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律师报》有一篇题为“他们要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叫邹伟毅的孩子的故事。一九九三年，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医院打吊针，由于医院大剂量的使用青大霉素，导致孩子双耳重度耳聋。这个官司，孩子和他的祖母，这一老一少，奔走了将近六年，医院分文不赔。最后老祖母拉着小伟毅双双跪在报社门口告状。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全国哪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愿意为孩子提供法律援助，请迅速与《中国律师报》联系。”

我读着报纸泪流满面，当即把电话打到北，希望由我来给孩子提供法律帮助。报社的回应颇让我感到沮丧，他们谢绝了我，理由是新疆律师的援助会让内地上十万律师面子上过不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我，原因是全国毛遂自荐的十三家律师事务所，多多少少都要求受害人承担一点费用，至少是差旅费用，唯独一个律师声明不要受害人掏一分钱，那个律师就是我。报社把由我给孩子代理的决定告诉孩子的姥姥，老人当场拒绝，为什么呢？后来她告诉我，一是新疆太远，怕人情担当不起；二是她把新疆的落后和新疆律师的水平给联系在一起了。

我给老人拨了个电话，我说，“老人家，我是新疆的高智晟律师，我自己有一个和邹伟毅同龄的孩子，非常理解孩子在这种遭遇下父母的心情。我愿意为孩子打这个官司。你见了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在作秀，我能给孩子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老人当时在电话上就哭了：“高律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称我为老人家，没有人认为像我们这种人还有人格，还有尊严……官司就交给你去打了。”

这个官司打得很艰难。首先这一选择意味着巨大的家庭支出，我们在新疆，受害者在辽宁，相距几千公里，单是我和我助手从乌鲁木齐到丹东的单程机票就是五千块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基金积累，可我爱人特爽快：“我们本来就是穷人，生活困难点没什么，我支持你。”

七月底接受了这个案子，我们用电话遥控，调查取证，陆陆续续共取得了十三份证据。十一月三日我和我的助手到了沈阳，从沈阳连夜坐了一晚上火车赶往丹东。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坐的是专门给小商贩准备的列车，非常乱，但便宜。

到了丹东，一下火车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举着一个牌，上面写着“接新疆高律师”。我当时非常感 。因为不愿意打搅人家，我没有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没想到老太太从十一月一日起每天举着牌子在火车站等我。

我只顾自己感 ，可没想到人家老太太一看到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后来我们无话不谈时，老人对我说了真心话。她说，“我心里跟你们这些西装革履，很有派头的人天然就有隔阂，这样的人能给我们穷人办事吗？”

在丹东我们住的招待所是十五块钱一个晚上，大白天，耗子在过道上肆无忌惮来回跑，把我的助手吓得够呛。她问服务员：耗子这么多怎么住啊？服务员也很幽默，“小姐你放心，这楼下是一所中学的厨房，耗子只是白天来吃点东西。这的居住条件差，它们晚上不在这住。”

东北非常冷，饭馆的饭、包子、稀饭都是冷的，老太太问我觉得东北怎么样，我说除了你老人家对我的热情外，什么都是凉的。

十一月五日我们开始紧张的工作。在我介入此案之前，孩子家曾经请过一位据说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律师，人称“周铁嘴”。

周拿了孩子家一千块钱，要求医院给孩子赔偿八千块。这八千块的案子被振兴区法院一压六年，周律师也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而在另一方面，被告以十六万聘请了两位东北一流的律师，并扬言他们宁可掏一万打这场官司，也绝不给孩子赔一分钱。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计算，我发现本案的索赔数额应当远远不止八千，我要老太太把索赔调整到七十万（其中精神损害索赔三十万），送呈丹东中级法院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