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常常為我們這個社會所謂的主流媒體的責任頹廢、道德淪喪痛心不已，所謂自尋煩惱。前幾年，鐵道部的一個漲價聽證作秀之舉，讓全國媒體雀躍至癲狂，但我的痛正在於此。一個政府部門，本當依法行政屬天經地義，但中國的媒體給全社會營造了一種價值，即：終於在形式上依法辦事了一回的鐵道部成了被普天下熱炒的英雄。在中國，政府部門及其所屬人員當英雄是何等簡單的事。

這種整體熱炒的現象本身就令人痛心，更令人痛苦的是，我的這些思考在當時是被視作是異類，不會被任何媒體所接受。二○○一年，十幾名博士，利用湖北省荒誕的引進人才政策，每人斂取了十萬元的不義之財，政府與媒體歇斯底里地展開了一場對高學歷人才的不誠信、不道德的批判。中國的媒體，挖掘正面價值的技術及能量是任何其他境外同行無法想像的，媒體清一色地盛讚政府大膽（而不是無知）的引進人才舉措。

另一個絕對的一致是，對高學歷人才不誠信、不道德的指責。對高學歷人才（權且這樣稱呼）不誠信、不道德醜行的批判大致上是正確的，但對造成納稅人錢財被騙之可批判因素中，媒體、專家、學者卻只盯着那群高學歷人才一混而上。我當即撰文指出，不誠信、不道德者略施詭計即能從政府那裡獲得巨額不義之財存在的本身，即說明不誠信及不道德源於政府。政府對納稅人錢財支配的任意 。

他們在支配納稅人錢財方面的不透明及絕對權力，以及他們支配納稅人錢財時，從不作誠信及道德風險方面的評估，這怎麼能帶來支配結果的必然符合誠信和道德呢！這樣的文章被多家報社拒絕，說是不符合主旋律。這樣的媒體，被這樣的媒體控制着的社會，豈有誠信和道德可言。

前年，中國人民銀行頒行了一個反洗錢條例，數天之內竟有五位專家、學者對之大唱讚歌，而事實是，無論是從立法資格角度，還是從那個條例所確立的極不科學的糾舉機制等立法技術角度，這個條例都存在許多結構 的殘，我在認真思考、研究的基礎上撰寫的文章竟沒有一家媒體願意刊發。令人不可想像的是，這篇文章在境外卻受到較高禮遇！制度的精心培育，使得不假思索地拒絕任何不同聲音（有時哪怕是純技術方面的）成了媒體的本能。

誰來關心家門口需要援助的同胞？

最近東南亞地區的海嘯之災，國際社會紛紛施援，中國政府及全社會在這方面表現不俗。我非常支持中國政府及公民對災難者的援助。中國的明星大腕悉數出，中國的媒體鋪天蓋地挖掘這種愛的偉大價值。我對這些明星大腕及媒體真愛之心有些別樣的看法。天災不可違，災後人道主義援助是一種需要，對這種需要予幫助是當然的。

但對人道災難的援助不應因人而異及因援助者的需要而異。中國的媒體、中國的明星大腕就生活在中國，中國由於強制拆遷及其他濫施公權者的殘暴，製造出數以 萬計的無家可歸的上訪者，在嚴寒緊裹着的北即數以十萬計。他們處境的共同規律是無家可歸且無任何生活來源，他們處境的、非人道的生存狀態比受災地區居民還要惡劣得多。

對災民而言，天災是一種可怕的人生經歷，而對那些我們的社會裡，由於人禍而致非人道境遇者而言，無家可歸、 衣少吃的非人道處境就是他們看不到盡頭的生活狀態。對他們而言，最危險的不只是冬季惡劣的自然條件，各地將他們已逼上上訪災難的地方惡吏對他們的抓捕才是最危險的。

每年的“兩會”或遇重大節日，每每聽到媒體之“全國人民喜氣洋洋”的聲音時，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們，每個“全國人民喜氣洋洋”的日子都是他們最不好過的日子，他們、“法輪功分子”及“六四”受害者的親人都要受到特別關照。尤其是“法輪功分子”及長期上訪者，在“全國人民喜氣洋洋”的日子裡被抓已成家常便飯（最近，福建泉州的一位三十四歲的博士後林燕清，瀋陽已慘死在看守所的四十八歲的王金鐘及湖北武漢三十七歲的倪國濱，他們的親人予我的來信中都有這方面的控訴，尤其是已死去的王金鐘，其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是每遇這樣的日子，必被抓）。

這些人當然也更需要媒體、大腕明星們獻愛心及給予他們人道主義的關愛及援助。對身處身邊的自己的同胞的非人道境遇無絲毫的觸，不能不讓人懷疑這種援助的人道色彩。寫到這裡，我想起了前階段德國一家電視台報導的，由於受廣州大學城的野蠻強拆之劫，導致了數戶農民無家可歸，無論是狂風暴雨下還是黑夜裡，那些本來有房的農民只有待在自搭的簡易帳篷中的非人道境遇。令人痛苦的現實是，正在為獻愛心大肆張揚的媒體及明星大腕卻沒有誰去關心這些家門口需要援助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