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酬勤

一九九六年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我一九九四年自学大专毕业，一九九五年考取了律师资格，一九九六年开业当律师。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和家里的经济环境。母亲最近对别人说她享了七年福。算起来就正是我做律师的七年。母亲苦了一辈子，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终于尽了一些力量让她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从部队复原后，我四处打工、推著小车走街串巷卖菜，什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未来我会好起来的。

一九九一年我卖菜，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撕下半张报纸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报纸捡起来，是《法制日报》，上面写著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只要每年能考过一门，十四门课程大不了十四年就能拿下了。

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坐公共汽车，也保证是一个手抓著扶手，另一个手在读书。心里总在告诉自己：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结果很幸运，头一年我报考三门，三门都过了。十四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一九九四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

毕业那天人们很激，许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师资格。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等我把那套《律师资格考试》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一九九四、九五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的录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一个年届三十、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一八十七元的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一 八十七元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拚搏还没开始，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

律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试前三个月，我和另外四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两块钱一晚上，每天学习到早晨五点，用冷水洗把脸就去上班。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我。

我就是未来的律师，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 。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一九九四年的辅导课有五多人。年轻人喜欢互相攀比，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我说，「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如果我们新疆考生要和全国水平持平，今年我们这五 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

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著我说：「高智晟，就是考上一 个也不会有你。」

我那时自尊相当脆弱，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晓波（化名）。怎么，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方晓波，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趁著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它会让你记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软乎：「好！大夥作证，明年别说他来讲课，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辈子老师！」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在那五、六 听课的考生当中，果然就有方晓波。
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方晓波」。

军人嘛，「到！」他刷地就站笔直了。

我说：「您坐下。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这事以后，咱俩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课讲完以后，方晓波上来问我：「高老师，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说：「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下子？」
我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一下子」。

那一年，我经常早早起来，对著麦田，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办公大楼，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穿得比较单薄。厕所有暖气，我要待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对著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才走进人家的办公室。

大部分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

我没有这些关系，都是实话实说。我为大学、工厂、企业、部队举办了四十七场免费的法制报告，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

包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我设计、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然后跑到律师学会作决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他们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什么。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五人听课，如果有五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我站在门口让每个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

最被自己感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请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六元的红包，另一方面每次讲完课坐公车回家，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两个站下车；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经常是饿著肚子。这一年，我大规模的、多次的、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备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锻鍊和考验了自己的韧 ，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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