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7日讯】（大纪元特邀记者易帆，记者郭若报导）从满山遍野寻挖药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样干活的煤窑童工，从为了混口饭吃参军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贩，从一个陕北的农家娃到赫赫有名的“杰出律师”，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个人奋斗，多少上天眷顾，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饥寒和奴役，欺压和屈辱，因为拥有那些浓浓的亲情和来自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爱，于是有了后来一宗宗惊动全国甚至海外的中国公民维权案，有了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愤然上书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也有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有喜有悲的失败和成功。二00五年的第一天，当北京的高智晟律师回顾他身后四十年的岁月时，充满感触的说“上天待我不薄。对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和残疾孩子一起维权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点意思的，或者说从新闻的角度看有些新闻亮点的，都是为弱势群体打的一些免费官司，给受害儿童提供了一些无偿的法律帮助，其余都是经济官司。
1998 年7月15日，“中国律师报”有一篇题为“他们要为孩子讨回公道”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叫邹伟毅的孩子的故事。1993年，孩子出生3个月的时候，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医院打吊针，由于医院大剂量的使用青大霉素，导致孩子双耳重度耳聋。这个官司，孩子和他的祖母，这一老一少，奔走了将近六年，医院分文不赔。最后老祖母拉着小伟毅双双跪在报社门口告状。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全国哪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愿意为孩子提供法律援助，请迅速与“中国律师报”联系。”
我读着报纸泪流满面，当即把电话打到北京，希望由我来给孩子提供法律帮助。报社的回应颇让我感到沮丧，他们谢绝了我，理由是新疆律师的援助会让内地上十万律师面子上过不去。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我，原因是全国毛遂自荐的十三家律师事务所，多多少少都要求受害人承担一点费用，至少是差旅费用，唯独一个律师声明不要受害人掏一分钱，那个律师就是我。
报社把由我给孩子代理的决定告诉孩子的姥姥，老人当场拒绝，为什么呢？后来她告诉我，一是新疆太远，怕人情担当不起；二是她把新疆的落后和新疆律师的水平给联系在一起了。
我给老人拨了个电话，我说，“老人家，我是新疆的高智晟律师，我自己有一个和邹伟毅同龄的孩子，非常理解孩子在这种遭遇下父母的心情。我愿意为孩子打这个官司。你见了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在作秀，我能给孩子提供一些实质的帮助。”老人当时在电话上就哭了：“高律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人称我为老人家，没有人认为像我们这种人还有人格，还有尊严……官司就交给你去打了。”
这个官司打得很艰难。首先这一选择意味着巨大的家庭支出，我们在新疆，受害者在辽宁，相距几千公里，单是我和我助手从乌鲁木齐到丹东的单程机票就是5千块钱。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基金积累，可我爱人特爽快：“我们本来就是穷人，生活困难点没什么，我支持你。”
7月底接受了这个案子，我们用电话遥控，调查取证，陆陆续续共取得了13份证据。11月3日我和我的助手到了沈阳，从沈阳连夜坐了一晚上火车赶往丹东。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坐的是专门给小商贩准备的列车，非常乱，但便宜。
到了丹东，一下火车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举着一个牌，上面写着“接新疆高律师”。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不愿意打搅人家，我没有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没想到老太太从11月1日起每天举着牌子在火车站等我。
我只顾自己感动，可没想到人家老太太一看到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后来我们无话不谈时，老人对我说了真心话。她说，“我心里跟你们这些西装革履，很有派头的人天然就有隔阂，这样的人能给我们穷人办事吗？”
在丹东我们住的招待所是15块钱一个晚上，大白天，耗子在过道上肆无忌惮来回跑，把我的助手吓得够呛。她问服务员：耗子这么多怎么住啊？服务员也很幽默，“小姐你放心，这楼下是一所中学的厨房，耗子只是白天来吃点东西。这的居住条件差，它们晚上不在这住。”
东北非常冷，饭馆的饭、包子、稀饭都是冷的，老太太问我觉得东北怎么样，我说除了你老人家对我的热情外，什么都是凉的。
11 月5日我们开始紧张的工作。在我介入此案之前，孩子家曾经请过一位据说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律师，人称“周铁嘴”。周拿了孩子家1千块钱，要求医院给孩子赔偿 8千块。这8千块的案子被振兴区法院一压6年，周律师也黄鹤一去不复返了。而在另一方面，被告以16万聘请了两位东北一流的律师，并扬言他们宁可掏一百万打这场官司，也绝不给孩子赔一分钱。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取证、计算，我发现本案的索赔数额应当远远不止8千，我要老太太把索赔调整到70万（其中精神损害索赔30万），送呈丹东中级法院立案。
开庭之前，法官劝我说，我们这个法院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从来没有超过5百块钱，坚持30万精神损害赔偿对你们风险太大，一旦驳回，你们诉讼费用、诉讼成本的支出就太大了。我说你的劝告在情理上是善意的，但程序上是违法的。案件还没有审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应该陪我30万？
从11月5日到11月9日早上5点钟，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了5天才把所有的开庭准备工作做完，9日早上洗把脸就上庭。
当天开庭的效果非常不错，我一进法庭就过去跟被告代理人——沈阳铁路局的卫生处处长握了握手。我对他说，“我非常欣慰地听到你那里有一百万的支付能力。可惜你在本案当中飞扬跋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把那一百万放好，将来你必定要为本案付出一百万。”
应该说我们在法庭上是以压倒的优势使得对方非常被动。整个评审，被告一方仰仗自己的资产规模和强势的社会地位，准备得很不充分。这个案件还有个有利因素，4 位法官有3位是女性。法庭辩论阶段我发言的时候，眼前闪过的一幕幕，都是孩子和她母亲、姥姥六年来奔波于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最高法院信访办、铁道部信访办、卫生部信访办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整个法庭抽搐一片，很多人都哭出声来了。
那天开庭开了7个小时，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家面馆。老太太说，“今天中午我们要请你吃一顿饭，如果今天中午你都不吃我的饭，你就太不近人情了。”
我说：“今天中午我还真想要你请我吃一顿，你要不请的话，就太不近人情了。”不过我提出一个条件：一碗牛肉面，不得超过三块钱的标准。
“好，好，好！”老太太很高兴。
当一人一碗面条摆上桌的时候，我发现多了两个5块钱的小炒。我当时心里别扭，扭头就走，后来觉得这样做对老太太是一种伤害，我又折回去，把那碗牛肉面端出来，站在门口吃。
我不是在演戏，我知道十块钱对这一家是个什么概念。长达四、五年，他们没有买过一次菜，附近的小商贩都知道，只要这家人回来，就能看到他们在市场拣菜吃。其中有个卖菜的只要看到他们，就送给他们一棵菜。后来我还专门去拜访过那位好心人。我说“您是真正的给孩子提供过实质性的帮助，但是你能做到，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做不到。”
庭审结束后，我谢绝了老太太要给我们买回程车票的好意，给孩子留下了两百块钱，离开了丹东。火车上接到老太太一个电话，老人在电话里大哭。原来由于她执意要和铁路局打这场官司，她的孩子都离开了她，并断言“这官司你打到老，孩子打到老，也打不赢！”后来老人的女儿，孩子的姨姨读了当地报纸对这个案子的报导，回家扑通一下跪在母亲跟前：“连非亲非故的高律师都从新疆跑来支持你，我太对不起你老人家了。”
老太太在电话上说，“高律师，你是个神人啊！你不仅仅给孩子提供了帮助，也使女儿回到了我的身边。”
……
由于对方的势力很大，这场官司一直判不下来，春节前我给法院发了几个言辞辛辣的传真，又给孩子寄了两百块钱。在付款留言栏上我给孩子写到 “新疆的高叔叔很忙，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你。”
就在春节前一天，老太太全家给我来了电话：一审判决赔偿41万，其中精神损害赔偿了20万。他们一家非常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两个41 万也不能弥补孩子和她家人遭遇的痛苦。那年春节我没过好，心里老压着这事。上诉吧，万一二审驳回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直到今天，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达20万的案例全国仅有4起，其中我手上就有3起。但如果不上诉，孩子的合法权益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当然，上诉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可能还要数次往返东北与新疆。
最终我还是决定上诉。99年4月19号开庭，16号我飞抵了沈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我女儿生日的前一天。二审我们多了个对手，孩子原来的律师“周铁嘴”因为对方多给了一点钱，竟然成了被告的律师。我们律师中间有这么一些毫无原则的东西，确实是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这场官司我们彻底给孩子打赢了。法庭最终判决孩子获得83.7万的赔偿，这是国内医疗事故赔偿最高的。
但是，这场历时将近七年的上访已经严重摧毁了这一家人的健康。七年来他们睡的是车站、码头、人行道，吃的是百家饭。小伟毅曾经向我炫耀的几张照片，都是在什么国务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门前照的。有一次孩子发高烧，姥姥到被告单位想求点医疗费，被告单位4个保安把她抬着从大门口扔了出来。老人回家后拿起菜刀一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头剁掉，对天盟誓：打不赢这场官司我就一头撞死在外面！
可以想见，受害人在这些所谓的“维权”过程中，身心需要付出何等惨烈的代价。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这官司再打十年八年，说不定你们还是健健康康的，一旦打赢了，大家的精神松弛下来，就都倒下了。
告别这一家的时候还有一段“斗智”的小插曲。老太太说，“现在官司结了，你必须听我一次，我给咱媳妇、小孙孙买了一小箱海鲜，你一定要带回去。”我说“没问题，我带。”我没理他们的百般阻挠，执意要把箱子打开，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里面有个塑料包，包了两万块钱。我把钱拿出来，老人家当时眼泪就流出来了：“高律师，我们永远都斗不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