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國律師報》有一篇題為“他們要為孩子討回公道”的文章，講述了一個叫鄒偉毅的孩子的故事。一九九三年，孩子出生三個月的時候，在遼寧瀋陽鐵路局醫院打吊針，由於醫院大劑量的使用青大黴素，導致孩子雙耳重度耳聾。這個官司，孩子和他的祖母，這一老一少，奔走了將近六年，醫院分文不賠。最後老祖母拉着小偉毅雙雙跪在報社門口告狀。文章的最後有這麼一句話：“全國哪一位有正義感的律師願意為孩子提供法律援助，請迅速與《中國律師報》聯繫。”

我讀着報紙淚流滿面，當即把電話打到北，希望由我來給孩子提供法律幫助。報社的回應頗讓我感到沮喪，他們謝絕了我，理由是新疆律師的援助會讓內地上十萬律師面子上過不去。但是，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我，原因是全國毛遂自薦的十三家律師事務所，多多少少都要求受害人承擔一點費用，至少是差旅費用，唯獨一個律師聲明不要受害人掏一分錢，那個律師就是我。報社把由我給孩子代理的決定告訴孩子的姥姥，老人當場拒絕，為什麼呢？後來她告訴我，一是新疆太遠，怕人情擔當不起；二是她把新疆的落後和新疆律師的水平給聯繫在一起了。

我給老人撥了個電話，我說，“老人家，我是新疆的高智晟律師，我自己有一個和鄒偉毅同齡的孩子，非常理解孩子在這種遭遇下父母的心情。我願意為孩子打這個官司。你見了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在作秀，我能給孩子提供一些實質的幫助。”老人當時在電話上就哭了：“高律師，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一個人稱我為老人家，沒有人認為像我們這種人還有人格，還有尊嚴……官司就交給你去打了。”

這個官司打得很艱難。首先這一選擇意味着巨大的家庭支出，我們在新疆，受害者在遼寧，相距幾千公里，單是我和我助手從烏魯木齊到丹東的單程機票就是五千塊錢。那時候我們還沒有什麼基金積累，可我愛人特爽快：“我們本來就是窮人，生活困難點沒什麼，我支持你。”

七月底接受了這個案子，我們用電話遙控，調查取證，陸陸續續共取得了十三份證據。十一月三日我和我的助手到了瀋陽，從瀋陽連夜坐了一晚上火車趕往丹東。為了節省時間，我們坐的是專門給小商販準備的列車，非常亂，但便宜。

到了丹東，一下火車就看到一個老太太，舉着一個牌，上面寫着“接新疆高律師”。我當時非常感 。因為不願意打攪人家，我沒有通知他們我們什麼時候到，沒想到老太太從十一月一日起每天舉着牌子在火車站等我。

我只顧自己感 ，可沒想到人家老太太一看到我心裡就涼了半截。後來我們無話不談時，老人對我說了真心話。她說，“我心裡跟你們這些西裝革履，很有派頭的人天然就有隔閡，這樣的人能給我們窮人辦事嗎？”

在丹東我們住的招待所是十五塊錢一個晚上，大白天，耗子在過道上肆無忌憚來回跑，把我的助手嚇得夠嗆。她問服務員：耗子這麼多怎麼住啊？服務員也很幽默，“小姐你放心，這樓下是一所中學的廚房，耗子只是白天來吃點東西。這的居住條件差，它們晚上不在這住。”

東北非常冷，飯館的飯、包子、稀飯都是冷的，老太太問我覺得東北怎麼樣，我說除了你老人家對我的熱情外，什麼都是涼的。

十一月五日我們開始緊張的工作。在我介入此案之前，孩子家曾經請過一位據說在當地頗有名氣的律師，人稱“周鐵嘴”。

周拿了孩子家一千塊錢，要求醫院給孩子賠償八千塊。這八千塊的案子被振興區法院一壓六年，周律師也黃鶴一去不復返了。而在另一方面，被告以十六萬聘請了兩位東北一流的律師，並揚言他們寧可掏一萬打這場官司，也絕不給孩子賠一分錢。經過一系列的調查、取證、計算，我發現本案的索賠數額應當遠遠不止八千，我要老太太把索賠調整到七十萬（其中精神損害索賠三十萬），送呈丹東中級法院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