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还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说“过街天桥有一个很奇特的景观，你必须去看。”我到那一看，繁华的过街天桥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寻找高智晟律师”，横幅下面是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九岁的脑瘫病孩。

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办公室。这家人姓王，家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区。孩子三岁时患了当地牧区很流行的包虫病，部队医院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手术，导致脑瘫。之后他们多次到医院和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每一次都被赶出来。于是举家来到一千四百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找我。

听着他们的故事，看着孩子，我眼泪哗哗的。病童长得非常漂亮，可脖子却像面条一样，人要扶着，头能支起来，人要不扶，马上就耷拉下去了。如果这是我的孩子，我的生活不全部乱套了吗？我给孩子塞了两 块钱，并决定给他打这场官司。

新疆贫穷落后，新疆法官的保守在全国也是榜上有名的。我为此案四次往返于阿勒泰和乌鲁木齐，最终给孩子争取了十六万元赔偿。

杨伟国等不及胜利的判决

那几年像这样的案我处理过不少。还有一个民工的孩子叫杨伟国，三岁，到市场玩的时候，看到卖海鲜的摊上放着矿泉水，拿起来就喝了。原来那是黑心的商贩为了使海鲜看上去新鲜、有光泽而使用的烧碱水。孩子不懂，以为是饮料，当时就把整个食管烧得全部黏连在一起了。医院拿出一个方案说要做二十二次手术，要把整个食管全部切除，然后把小肠还是把哪一部分一点一点往上拉，一次手术拉一点。

孩子的父母在出事后紧急地跟小贩交涉，小贩拿出了一万块，还要孩子的父母打了个借条。给孩子做了两、三次手术以后这个家已经倾家荡产了，医院里有个医生建议他们到新疆去找一个叫高智晟的律师。这家人就拽着一个名字，没有电话，没有地址，到新疆找到了我。

这场官司对方的阵容是十名被告，十二名律师，非常庞大，因为他们各个是个体户，都有钱，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孩子又瘦又小的父亲。庭还没开呢，对方就故意放出风声，说他们跟当地的政法委、人大和法官关系如何如何，“姓高的想赢本案，如履蜀道！”

一开庭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理智，你们将给孩子赔钱，你们输的是钱；如果你们不理智，迷信那两个钱的力量，那你们将输掉道义和失掉钱。

我当时正在给新疆检察系统讲课，他们一听我是免费给孩子打官司，给我派了车。新疆电视台对这场官司一直跟踪报导，强力地支持了我，法院最终判决给孩子赔偿三十二万。

非常不幸的是，官司打赢了，杨伟国这孩子却因为耽误治疗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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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场官司都打赢了。正因为打赢了，我更有条件去评说它们。

从这几场官司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民众对道义和良知的支持。我也经常在各种场合谈到，这大概是中国仅存的一点希望。至于法律，至少它没有自觉的发挥作用。那些最终对受害儿童有利的判决，往往不是为了维护孩子的权益，而是慑于来自社会主流、非主流道义支持的能量，在新闻媒体反覆跟踪、报导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即使法律在这期间产生了作用，也是偶然力量的介入和偶然因素的刺激，最终迫使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这几年如果有一些成就感，那就是我支持了很多孩子，使他们因为我的代理获得了一些赔偿。某些持相反价值观的同行称我是“一条在全国各地拚命免费为人打官司的疯狗”，我觉得这话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律师，打免费官司绝对不是我的追求，而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接受”。它不是一个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接受的结果。当那些受害人、那些父母背着孩子万里迢迢找到了你，你了解了他们的痛苦之后，他们流泪的过程就是你流泪的过程，你还能有什么选择？你觉得你没有力量保护他们，但至少可以参与他们所谓“维权”的过程。仅此而已。

当然，那些案子也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尤其是前几年，全国各地这类型的案件来找我的很多很多。毫无疑问，不管我疯到什么程度，我不能全部接下来。