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常常为我们这个社会所谓的主流媒体的责任颓废、道德沦丧痛心不已，所谓自寻烦恼。前几年，铁道部的一个涨价听证作秀之举，让全国媒体雀跃至癫狂，但我的痛正在于此。一个政府部门，本当依法行政属天经地义，但中国的媒体给全社会营造了一种价值，即：终于在形式上依法办事了一回的铁道部成了被普天下热炒的英雄。在中国，政府部门及其所属人员当英雄是何等简单的事。

这种整体热炒的现象本身就令人痛心，更令人痛苦的是，我的这些思考在当时是被视作是异类，不会被任何媒体所接受。二○○一年，十几名博士，利用湖北省荒诞的引进人才政策，每人敛取了十万元的不义之财，政府与媒体歇斯底里地展开了一场对高学历人才的不诚信、不道德的批判。中国的媒体，挖掘正面价值的技术及能量是任何其他境外同行无法想像的，媒体清一色地盛赞政府大胆（而不是无知）的引进人才举措。

另一个绝对的一致是，对高学历人才不诚信、不道德的指责。对高学历人才（权且这样称呼）不诚信、不道德丑行的批判大致上是正确的，但对造成纳税人钱财被骗之可批判因素中，媒体、专家、学者却只盯着那群高学历人才一混而上。我当即撰文指出，不诚信、不道德者略施诡计即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巨额不义之财存在的本身，即说明不诚信及不道德源于政府。政府对纳税人钱财支配的任意 。

他们在支配纳税人钱财方面的不透明及绝对权力，以及他们支配纳税人钱财时，从不作诚信及道德风险方面的评估，这怎么能带来支配结果的必然符合诚信和道德呢！这样的文章被多家报社拒绝，说是不符合主旋律。这样的媒体，被这样的媒体控制着的社会，岂有诚信和道德可言。

前年，中国人民银行颁行了一个反洗钱条例，数天之内竟有五位专家、学者对之大唱赞歌，而事实是，无论是从立法资格角度，还是从那个条例所确立的极不科学的纠举机制等立法技术角度，这个条例都存在许多结构 的残，我在认真思考、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文章竟没有一家媒体愿意刊发。令人不可想像的是，这篇文章在境外却受到较高礼遇！制度的精心培育，使得不假思索地拒绝任何不同声音（有时哪怕是纯技术方面的）成了媒体的本能。

谁来关心家门口需要援助的同胞？

最近东南亚地区的海啸之灾，国际社会纷纷施援，中国政府及全社会在这方面表现不俗。我非常支持中国政府及公民对灾难者的援助。中国的明星大腕悉数出，中国的媒体铺天盖地挖掘这种爱的伟大价值。我对这些明星大腕及媒体真爱之心有些别样的看法。天灾不可违，灾后人道主义援助是一种需要，对这种需要予帮助是当然的。

但对人道灾难的援助不应因人而异及因援助者的需要而异。中国的媒体、中国的明星大腕就生活在中国，中国由于强制拆迁及其他滥施公权者的残暴，制造出数以 万计的无家可归的上访者，在严寒紧裹着的北即数以十万计。他们处境的共同规律是无家可归且无任何生活来源，他们处境的、非人道的生存状态比受灾地区居民还要恶劣得多。

对灾民而言，天灾是一种可怕的人生经历，而对那些我们的社会里，由于人祸而致非人道境遇者而言，无家可归、 衣少吃的非人道处境就是他们看不到尽头的生活状态。对他们而言，最危险的不只是冬季恶劣的自然条件，各地将他们已逼上上访灾难的地方恶吏对他们的抓捕才是最危险的。

每年的“两会”或遇重大节日，每每听到媒体之“全国人民喜气洋洋”的声音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他们，每个“全国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都是他们最不好过的日子，他们、“法轮功分子”及“六四”受害者的亲人都要受到特别关照。尤其是“法轮功分子”及长期上访者，在“全国人民喜气洋洋”的日子里被抓已成家常便饭（最近，福建泉州的一位三十四岁的博士后林燕清，沈阳已惨死在看守所的四十八岁的王金钟及湖北武汉三十七岁的倪国滨，他们的亲人予我的来信中都有这方面的控诉，尤其是已死去的王金钟，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每遇这样的日子，必被抓）。

这些人当然也更需要媒体、大腕明星们献爱心及给予他们人道主义的关爱及援助。对身处身边的自己的同胞的非人道境遇无丝毫的触，不能不让人怀疑这种援助的人道色彩。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前阶段德国一家电视台报导的，由于受广州大学城的野蛮强拆之劫，导致了数户农民无家可归，无论是狂风暴雨下还是黑夜里，那些本来有房的农民只有待在自搭的简易帐篷中的非人道境遇。令人痛苦的现实是，正在为献爱心大肆张扬的媒体及明星大腕却没有谁去关心这些家门口需要援助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