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一月五日到十一月九日早上五点钟，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五天才把所有的开庭准备工作做完，九日早上洗把脸就上庭。

当天开庭的效果非常不错，我一进法庭就过去跟被告代理人——沈阳铁路局的卫生处处长握了握手。我对他说，“我非常欣慰地听到你那里有一 万的支付能力。可惜你在本案当中飞扬跋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把那一 万放好，将来你必定要为本案付出一 万。”

应该说我们在法庭上是以压倒的优势使得对方非常被。整个评审，被告一方仰仗自己的资产规模和强势的社会地位，准备得很不充分。这个案件还有个有利因素，四位法官有三位是女。法庭辩论阶段我发言的时候，眼前闪过的一幕幕，都是孩子和她母亲、姥姥六年来奔波于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最高法院信访办、铁道部信访办、卫生部信访办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整个法庭抽搐一片，很多人都哭出声来了。

那天开庭开了七个小时，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经过一家面馆。老太太说，“今天中午我们要请你吃一顿饭，如果今天中午你都不吃我的饭，你就太不近人情了。”

我说：“今天中午我还真想要你请我吃一顿，你要不请的话，就太不近人情了。”不过我提出一个条件：一碗牛肉面，不得超过三块钱的标准。

“好，好，好！”老太太很高兴。

当一人一碗面条摆上桌的时候，我发现多了两个五块钱的小炒。我当时心里别扭，扭头就走，后来觉得这样做对老太太是一种伤害，我又折回去，把那碗牛肉面端出来，站在门口吃。

我不是在演戏，我知道十块钱对这一家是个什么概念。长达四、五年，他们没有买过一次菜，附近的小商贩都知道，只要这家人回来，就能看到他们在市场拣菜吃。其中有个卖菜的只要看到他们，就送给他们一 菜。后来我还专门去拜访过那位好心人。我说：“您是真正的给孩子提供过实质的帮助，但是你能做到，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做不到。”

庭审结束后，我谢绝了老太太要给我们买回程车票的好意，给孩子留下了两块钱，离开了丹东。火车上接到老太太一个电话，老人在电话里大哭。原来由于她执意要和铁路局打这场官司，她的孩子都离开了她，并断言“这官司你打到老，孩子打到老，也打不赢！”后来老人的女儿，孩子的姨姨读了当地报纸对这个案子的报导，回家扑通一下跪在母亲跟前：“连非亲非故的高律师都从新疆跑来支持你，我太对不起你老人家了。”

老太太在电话上说，“高律师，你是个神人啊！你不仅仅给孩子提供了帮助，也使女儿回到了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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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方的势力很大，这场官司一直判不下来，春节前我给法院发了几个言辞辛辣的传真，又给孩子寄了两 块钱。在付款留言栏上我给孩子写道“新疆的高叔叔很忙，但心里始终没有忘记你。”

就在春节前一天，老太太全家给我来了电话：一审判决赔偿四十一万，其中精神损害赔偿了二十万。他们一家非常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两个四十一万也不能弥补孩子和她家人遭遇的痛苦。那年春节我没过好，心里老压着这事。

上诉吧，万一二审驳回二十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事实上，直到今天，精神损害赔偿数额达二十万的案例全国仅有四起，其中我手上就有三起。但如果不上诉，孩子的合法权益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当然，上诉还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可能还要数次往返东北与新疆。

最终我还是决定上诉。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开庭，十六日我飞抵了沈阳。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是我女儿生日的前一天。二审我们多了个对手，孩子原来的律师“ 周铁嘴”因为对方多给了一点钱，竟 然成了被告的律师。我们律师中间有这么一些毫无原则的东西，确实是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这场官司我们彻底给孩子打赢了。法庭最终判决孩子获得八十三点七万的赔偿，这是国内医疗事故赔偿最高的。但是，这场历时将近七年的上访已经严重摧毁了这一家人的健康。七年来他们睡的是车站、码头、人行道，吃的是 家饭。

小伟毅曾经向我炫耀的几张照片，都是在什么国务院信访办、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门前照的。有一次孩子发高烧，姥姥到被告单位想求点医疗费，被告单位四个保安把她抬着从大门口扔了出来。老人回家后拿起菜刀一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头剁掉，对天盟誓：打不赢这场官司我就一头撞死在外面！

可以想见，受害人在这些所谓的“维权”过程中，身心需要付出何等惨烈的代价。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这官司再打十年八年，说不定你们还是健健康康的，一旦打赢了，大家的精神松弛下来，就都倒下了。

告别这一家的时候还有一段“斗智”的小插曲。老太太说，“现在官司结了，你必须听我一次，我给咱媳妇、小孙孙买了一小箱海鲜，你一定要带回去。”我说“没问题，我带。”我没理他们的般阻挠，执意要把箱子打开，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里面有个塑料包，包了两万块钱。我把钱拿出来，老人家当时眼泪就流出来了：“高律师，我们永远都斗不过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