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12日讯】（大纪元特邀记者易帆，记者郭若报导）从满山遍野寻挖药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样干活的煤窑童工，从为了混口饭吃参军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贩，从一个陕北的农家娃到赫赫有名的“杰出律师”之一，这一路走来，有多少个人奋斗，多少上天眷顾，谁都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经历过那些饥寒和奴役，欺压和屈辱，因为拥有那些浓浓的亲情和来自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爱，于是有了后来一宗宗惊动全国甚至海外的中国公民维权案，有了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愤然上书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也有了许许多多有声有色，有喜有悲的失败和成功。二00五年的第一天，当北京的高智晟律师回顾他身后四十年的岁月时，充满感触的说“上天待我不薄。对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天道酬勤

96年我们家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我94年自学大专毕业，95年考取了律师资格，96年开业当律师。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快，迅速的扭转了自己的人生和家里的经济环境。母亲最近对别人说她享了七年福。算起来就正是我做律师的七年。母亲苦了一辈子，在她晚年的时候我终于尽了一些力量让她过上了一段好日子。

从部队复原后，我四处打工、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什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但心里还有一种期待－－未来我会好起来的。

91 年我卖菜，那时候还没有小塑料袋，很多机关的干部是用报纸包菜，记得那天有个人买我的菜的时候，撕下半张报纸包菜，另一半扔在地上走了。我把他扔下的报纸捡起来，是《法制日报》，上面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自学法律大专将是考取律师的最佳途径。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心里跃跃欲试：只要每年能考过一门，14门课程大不了14年就能拿下了。

那几年我走路在看书，坐公共汽车，也保证是一个手抓着扶手，另一个手在读书。心里总在告诉自己：我在积蓄成功的能量。结果很幸运，头一年我报考三门，三门都过了。14门课程我两年半全拿了下来，94年获得法律大专文凭。

毕业那天人们很激动，许多人和朋友、家人一起庆祝去了，我心里很平静，因为这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的目标在大专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清晰了，就是要考取律师资格。拿到毕业证书我迳直就奔书店。等我把那套《律师资格考试》大致翻完之后已经浑身是汗。94、95年考取律师资格只有1％的录取率，考生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一个年届30,半路出家的泥腿子，成功的机率几乎等于零。

我在书店里徘徊了许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下这套价格187元的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非常拮据，187元不是个小数目，更要命的是，拚搏还没开始，失败似乎已经摆在那了。翻来覆去考虑的结果，我还是把那套书抱回了家。

律师资格考得异常艰苦。人家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试前三个月，我和另外4个考生在一家招待所包了间房子，两块钱一晚上，每天学习到早晨5点，用冷水洗把脸就去上班。那时候心情非常亢奋，感觉今年考试只要有一个人成功，那就是我。我就是未来的律师，应该说那种亢奋状态使我支撑了下来。那一年我考上了。

有些事情现在看上去很具戏剧性。每年律师资格考试之前，律师学会都要请资深律师给应考生讲课。94年的辅导课有五百多人。年青人喜欢互相攀比，像我这样低学历的考生，很多人根本瞧不起。那天课间休息时大家在那玩，我说，“有一个数字大家要是知道的话，可能都不会这么开心了。如果我们新疆考生要和全国水平持平，今年我们这五百人里面只能考上五个人。”

当时就有一个很牛比的，二十来岁的正连级的军官冲着我说“高智晟，就是考上一百个也不会有你。”

我那会自尊相当脆弱，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上去就把人家的衣领揪住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晓波（化名）。怎么，你要打架？”

我狠狠地扔给他一句话“方晓波，明年你就在此地听我讲课。”趁着那家伙惊讶得目瞪口呆，我又加了一句：“记住高智晟这个名字，它会让你记住一生。”

姓方的也不软乎：“好！大伙作证，明年别说他来讲课，只要他能考上，我叫他一辈子老师！”

……

第二年，我果然登上了给律师资格考生讲课的讲坛，在那五～六百听课的考生当中，果然就有方晓波。

我往讲坛上走的时候喊了一声“方晓波”

军人嘛，“到！”他刷的就站笔直了。

我说：“您坐下。去年咱俩约定再次在这个教室里共同学习，看来我们都是说话算数的，只不过今年的学习你我是面对面的。”

这事以后，咱俩做了朋友。

那一次的讲课效果很不错。课讲完以后，方晓波上来问我：“高老师，你怎么一下子就到了今天这一步？”我说“你小子今年还考不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下子，而不是两下子或者一百下子？”

我说的是事实，对我来说那的确不是“一下子”。

那一年，我经常早早起来，对着麦田，把稻麦当成听课的人给他们讲课。只要有时间我就去推销自己。乌鲁木齐的冬天非常冷，冻得你面部的肌肉都麻木了，每到一家办公大楼，我一定是直奔洗手间。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穷，穿得比较单薄。厕所有暖气，我要呆在那里面，什么时候对着镜子觉得说话自如了，才走进人家的办公室。

大部份律师推销自己都是标榜自己跟法官如何如何有关系。我没有这些关系，都是实话实说。我为大学、工厂、企业、部队举办了47场免费的法制报告，最多的时候听众有几千人。那些单位后来大都成了我的客户。

包括给考生讲课的机会也是这么争取来的。我设计、打印了讲课效果问卷调查表，然后跑到律师学会做决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我想给考生讲课。他们很惊讶，问我是谁。我说我去年是听课的考生，我最知道考生需要什么。你今年给我一个机会，500人听课，如果有5个人在我第一堂课讲完以后说我讲得不好，我站在门口让每个人抽我一巴掌。

我做的所有这些不是因为跟谁打了那场赌，我是以极高的亢奋和热情准备迎接未来在律师领域的搏击。

最被自己感动的是那一年我没有拿过听课单位的一个红包，没有吃过他们的一次“请客”。一方面每作完一场报告我拒绝了至少有五、六百元的红包，另一方面每次讲完课坐公车回家，我经常为了节省一毛钱而提前一、两个站下车；因为吃不起外面的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这一年，我大规模的、多次的、高频度地对一个律师所必需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了砺练，锻练和考验了自己的韧性，也奠定了自己在律师行业中的操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