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智晟律師成為中國民眾維權抗暴的中心人物,對訪民的遭遇了解越深,悲憫之心越沉重。記述一個個受迫害案例的血與淚,即漸釋着中國的沉重。《神與我們並肩作戰》序
文 ◎ 高智晟
“我們不幸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我們已經歷和見證了世間任何民族都不堪經歷和見證的苦難!
我們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我們將經歷和見證世間最偉大民族的結束苦難歷史的過程!”
這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面對幾十名上訪同胞時的一段熱淚滾面演講中的結束語。
我本非習文之人,如此,則更與著書無緣,尤以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沉悶的時代。
在這個“避席畏談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時代,在這個大部份同胞已習慣了、甚至是適應了黑暗及虛假的時代,我的文字不僅為專喜黑暗的專制獨裁者所恐懼及仇視,部份文字中的那些帶激情、帶鋒芒及血性,尤以文字間剝露專制政權令人髮指的罪惡的真實的鋒芒,這些鋒芒有時刺破包圍着我們同胞的厚厚黑暗時,已長久適應了或者被迫適應了黑暗的那部份同胞對這種穿透濃密黑暗而照在自己臉上的光束一時還極不習慣,這也決定了我的文字在中國大陸“水土不服。”
這個時代我們承受的也並不完全都是失去。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也有許多的特別獲得。對於一個只有三年初中“受教育”經歷者而言,能寫出有一些人喜看的文字,甚至是被着成書的文字,這無論如何也能算得上是一種獲得。
實在不是我本人喜好沉重,但談到我的文字卻離不開要談沉重,沉重讓我思考,沉重讓我行動之餘拿起了筆,用筆去書寫沉重,同時期冀通過書寫沉重來漸釋中國的沉重。
嚴格意義上,我應算是個行動者,而非思想者,更非什麼體系的建立者。酣暢淋漓,直抒心聲,許多文字大多是應景即興之作,文字間多有邏輯及文字本身的技術缺陷!對此我的心常有些不安!在一些記述真相的文字中滾動着慘烈、血腥、苦難人民的沉痛以及那些自由信仰者高貴的人格和堅貞不屈的人性。但任何激越的文字,都無以展示今日中國專制獨裁者的陰暗、凶蠻及對人類文明戕害的慘烈狀,儘管我力圖使我的文字具有這樣的功能,但當你掀開黑暗中國的一角時,你會驚嘆於文字功能本身的蒼白及柔弱!
非文明力量橫行無羈的今日中國,醜化美,美化丑的文字大行其道!病態的中國社會不能接受我這樣的文字,我期待着能接受這樣文字的中國。
我們更加殷切的期望不再需要用這種文字記述的中國社會早日到來。
===========================================================================
與神並肩作戰的農娃
文 ◎ 華明
因為良知,選擇站出來替法輪功修煉者及弱勢群體討公道的“中國的良心”高智晟律師,慘遭中共殘酷地迫害。其用生命所走出來的維權之路,已喚起越來越多人的良知,共同阻擋中共昏天黑地的“惡法”蔓延。
從一個陝北農娃成長為全國十佳律師,中國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一生充滿傳奇,他本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度此一生,卻走上了為弱勢群體艱難維權之路,特別為法輪功三次上書中國最高當局,呼籲“必須立即停止滅絕我們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蠻行徑”後,慘遭迫害以致一無所有,其妻小為躲避迫害,今年一月九日悲憤出走中國,輾轉於三月十一日抵達美國。而他自二月四日被綁架,至今生死未知。
中國的律師何止千千萬,為何高律師敢仗義執言?回顧高律師的成長之路,其母親的敬佛行善深深影響他的為人,陝北古老質樸的民風鑄造他的鋼骨柔腸。他稱,用“顫抖着的心和顫抖着的筆”記述着法輪功學員的慘烈遭遇,而“作為律師,作為中國人,我無法選擇沉默!”他的道德勇氣來自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和信仰的薰陶,他相信邪惡必敗,因為“面對邪惡,神與我們並肩作戰。”
如今高智晟律師被譽為“中國的良心”,二零零八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並成為中國維權運動的領袖之一。高律師的行動已喚起越來越多的人走向維權之路,人們日益覺醒,中共任意迫害民眾,造成的人權災難,不只危害法輪功和高律師,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而高智晟及其維護的法輪功群體,是在用生命阻擋中共昏天黑地的“惡法”蔓延!
由維權認清中共本質
由於本身來自社會底層,高智晟對朋友和弱勢民眾充滿同情,但對強權勢力卻不願屈服。相反,在普遍奴性的環境中,高智晟對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政府和草菅人命的中共獨裁政黨表現了超強的對抗毅力。
他說:“我當律師打的第一起官司就是免費官司,之後每年三分之一的精力是給窮人免費打官司,七年來我始終堅持了這一點。”無溫飽之憂後,他“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那些比較大、比較寬廣的領域——社會群體的不公平和制度層面上的不公平。”
二零零四年末,高智晟親身介入石家莊法輪功學員黃偉的案子,零距離感受到黃偉遭受的非法待遇,他感到真正恐怖的是“整個‘六一○’的體系在法外控制着一切。 ”他去了三家法院,都不給法輪功案件立案,並警告他繼續做下去很危險。他說:“這是何等的荒唐!律師尋求體現國家法律價值成了一種危險,違法亂國的倒站到了道義的制高點,他要處理你!”
“作為律師我心裡很清楚,中國權力的運作不僅僅扭曲,很多情況下比流氓還無常,隨時一個情緒化的判斷就可以把你投進監獄。但是,很多事情是需要鬥爭的。”“在法輪功這個問題上,如果全體公民整體性的視而不見,這個恥辱和道義的包袱我們還要背多少年?如果所有的律師悄聲無息,未來在這個問題上律師有何顏面去面對歷史?”
高律師提出:“國家運作沒有規則或濫用規則,弱勢群體的權益不斷受到侵害,政府官員貪婪無恥,執法人員違法亂紀,獨立司法判斷制度的完全缺位,社會整體的不誠信和不道德……,執業七年,可以說我們每天都被這種氛圍所包圍着。”
在經歷了一個個維權案後,高律師明白了“這個制度不需要律師”,“它在形式上做足了一個文明社會的姿態,在實踐當中一刻也忘不掉,永遠舍不去流氓的行為;一邊堅持黨權大於一切,行政權力遠在法律之上,一邊高喊‘依法治國”,說得好聽是空談,說得不好聽是欺騙。”
他說:“回想當年自己步入律師領域時可以說連血都是沸騰的,以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國家肯定是支援的,但在相當一個時間階段以來,我對此目標已經徹底的悲觀,改變社會價值的願望可以說成了一種惡夢……”
三次為法輪功上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高智晟先生在調查了一些被中共警察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後,發出“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提出法輪功人員是不是中國公民?是不是享有中國公民權利?是不是要受中國憲法的保護?
零五年十月十八日,高律師寫出第一封公開信給中共領導胡錦濤和溫家寶,根據他的調查,他說:“一些地方當局對信仰法輪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隨心所欲的地步,我們無法接受這種公然反人類的野蠻暴行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發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國的現實。”
十一月二十九日,高律師及同事擺脫了約二十名便衣的跟蹤圍堵,開始新一輪十五天的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調查,他們幾乎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持續奔走於濟南、大連、阜新、長春市等地。十二月十二日,高律師以“必須立即停止滅絕我們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蠻行徑”為題,再次公開上書胡錦濤和溫家寶。
他表示,用“顫抖着的心和顫抖着的筆”記述着那些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六年來的慘烈境遇。他說:“十幾日的調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徹心肺的真相,‘六一 ○’辦公室,至少可以這樣稱謂它——國家政權內且高於政權力量的黑社會組織,它是可以操縱、調控一切政權資源的黑社會組織。”
他說:“我們看到了,被以‘六一○’為符號化的權力,正在持續地以殺戮人的肉體及精神、以鐐銬和鎖鏈、電刑、老虎凳等形式與我們的人民‘打交道’,這種已完全黑社會化了的權力正在持續地折磨着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姐妹、我們的孩子及我們的整個民族。”他呼籲:“立即停止針對自由信仰者的血腥鎮壓。”
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高智晟發表退出中國共產黨書面聲明。零六年二月四日六時開始,高律師就太石村事件、汕尾事件等維權活動,發起全國性維權接力絕食運動;自《大紀元》三月曝光法輪功學員在瀋陽蘇家屯被活摘器官後,他公開表示要參與調查蘇家屯事件的真相……,然而,他的一系列維權活動激怒了中共。
全家人遭嚴密監控
就在高律師發給胡溫第一封公開信的第二天、零五年十月十九日,高律師說:“我家遭到赤裸裸的電話威脅,第三日起,每日平均不低於十輛的小轎車、不少於二十人的便衣開始了針對我全家的二十四小時圍堵、盯守及跟蹤。到第十五日,我的律師事務所被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勒令停止執業。”

中共派出特務對高律師進行持續的貼身監視,高家在此過程中承受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圖為在高家樓下騷擾的特務們。(新紀元)
在幾十名特務的監視、恐嚇、包圍、跟蹤、尾隨下,高律師仍然每天發文章,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揭發中共的暴行,通過海外媒體,向全世界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迫害維權人士的罪行。二零零六年二月高律師返陝北家鄉拜祭母親,遭全程跟隨騷擾,最後被迫提前返回。八月十五日他在山東姐姐家被十幾名闖入的便衣秘密拘捕,九月二十一日,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高律師正式拘捕。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法院判處高律師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六日下午,遭到嚴密監視的高律師,終於打通維權人士胡佳的電話。第一次公開向外界講出他從零六年八月十五日被捕後受到的迫害。高律師說,被捕後的一百二十九天中,他被扣住雙手的時間是六百小時,被固定在特製的鐵椅子上的時間是五百九十多小時,被左右雙向強光燈照射的時間是五百九十多小時……
同時,高律師的家庭也一直受到二十四小時的監聽監控和軟禁,甚至對高律師年僅十幾歲的女兒格格和不滿五歲的兒子,中共也派特務長期跟蹤監控。而對高律師妻子耿和長期施加的恐赫威逼騷擾,已使她幾度萌發自殺之念。
丟失傳統價值觀是動亂根源
在高律師的公開信中,他認為,迫害之所以泛濫,是因為中共摧毀了中國人的“良心”。他說:“公開的政治壓力加利誘,摧毀了警察最後的一絲善良本性,人性惡的一面迅速發酵膨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線不再被顧及,警察實際上也是這次喪失人性的瘋狂運動的受害者。”
而“現政權的殘暴、愚蠢及無法無天的時間與它存在的歷史一樣的長”。可是很多中國人選擇了沉默。高律師說:“我們的民族中幾十年來最缺乏的,即是我們缺乏保守及滋育我們民族道德價值的信仰根基,這是我們民族幾十年來持續動盪的亂源。”
顯然,如果更多的人站出來對中共說“不!”,中共是不是就不敢這樣為所欲為,不敢對法輪功下毒手,也不敢如此對待高律師?如同高律師所說,“我想提醒今天共產黨在全球的那些‘好朋友’、‘好夥伴’們:共產黨對國內人民愈發蠻橫及冷酷的十足底氣,是被我們和你們一同給慣出來的。”
高智晟先生說:“在中國,赤裸裸的踐踏人權、侵犯人權不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你要把他踐踏人權、侵犯人權說出來是一種危險。你知道,我是在中國長大的,如果我不知道這危險,那可能也是一種糊塗。但是,因為知道這危險,所有的人不說話,這也是說不過去的。因為我們看到的罪惡太多太多了,而中國鴉雀無聲。”
然而,中共體制中的官員不懂得何為良心道德,也不具備這樣的“人性”,不但對法輪功的迫害有恃無恐地繼續着,而且,迫害的黑手已伸向高律師本人。
多次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高智晟先生在〈致美國國會議員的公開信〉中再次猛烈抨擊中國存在的幾乎所有嚴重侵害人權的現象,包括對法輪功的嚴酷鎮壓後,二十一日夜裡,中共再次把高智晟秘密綁架。此後,全世界都不知道高智晟哪裡去了。
直到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他在當年被警察圍困的北京家中撰寫的一文〈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輾轉海外公開發表,才披露出他被捕後所受到的酷刑:“四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感到所擊之處,五臟六腑、渾身肌肉像自顧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王姓頭目四次電擊我的生殖器,一邊電擊,一邊狂叫不止。”
“(王姓頭目說)‘你丫的不是說共產黨用酷刑嗎,這回讓你丫的全見識一遍。對法輪功酷刑折磨,不錯,一點都不假,我們對付你的這十二套就從法輪功那兒練過來的,實話給你說,爺我也不怕你再寫,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沒有啦!把你弄死,讓你丫的屍體都找不着。’”
“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在那裡,人的語言,人類的感情沒有了絲毫力量。”這樣的折磨持續到第三天下午時,高律師猛地撞向桌子,試圖自殺,但未成功。他感謝全能的上帝救了他。
這樣的殘忍無道,只要良知尚存,都會質問:中國是否有法律?中國人是否還有人權?中共如此下作難道不是黑社會作風?!如此下流難道不是流氓做派?!而這一切都只是因為高律師揭露了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迫害弱勢人群的真相。
國際關注和聲援
高智晟先生遭受如此令人髮指的酷刑,令全世界正義人士為之震驚和憤慨,美國之音、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德國之聲、自由亞洲電台等各國媒體紛紛報導表示關注。總部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香港維權律師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三月十八日宣布再次展開逢周三的二十四小時絕食行動,以聲援高智晟等仍被迫害的大陸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直至中共當局停止打壓。
何俊仁說:“我呼籲全世界包括內地支援維權律師的朋友,一起參與我們的絕食行動。”關注組指,至今已有四千多人簽名聲援,包括來自香港、台灣、美國、澳洲等地,參與絕食人數在大陸已達到十六個省市,有八百多人。
國際特赦、人權觀察、中國人權、營救高智晟聯合會和高智晟之友會等組織也都發表聲明,譴責中共暴行,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高智晟。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孔傑融三月十九日表示,北京應交待人權律師高智晟的下落。
早在幾年前,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全票通過一項決議案,敦促中共當局立即停止騷擾高智晟、恢復他的律師營業執照,並促請中共政權停止迫害為保衛人權而努力的其他律師。
高智晟先生在今年二月四日被國安從山西老家帶走後,再次傳出遭到被虐打的消息,並就此失蹤。而中國外交部三月十七日卻否認曾虐待高智晟一家。◇

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斯考特(左)與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右),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高智晟律師。(AFP)
========================================================================
傳統文化打造出的鋼骨柔腸
文 ◎ 華明

黃土高原孕育出鋼骨柔腸的男子漢高智晟。(新紀元資料室)
明知面對的是暴政強權,高智晟仍心懷善意一封封地向中共高層領導發公開信,為弱勢群體吶喊。他完全意識到,公開信很可能是簽發給自己的死亡證書,但良心促使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是什麼長養他如此剛強又憐憫博愛?一九六四年,高智晟出生在貧苦的陝北農村,他記憶中父親的夙願是“什麼時候才能吃頓飽飯?”十歲那年父親去世,家中傾家蕩產,七個孩子,老大十七歲,小的才兩三歲。他幾個哥哥,包括姐姐到了十四、五歲時都到外面去“自謀生路”了。
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年,高智晟和弟弟滿山遍野挖藥材維持生計,整整幹了兩年。十五歲那年,高智晟和弟弟出外打工,在陝西的黃陵煤窯里挖媒。一次塌方,弟弟的腿給砸了,骨頭都露出來了。兄弟倆就這樣被老闆趕了出來。
高智晟說:“那一幕是很悲慘的,書上經常說舊社會窮人牛馬不如,我們那回真是牛馬不如,可那是一九八○年。”“那時候死個人真的就像死個螞蟻。”之後為了混口飯吃,他當兵三年,在接到復原命令時,意識到要回老家種地,感到“希望突然幻滅”,他一下就蹲下了,鼻子流了好多血。
從部隊復原後,高智晟“四處打工、推着小車走街串巷賣菜,什麼都干,活得狼狽且渺茫。”一九九一年的一次賣菜時,他偶然看到《法制日報》上寫着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十五萬名律師,因此決定自學法律大專來考律師。那幾年,他大規模的、多次高頻度地對律師所必備的語言藝術、語速和應對各種大場面的從容進行歷練,打下做一個優秀律師的基礎。
一九九四年,高智晟自學大專畢業,九五年考取律師資格,九六年開業當律師,迅速扭轉了自己的人生和家裡的經濟環境。二零零一年,在司法部與央視聯合舉辦的活動中,高智晟獲選為中國十佳榮譽律師。零五年的第一天,當高律師回顧四十年的歲月時,充滿感觸的說:“上天待我不薄。對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高智晟經歷過饑寒和奴役,欺壓和屈辱,為解脫更多人的屈辱,他承接了一宗宗驚動全國甚至海外的中國公民維權案。(AFP)
敬佛行善的母親高智晟從律師執業第一天開始,就“義不容辭”地走入扶持羸弱,護衛弱勢群體的角色。或許當初他並沒想到,一個維權律師要比其他的律師承擔更為深重的道義,付出加倍的艱辛,甚至付出生命。然而,出於“道義”,他堅定地走上維權律師的道路。
高智晟的人生觀應該說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母親。他說:“母親的道德力量價值,並不取決於我的認識及我手中的這支筆。但無論如何,我的這支筆是無法窮盡母親在道德力量方面所積累的厚重底蘊。母親對奶奶的孝順遠近聞名、母親的扶助窮人之舉、母親一生敬天行善,對佛信服的虔誠狀令人感泣。”

當上律師的高智晟和母親李桂蓮。(網路圖片)
“ 我常常為母親信服佛以及行善之舉,感動的熱淚漣漣。前幾年,盜墓賊常常在行竊後,將無辜的、無主墳者的遺骨扔得漫山遍野,母親不遺餘力,自己掏錢置辦木匣子將之掩埋。逢年過節,從未忘了囑咐一群孫男孫女去給‘他們’燒紙。擺脫貧窮後的母親並未忘了對窮人的濟助。”高智晟也總是施捨乞討者,他說:“咱們要慶幸自己掏得起。”高智晟母親去世,他在奠祭文中說:“二十多年後,我成了在弱勢階層頗具聲名的律師,常有拄着拐杖、坐着輪椅、無交費能力者被其他熱心的律師同行帶到我的辦公室時,我總能想起母親扶助窮人的情景,我每每會心一笑,當今天想到之時,我的淚水已熱淚泉涌,母親已躺在我面前的棺材中。”
高智晟的摯友,被國保非法拘留了五個月的趙昕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對高智晟的人品做了非常貼切的描述,他說,“高智晟是一個心地非常柔軟、善良的人……他是心地很善良、高貴的人。”
陝北民風古老質樸
要說起來,高智晟從始至終都沒上過什么正規學校,初中三年還是到十多里開外的山上中學讀書。雖然以優異成績考上縣重點高中,但因家中無錢而輟學。因此沒有受到中共黨文化系統的“教育”。既沒有中共壓制下知識份子的“奴性”,也不像那些“老運動員”那樣人性麻木,明哲保身。
而由於極度的貧窮和閉塞,高智晟小時所在的小學也完全沒有煩瑣的黨文化薰陶。一位當年在陝北下鄉的北京知青說:“村民告訴我們,村子的小學校從來沒有少先隊組織,更不需要什麼班幹部,孩子們沒有高低等級之分,相處得自然和諧,這裡的孩子生活在講究厚德勤和的底層民間,養成的是和為貴的柔和的思維方式。”
當城市孩子們浸浴在愛黨的文化中,接受着繼承革命造反傳統的教育時,陝北的小智晟們卻沉浸在淳樸的古民風文化中,接受的是陝北千年流傳的古訓,耕讀傳家的教育。當城市孩子們要求進步入隊入團時,陝北的小智晟們要實現的是下一頓飽飯的願望,黨文化與黃土高原的這些農家孩子無緣。
而高智晟就是在這貧苦生活的磨難中,天然生成腳踏實地,勤勞隱忍,謀生養家的本能。因此,是陝北的古老質樸的民風、陝北百姓的正直樸實的立身處事哲理、陝北的厚重文化的浸浴,以及高智晟敬佛行善的樸實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蘊育出這位傑出的維權運動領袖。◇

中國律師的脊梁——著名大律師高智晟。(新紀元)
【轉自第114期《新紀元周刊》2009.03.26-04.01出版“封面故事”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