车,警察用我的羽绒服死死的闷住我的头,闷得我几乎窒息,车子开了大约20分钟,到了一个行刑的地方(后来知道是朝阳分局),满屋子都是各种刑具,一到屋子就把我推到老虎凳前,有六个左右的警察给我戴上手铐脚镣, 胸前横插上钢管,一个年轻的警察拿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棒子,打我铐在老虎凳上的左手, 打了十几下,我的手肿的老高老高,很快变成紫黑色.他们让我说出其他炼功者的事情,我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这时十几个警察将我的手铐在背后,不停的拉手铐、脚铐、及钢管，在强大的拉扯下，只感到筋快断骨要折，使我窒息，难忍的疼痛使我死过去几次，警察见我昏死后就往我身上泼冷水，见我醒来时就继续用刑，就这样死去醒来折磨了我一天一夜，在警察使劲拉扯手铐脚镣时手铐和脚镣不停的往肉里扎，我的手腕和脚腕血肉模糊，地上流了一滩血。警察对我这个老年妇女惨无人道地进行的折磨，使我的胳膊、手脚、腿每根神经骨缝都疼痛难忍，全身动不了啦。三月一日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检查我的心脏，血压都不行了，双腿不能走路，就这样还判我劳教两年。在昏迷中把我抬进黑嘴子劳教所，上厕所也得人抬着。在二大队，警察刘连英开始转化我，说我腿不能走路是装的，上来野蛮地用电棍电我腿、胸、心脏，全身都电了，当时一个叫伊丽文的刑事犯（她和刘的关系很好）看不下去了，把电棍抢过来说：‘别电她了，她都那样了。’刘连英这才不电了。由于不能走路警察经常骂我，利用所有的转化能手转化我，所有的警察轮番转化我，每天收工后也不让我睡觉，对我进行强行洗脑，逼着我写什么书什么书，我坚决不写，这样逼我折磨我 连续两个月来，我经常血压高过200, 心脏病严重，贾洪岩看实在转化不了我，就开始利用卖淫的犯人，对我进行迫害，吃饭睡觉，24小时行影不离对我进行严管，逼我进行转化，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在打我骂我，不准许我说一句话,说话就挨骂，就是找我的茬，迫害我。劳教所里黑白颠倒，坏人管好人，警察指使刑事犯随意地迫害大法弟子，专门监视法轮功学员。我每天身心都处在痛苦的煎熬中，长达一年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身体麻木，胳膊不好使，经诊断我脑梗塞，脑萎缩，我本来身体非常健康,是这一年的迫害使我变成了这样，只为我要作个好人，经受到这样长期的没有人性的折磨.”

说话慢声细语的张致奎平静地叙述了他在长春市被迫害的经历:

“1999 年7月20日以后，我上访北京，因给北京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抓后，交给长春驻京办事处的公安，他们把我的双手双脚都绑起来，用木棍把手和脚串起，挂在两桌之间荡来荡去，棍断了就跌在地上，对其他被抓的有的用皮带打，也有吊起来的，他们用白腊木棍打我的大腿，之后把我们送回长春的二道河子区公安分局.当时我们十几个人，进去后政保科长把我提起来，逼我把裤子脱下来，当时男女都在场，政保科长用皮带抽我的头，头发木，嗡嗡的响，什么也不知道了，他问我什么时候去的北京，叫什么名字，我被打晕了,感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了,他还继续打，然后用皮鞋先跺我的脚，再用皮鞋跟碾我的前面脚指头，他一边碾一边用眼看着我的表情，我痛的大汗淋漓,打完我之后又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把我送到铁北看守所后，管教向犯人示意，让犯人扒光我的衣服打我，一脚把我踢到厕所撞到墙上，我爬不起来，两盆冷水浇到我的身上，又用脚踢我，胳膊和腿都流血了，腿上有一个大口子，一个月之后把我放出来，什么手续都没有。

99年 11月底，我去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叫来警察将我抓捕并交给了山东招远的驻京办，他们路上把我的皮带抽下，让我提着裤子走，他们一边走一边打我，到了招远驻京办，又继续用皮带猛抽我，打了半晚上。到了第二天，把我送回招远，送到了招远市看守所，他们让犯人打我，后来犯人看我活都抢着干了，犯人被感化不打我了，后来专门派来了个哑巴犯人打我。有一天，警察让我把头伸出铁门上的小洞，警察用脚踩着我的头，打我的脸，其他监室的大法弟子喊不许打人，后把我和妹妹送到辛庄镇公安分局（在7月20日之后我全家人被抓）,之后把我和我妹妹分别关在楼梯下面漆黑的小屋里，小屋里因矮直不起身，只是每天晚上才让上一次厕所，每次关上十天，然后再送到招远看守所关一个月，就这样来回轮回过六次,我们兄妹被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000 年国庆节，我去长春文化广场打条幅被抓,因国家新闻媒体全部说谎,都不帮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警察梁处长和一些警察把我的上衣扒下,用我的衣服包住我的头,用手铐把我的手铐在后面,从楼上把我拖下,架到车上。大约走了两小时,我感觉车出市区很远,到了目的地,我被架到一个屋子里，我头上的衣服取下后,我感到阴森森的,屋里有一个老虎凳,我知道是在山里,听到山风呜呜的。梁处长他们扒光我全身的衣服，把我按在老虎凳上，我的手反绑在后背的木棍的两端,在我胸部、大腿根部、和小腿前各横插了一根铁棍,铁棍的两端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使我的身体紧紧的控制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双脚被扣上铁环固定住。这时梁处长拿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尖刀,在他自己的裤腿上正反擦了两下之后往桌子上一扔,恶狠狠地对我说:‘张致奎我今天就是叫你死在这,今天我在这把你整死, 扒个坑把你埋掉,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着.’说完梁处长出去了,至少三个公安开始给电棍充电,还有两个警察抓住我固定在后背棍子上的双手从后面经过头顶绕道前面,只听到我的骨头喀嚓喀嚓不停地响,骨头已断开,这样反复多次，令人窒息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之后又用一只铁水桶扣到我头上，用罗纹钢棍猛砸水桶，猛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响声使我的头要炸开了。一长阵的痛楚之后，警察知道我们炼功人不喝酒,却用一瓶白酒从嘴里灌进我的肚里，又用烟猛吸一口后，用烟头烧我的整个后背,疼痛难忍使我昏迷过去。接着他们用凉水浇醒我,最后他们又点上蜡烛,用蜡烛烧我的后背,把我的肉烧焦后,再浇上蜡油,疼痛使我身体不停的颤抖跳动,我只听到老虎凳喀嚓喀嚓的被我摇响。由于我身上已没有一块好皮肤，警察就开始电击我的小便,把小便给击穿了,紧接着拿起铁棍把我的小便头给砸碎了, 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昏昏醒来。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我的脸肿的比原来大了几倍，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因身体疼痛地扭动使铁环把脚腕处的皮和肉磨烂了，露出了骨头和筋。但他们看我醒来，又把我拖到屋外,屋外零下十多度，在我光着的身上浇上凉水，把我扔在屋外，他们进屋半小时后,出来看我是否还活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我已经奄奄一息，被警察抬回到市局。市局里面有很多小屋，我看到每个小屋都有一个老虎凳，老虎凳上都是女大法弟子，很多都已昏死过去，都赤裸着下身，下身只搭着一件衣服。市局给招远打电话说：‘我们抓了一条你们想要的大鱼，恭喜你们。’最后把我送到铁北看守所，在铁北看守所继续折磨我，我开始绝食五天了，他们才停止。在看守所住了四十天，又把我送到朝阳区劳教所五大队，我继续绝食，有十几个大法弟子与我一起绝食，这一个五大队里就关押着500名大法弟子，大队长见我们绝食，领着劳教犯来大打出手，那种打人的场面让人恐怖。最后把我们绝食的大法弟子带到一大队，一大队是该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最凶狠的，犯人许辉经常虐待大法弟子，有一名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是一名处级干部，由于不穿囚衣被打的奄奄一息，还不罢手。由于我伤势严重，他们当时没有动我，当我身体稍微恢复一点，又开始折磨我，每天早晨3时起床，必须静悄悄的拿着衣服到走廊站着，每个大法弟子都有犯人承包，大法弟子之间不能讲话，如讲话就像发生了天大的事一样，被打翻在地，开始坐板，一上午都得仰着头，身子不许动，许辉和手下几个犯人每天吃早饭后，就换上硬底鞋，就开始打我们，大法弟子一动，他们就下来往死里打。我萌生过死亡的念头，长期承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下午是这样，晚上是这样！深夜还是这样。当大法弟子睡着了，出一点声，就又要招来一顿毒打，整的大法弟子不敢睡，我晚上咳嗽不止，他们就整晚上的打我，根本不让咳嗽，晚上不敢喝水，因为根本不让大法弟子上厕所。有一个大法弟子隋福涛20 几岁，在衣服里夹着师父的经文，被犯人用扳子在身上砍了五十多板，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被打死了。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去了厕所，回来后许辉把我打了个半死，用脚踹我的肾，把肾踹的挪位，我全身无法动弹了很多天。我的大妹张淑琴被判刑10年，妹夫被判3年，9岁的小孩因父母修炼法轮功被“610”勒令学校开除。跟我往来的大法弟子中有八、九个大法弟子都被活活打死了，比如王守慧 刘博扬 刘海波 刘承军 徐树香王克飞于丽新邓世英，有些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名字已记不起来啦！真是惨绝人伦呢！

我35岁的二妹张淑春，公安抓她时她从楼上跳下，摔断的肋骨穿进内脏，腿和胳膊全被摔断，当场昏死过去。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有人问是什么事？‘610’的警察说：‘他们俩口子吵架闹离婚。’由于她是所谓的 ‘要犯’，被公安拖至公安医院准备抢救，结果医院认为没有必要强救，法轮功分子扔了算了，结果那些警察还真将她抛弃在野外，后被好心人救活后，公安现在又到处通缉她。”

王玉环，又一个在六年里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的女人，“说来你们不一定信，在劳教所里，管教为了自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一个铺位2000元，一旦买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到平躺，不用‘立刀鱼’式的受罪了，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了打我们的权利。大法弟子决不花2000元买一个铺位，买到一个铺位使用权一个月，买的犯人越多，大法弟子睡的位置就越少越遭罪。2000年8月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在这里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每天超负荷18小时做出口国外的活，劳动之外还要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会被犯人打骂。六大队的管教孙明燕，为了转化我骑在我头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一个多小时，头发焦了，脸和脖子都糊了。她把我打的脸、身上都是肿的。快到元旦时我又被调到二大队，超强的劳动抱电机，使我的肌肉拉伤。 2001年11月释放时，我的手还端不起饭碗。“610”在释放我的时候还要了我2000块钱。

2002年3月5日，因电视被大法弟子插播真相，中央“610”下令在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当时共抓了5000多个大法弟子，看守所每个号至少有50多个人，号子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3月11日，我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我被关在南关区财神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的1.3米高的铁笼子里，直不起腰。3月12日晚，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拷在我的后背，把一个帆布雨衣的袋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袋子的绳把脖子勒紧使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困难。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全身勒紧，放在车后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的一个山里。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被折磨死，大法弟子刘海波就在这个魔窟里被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脏被当场电死，刘海波是大学毕业生。

绿园区医院大夫刘义，30多岁，也被酷刑折磨死在这里。在这里因大刑被折磨死的大法弟子有23名，名字我都能叫上来不少，被打死的大法弟子就地埋在那里挖的坑里。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大法弟子项敏被抬回来后告诉我，在这里警察一边电她一边侮辱她的阴部，在这次长春的大搜捕中被酷刑折磨死的有近30名大法弟子。

当我被警察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送到这个山里的魔窟时，只听停下了车，几个警察连拖带打，跌跌撞撞的，我被不停地撞到树上，警察不停的骂着说今天定要整死我。走了大约十多分钟，进了一个楼里，又上上下下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屋子，把包着头的帆布雨衣袋子取下，警察说：‘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没有谁能走出这里！’我看到我在大约六平方米大的小屋里，有个小桌子，放着三根带爪子的长电棍，还有一根绳子，一张床，床是给警察打累我们时躺在床上骂我们用的。还有老虎凳，很多个警察在屋里开始做准备工作。只听山风在忽忽凄叫，紧接着几个警察把我推到老虎凳上，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手上戴着手铐反绑在背后。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背，胸前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地固定住，脚腕套上两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警察开始每隔五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卡嚓脱臼的响声，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几乎昏厥，顿时汗水、泪水涌出。紧接着他们再狠命地按着我的头往胯处，因胸和腹部被铁棍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来自警察的力量和固定我铁棍的力量，使我的脖子欲断裂的感觉，胸部和腹部被铁棍顶的异常痛苦和疼痛，每一秒钟我都感到我即将窒息。他们还用绳子绑在固定在脚腕上的铁环，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使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的痛，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处，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汗水、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的昏死过去，他们一次次的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我真的不想承受这漫漫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枪子打死我。

在对我 4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又用铁桶套在奄奄一息的我的头上，七个警察每人抽三只烟，往桶里喷了一个多小时，我一阵阵被呛得昏迷，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我，我没有完全清醒他们又用抽的三只烟，猛抽一口，用烟头扒开我的眼烤，烤痛了，我挣扎着动一下。这样折腾够了，又用拳头打我的头、脸，鼻子、牙都被打出血了，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两颗，我的脸肿起来了，变成了紫黑色。他们还用细竹棍往我两耳里扎，扎的我的耳朵半个月什么也听不到。对我大刑到后半夜两点钟他们累的睡着了。

2002年3月，在17天中我被三次送去魔窟上大刑，一次比一次严重，后两次都是半夜，每次都是由七、八个警察直接进号里强行架走。每次我都是奄奄一息的被送回来。其中一次警察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被折磨的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给我穿了很厚的毛衣裤，鲜血很快渗透了衣裤，警察又给加了一层更厚的毛衣裤，但渗透出来的鲜血还是把毛衣裤湿透了。那时恐怖和对功友的担心使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凡在“610”上了黑名单的人天天被所谓的‘提审’，每次都是五花大绑，头上套上帆布套，双手反绑在后面，放在汽车的后背箱，在山路转来转去，后送去山里的魔窟上大刑迫害。

我在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第三看守所被欺骗才收下我，第二天送省医院和军大三院检查，说我全身没有合格的地方。下午我和郭帅帅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一进医院就把我和她背绑在床上，给我打一种无名药物。到今天我的双腿都是麻木的，掐一下没有感觉，脚长期冰凉。在这里郭帅帅被强制灌食两个多月，管子天天插着，郭帅帅极其痛苦。大法弟子姜勇和我们一起进来，到六、七月份，在这里被迫害致死，姜勇被打了一种无名针，天天被抽去一大管子血，使姜勇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在野蛮灌食下姜勇死亡。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折磨致死的过程触目惊心！郭帅帅感到灌食太痛苦就把1米半的胶皮管全吞下去，肚子痛的在床上滚来滚去，狱医怕郭帅帅出去有证据，便更加残酷的整郭帅帅。警察和男犯天天看着郭帅帅和我一丝不挂的裸体，还把迫害过郭帅帅的手段用在我身上，其中一个狱医，还用手向郭帅帅的小便处掏，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个小杓，肚子更加疼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狱医用刀划开郭帅帅的肚子取出，从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完肚后缝上，就把生命垂危的郭帅帅送回家，导致郭帅帅身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和我一起住进监狱医院的赵小琴，‘610’刑警把赵小琴打昏后从楼上扔下，她至今不能说话，痴呆，脑袋上有碗那么大的包，左胳膊断了，扔下楼后，又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在医院里狱医给断胳膊的赵小琴打了石膏，一个夏天只打了一次石膏，致使赵小琴的胳膊烂的生蛆，被迫害致痴呆的赵小琴只是傻傻的笑和哭。我亲眼看到了那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扒的一丝不挂的大字型绑在什么都不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被光着身子绑了26天，受尽了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

由于我不转化，他们决定送我回第三看守所，结果三所说我随时可能死亡就不收，他们气急败坏的打踢我，把我吊在三所的铁门上五、六个小时，后警察再次把我送回监狱医院迫害。回到医院我仍绝食五十天，狱医用刀把我的静脉切开，把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后系上绳，另外一头埋上针，血不停的流出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血，狱医和警察已习惯了到处都是血的环境。腿肿得老粗老粗，脚开始坏死，狱医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每天要打10多瓶不知名的液体，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尿液里，痛苦难耐。打奶液时，因绝食血管已干瘪不通，外科主任把输液管在手中摇几下硬挤进血管，在挤压下痛的使我多次昏厥。”

长春市法轮功修炼者杨光的境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我在一封知情者写给我的信中摘出以下一段，我们诚恳的向您反映一个真实情况：

杨光，吉林省长春市人，因修炼法轮功，2000年1月被非法抓捕，直到2002年3月间，受到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梁处长及其手下的十几个人十几次的酷刑摧残逼供，电棍电、老虎凳、约束衣、上大挂、塑料袋蒙头窒息、强行灌酒等等，有时审讯三十至四十小时。左耳被打聋，当时右腿被打折，致使股骨头坏死。后被非法判刑15年。杨光当时是被抬进吉林监狱的，关押在吉林监狱老残监狱区。杨光现腿残疾，脚趾溃烂后变形，手臂失去功能，胸积水，肾衰竭，下身瘫痪，随时有生命危险。

杨光被关在吉林监狱的“裸体区”后，下身常年被禁止穿裤子，赤身裸体。由于下身瘫痪，为了大小便方便，犯人给他“特制”了一个简易的小车。小车四周是铁管焊成的，周围是木板，臀部坐的地方是一个圆洞，下面是四个小轮。每当杨光大小便时，犯人就推着这个特制的小车，把他送到厕所里自己方便，就没人管了。因车的四周都是木板，杨光的手又不好使，根本够不着臀部，所以每次大便后，也不能擦，终年生活在充满异味、肮脏无比的屎尿中。他和监狱的精神病犯人、被打残的刑事犯人、生活失去自理能力的犯人，在冬冷夏热、终年不见阳光的裸体区内度日如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睡觉的地方不足60厘米，伙食极差，菜里根本没有油。洗澡时，把他扔在水房，用水管子猛冲全身，用带钉子的拖布擦身，还美其名曰‘美容洗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吉林监狱还逼迫杨光‘转化’，杨光仍不放弃信仰，被关‘小号’迫害，致使生命垂危。才于2004年12月转移到长春铁北监狱特殊监区，不给任何治疗，每月还要家属交一千多元的床费。

杨光家只有一位八十六岁的老母，至今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迫害成了这个样子，见到人就凄惨的问：‘小光是个好人啊，他到底在哪里？我要见儿子！’杨光的妻子被迫与之离婚，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杨光承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现杨光的亲属要求释放杨光，被吉林监狱和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以种种藉口推开。”

大连的常学霞是位非常文静的姑娘，她低着头向我们讲述了她被劳教时被迫害经历：“第一次被抓是因上访，送到大连的戒毒所，关了39天后释放，什么手续都没有。 2003年1月，他们对我再次进行强制转化，把我关到小号里，小号里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大约十几平方，里面有铁笼子，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长万雅琳，指使刑事犯几个人把我关在铁笼里，把手吊起来，脚刚点地，万雅琳对刑事犯说：‘给我一齐上，好好收拾她。’刑事犯蜂涌而上，拳打脚踢，不分头脚，我被打的昏死过去，昏死之后他们把我放下，然后脚踩着脸，踩着手用劲碾，还说，看她是不是装的。当我醒来后，左胳膊已经不能动啦，胳膊已被踩脱臼，不折磨我的犯人，管教万雅林就调走他们，而且给他们加刑期。后来又再次被吊起来，把师父像放在我内裤里，往我脸上写一些骂师父骂大法的话，用木板打我，出来一年后还能看到当时被打得青紫色还没褪去。后来我还不转化，就把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刑事犯几个人开始用手掐我的乳头，揪阴毛，嘴里不断地说下流的话，后来看我还不转化，就拿那用来刷水槽的刷子，然后，往我阴道里捅，下面放一盆水，捅一会看看刷子上有没有血滴在盆里，看没出血又换成大的鞋刷子疯狂捅我的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答应在劳教期间不再炼功。

在教养院我受到的迫害还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叫王丽君的女大法弟子，曾经3次在小号里受刑，刑事犯用系上扣的绳子在她的下身阴部来回的使劲拉，整个阴部都肿起来，刑事犯在大队长的指使下，用拖把折断后带刺的一头往阴道里捅，导致大出血，后整个小腹和阴部都肿起来，像放了一个球一样，裤子提不上，上厕所蹲不下，排不出尿，两个月后还不敢坐，腿也瘸了，另外我看到还有一个未婚女孩也被用了这种酷刑。在后来出来的法轮大法弟子还讲，管教把捉来的毒虫放在大法弟子身上咬。”

“我叫魏纯（隐去真名），今年35岁，住大连，1998年我开始炼法轮功，由于法轮大法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所以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和身体上都有很大的改善，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 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政府对法轮功的诬蔑和造谣全面展开，我不能无视这种对人类最基本道德的践踏，2000年3月份我到北京上访，想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当我上火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我，让我骂一句李洪志先生的话，我拒绝了，于是我被扣下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只要是去北京，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都必须骂一句李先生或法轮大法的话，否则不准予上车。我被带到了大连戒毒所，拘留了7天后，被释放，回到单位，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上午在厂区打扫卫生，下午思过，最后改变信仰，写揭批法轮功的资料，我拒绝了，一个月后我被迫辞职。 2000年4月份我又找到一份工作，2001年3月15日，大连公安一处的陈欣等到单位强行把我带走，5天5夜不让睡觉，我的手被反铐，把烟点着强行插进我的鼻孔，同时把我的嘴里也塞满烟。有一次一个警察走进来，拿一根铁棍，击我头部，后来我被送进大连看守所，判劳动教养两年。5月18日，我被送进大连教养院5大队。6月4日我和刘永来、曲飞、黄文忠被带到4楼，逼我们骂李老师，骂法轮功，骂法轮大法，如果不骂，就对我们进行电刑，如果骂就下去写“三书 ”（揭批书、反省书、保证书），首先把我和刘永来面对面坐着全身衣服扒光。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铐在一起，两个人的身后各有六根电棍，分别从头上、后背、大腿、阴部、两肋、脖子进行电击，我俩咬紧牙，不停的扭动身体，躲避电击，以至手铐越来越紧，最后勒进肉里，碰到骨头，钻心的疼，流了很多血。这种电击大约持续1个小时，又把我们分开，把刘永来双手反铐住，匍匐在草甸子上，再来两把椅子压在身上，上面坐两个犯人，周围六个犯人提着刚充完电的电棍在后背、臀部、脖子、腿肚子、脚心、阴部进行反复电击，甚至把阴部扯出来单独电击。我则被绑在一个椅子上，这个椅子两个椅子腿被绑上两根电棍，然后把我的腿绑上，椅子靠背绑上三根电棍，然后用绳子把我紧紧绑在靠背上，头上一个犯人提着一根电棍，6根电棍一起放电，我当时全身痉挛，生不如死，绝望的惨叫声充斥整个楼，二楼、三楼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据说他们当时听到我的惨叫时都哭了。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和刘永来调换位置，他去坐电椅，我来到了草甸子上，这种六根电棍同时放电，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但是就是死我也不愿背叛我的信仰，违背良心骂师父和大法，于是我开始用头撞击地面，以求撞昏，我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的同时放电都犹万箭同时穿心。我觉得自己死过多回，没电又换来新的电棍、电击强度越来越强，我开始变的恐惧，最后我屈服了，一会刘永来也承受不住，屈服了。带领犯人对我们实行电击得警察是：乔伟、朱凤山、景殿科等，犯人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得知：黄文忠当时被电击，满脸是血，曲飞脸被板鞋打得脸肿得像个馒头。下来后，我们写了保证书。回到班里之后，从此每天都要写三句话，内容是骂李老师，骂大法，骂法轮功，写满一张纸。同时每天还要喊三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扼杀灵魂，它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摧残。如果反抗和拒绝，就会被带到四楼进行电击，时间长度不等，直到屈服。后来3班一位姓李的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选择了上吊自杀，被救下。那时侯的每一天我都不想活，太屈辱，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电击，我怕自己承受不住，可我不能在这做着罪恶的事情，有一次我和刘永来交流：如果有学员敢于献出生命，他们就不敢这样迫害我们了。他说，为了大家他想先走一步。有一次到户外打扫卫生，刘永来从楼后的台阶走上了三楼，从三楼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不久很多法轮功学员写了声明，声明在强制迫害下所写、所说的一切违背良知、违背事实的话作废，并且坚定的维护信仰和真理。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写了声明的学员聚到一个班，强制劳动，早五点起床，干到晚上十一点，同时他们9个学员送到关山教养院，进行新一轮迫害。我意识到不能再配合他们的迫害，于是我开始不穿囚服，不走步，不唱歌。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马上我们班全部绝食抗议迫害。后来我们被分开，我被分到3大队，在3大队我继续绝食，当一个检察长和我谈话时，问我为什么要绝食，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没有人敢接受我的诉讼，到处都是江泽民的法官、法院，没有人敢替我们说话，我只能用我的生命进行抗议，抗议对我本人的迫害，抗议江泽民和政府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有儿子，当将来我儿子问我时：在那场最严厉的对正义迫害中，你做了什么，我不想告诉他：我屈服了。我想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在我绝食的第十五天，他们怕我死在教养院，10月24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我。”

我们窒息般地听取了一个个在这场迫害中死里逃生，有的是多次从死里逃生的受害同胞口述真相的过程，其情其景，纵使魔鬼亦会为之动容。旷古、旷世的血腥场面，凶残的人性，惨绝人寰的折磨手段。面对一个个平静述说他（她）们被野蛮迫害过程的同胞，我们不禁要质问：那些头顶国徽，身着制服的人，在六年里，在近六十年里，你们究竟见证并掩盖了多少起这样的灭绝人性的真实？我们的制度，为什么竟能培育出这样一群对居住在自己周围的、并且是养活了自己的、同样具有自己的父母、妻儿、子女、兄弟姊妹的同胞如此凶残、如此缺乏人情、缺乏道德的公职人员！那些同胞的悲惨经历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一群具有公职身份者，长期地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惘顾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持续地以完全远离人类道德及人性的方式，干着几乎是彻底摧毁人性，摧毁基本道德、摧毁人类善良及良知的肮脏勾当。含胡、温二位在内的所有同胞必须承认，至少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制度在持续的，以积极的行为制造着这种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存在，同时它又持续地昭示着我们制度的彻底的不道德性。

胡、温及全体中国同胞，是到了我们民族成员全体必须反思的时候啦！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有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着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这种仍在继续着的和平的今天的灾难，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以十万计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剥夺自由期间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会难以置信的对肉体的摧残过程和对精神的野蛮杀戮煎熬。这场完全丧失人的理性的迫害过程，还使的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一亿多个家庭的数亿人遭受了传讯和恐吓，剥夺就业资格、工作机会、收入，被抢劫财产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这是多么的愚蠢、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这个制度怎么会需要这样的价值呢！我们还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条件拒绝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