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袁先生文章的前一天，我接到国内所有的电话的内容，都是认为我不应当给全国人大及吴邦国写公开信，清一色地认为这样做非常危险。在同一天里，包括处在生命最后阶段的母亲在内的家人共打了四个电话给我，无不表达对我这种行为的担心。我的母亲告诉我：“社会上公开存在的不公平全国人都知道，那么多当大官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不清楚的，没有一个敢去讲，为什么就非得你一个平头百姓去讲！”我要说自己不孤独，肯定也没有人相信。

非常感谢袁先生对我的理解，形单影孤的独处、独行大致上算得上是一种孤独，但袁先生文中点到的我的孤独的内核是，我以我认准的方式去思想、去选择，这种思想及选择有时让人痛苦以至绝望，岂止是孤独了得。

适者生存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法则，我有时候向周围一些好友谈及我的孤独及痛苦时，多有朋友建议我超然些。一些朋友告诉我，在当今中国社会，麻木即是一种超然，超然至麻木是一种境界，否则你只能独享痛苦。而麻木本身并不单单是可以减少痛苦，最主要的是，麻木者基本能保障安全。麻木至不仁时，你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获得。我的孤独之苦源于我的思想，在我的社会里，不停地思想就会有不断的痛苦。

最近我到新疆喀什市为一个残疾孩子提供法律援助，那里发生的两件事久久萦绕在我的思想中。一件是国家民委的一位领导人的公子在喀什市，光天化日之下对一名无辜的公民血腥施暴，由于这位公子哥身上无特别标签，警察当然要去制止，不想，接下来在那些执法者眼前发生的丑剧令人齿寒。当公安干警制止时，那位暴徒公子大声呵斥道：“我是XXX的儿子，你们这群狗哪个敢给我再一下，你们的政法委书记是谁，叫他十分钟内赶来见我，否则，我让他马上滚蛋！”接下来的事是，那群被唤作是狗的警察清一色地战战兢兢，当地政法委书记应时而至。

政法委书记一到，这位暴徒公子狂叫不止，当着这位书记的面把已倒在地上的受害人又一轮暴打。后来的结果是，若干“人民警察”被骂了个狗血喷头，暴徒公子被作了很好的安抚。受害人被抬至医院，由被唤作是狗的警察看管起来，以免受害人伤好后去告状。

另一件是，在一次聚会时，地税部门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喀什地区麦盖堤县国税局局长蔡军是个有妇之夫，其利用职权，公开与一位从事个体经营的普通公安干警的妻子同居，被那个干警发现后告发，蔡不但未得到任何处理，那个干警却从此麻烦不断。

当地许多姓对其恶行是敢怒不敢言。去年的一天，蔡军半夜喝醉酒后又去姘头家，由于看门的老大爷一步来迟，被蔡暴打致死。由于蔡是该市公安局局长的铁哥们，蔡的弟弟在公安局任要职，打死人后至今逍遥法外，官照当，恶照行。无巧不成书的是，回 后，接到一来自喀什的匿名控告信，信中历数无数恶行者就是这位蔡军。这样的事发生本身是令人恐怖的，但更令人恐怖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机器在这类暴虐者面前所表现出的包容。我的痛苦即在于，这种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很快即被人们遗忘的事被我知悉后，我无任何能改变之的方法，但我无法忘掉这些事，这无论如何不能不算是一个漫长的悲剧。

我的思想方式注定我的痛苦及孤独，绝大多数人因为央视“焦点访谈”门前排长队情形的出现及存在而欢呼雀跃，但其给我带来的却是别样的痛苦。有人庆幸说，从“焦点访谈”现象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我接受的恰恰是相反的。我曾撰文指出，“焦点访谈”门前排长队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所在，它的存在表明，所有应为公民办事的国家机构功能的完全丧失，至少是公民对这些机构存在价值的彻底抛弃，是为人们舍弃法定负有办事义务的机构而到一个并不具有法定办事职责及功能的电视台门前排队乞求的最直接原因，这种思考是痛苦的，同时，这种方式的思考者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